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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佛罗伦萨带来了许多照片，一整个壁橱满是黑白照片，爸爸现在喜欢拿着一些盒子，翻看里面的旧照片。它们使他想起了他一生中的故事。当我过来时，他正在看他在中国的照片。
蒂齐亚诺： 每个人都有一条贯穿于人生的道路，但可笑的是，你往往只有在快走到尽头时才意识到。你回头惊呼：“哦，看哪，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你活着的时候，往往看不到，但线索就在那里。因为你的所有决定、所有选择都是命定的。你以为你有自由意志，但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它们是由内在的某种事物决定，其中，首先就是你的本能；然后可能是印度朋友称为因果的事物，他们用它来解释一切，甚至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事物。也许，这个概念总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只能通过前世功过来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
福尔克： 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直到临终都无法解释的呢？
蒂齐亚诺： 我相信肯定有的。但回溯我的一生，我会说：“这一切难道不是有迹可循的吗？”我曾想当个律师，结果像小偷一样跑掉。后来我试图变成奥利维蒂这样的大公司里的经理，那里有我珍视的一切观念。不过，我的天啊！我还想从那里逃走，这简直是一种执念。为了逃走，我用了整整五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认定它是我的出路。所以，这都是有迹可循的。你看出来了吗？你瞧，我本来是谈奥利维蒂的经历，然后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上谈到了越南……
福尔克： 而且你还获得了去纽约学习的奖学金。可是，美国人怎么会选择一个像你一样的左派人士呢？
蒂齐亚诺：
他为哈克尼斯基金会
招募欧洲青年，使得美国将来可以依靠这些人建立国际合作。
很明显，不是吗？当时美国正试图吹嘘意大利偏向左派，或者说实际上，欧洲都是偏向左派的。美国人很擅长确认谁会成为未来的领导者，简言之，谁将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先锋的角色。每年，他们都会在各个国家捞取五六个人才，然后对其施以各种优待，把他们带到美国，进行美国化的教育。想想看，其中有我；有新加坡的林苍吉，他后来成为亚洲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有威廉·肖克罗斯，他撰写了《插曲》（Sideshow），这是有关印度支那战争最重要的书之一；还有意大利共和党领导人乌戈·拉·马尔法
。还有许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的人。其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所在的社会已有一定的声誉或地位。但让人意外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这些人中，除了一对夫妇，其他人到美国后甚至都变得比以前更倾向左派了。
福尔克： 他们给你们的待遇是什么呢？
蒂齐亚诺： 我们一到，他们就给了我们工资，还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任何东西。不过，那些选择了我的人可真是倒霉，我完全没有被美国化，反而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用他们的钱，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
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前往美国，但最终还是对它失望透顶。当然啦，我生活得很好，他们付钱给我，我还有车，但是如果看看四周，我们距离黑人社区哈林区仅一步之遥，当时，那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社会，充斥着暴力与不公。
福尔克： 种族歧视是针对哪些人群呢？
蒂齐亚诺： 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在1967年那会儿，天啊，黑人的遭遇真是骇人听闻。
我们到那儿后最先接触的就是黑人。你妈妈在黑人革命者所在区做义工，我们与黑豹党
取得联系，成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朋友。但是他们同样让我们大感失望，因为黑豹党的领袖们只想从我们这儿获得佛罗伦萨制造的鹿皮鞋。我们要找的是革命者，但发现的只是一些傻瓜。
种族歧视是美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的整个制度都出现了问题。美洲印第安人说得好，那些红皮肤的老人曾经说过：“我们每赢得一场胜利，都是一次屠杀；他们每屠杀一次妇女和儿童，就是一场胜利。”
而且一向如此。当白人抵达这片大陆时，坚信上帝已将这片土地托付给他们，坚信他们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力，一路屠杀，消除障碍。他们有继续前进的权力，所以屠杀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他们骨子里的残忍。所有这些声明，比如《人权法案》，又有什么用呢？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社会中，有一种疾病根深蒂固，他们有被上帝抹圣油的习俗，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完全不会尊重其他人。
现在，伊拉克遭受的事，并非第一次发生。
今天，美国一如既往地对其他种族具有歧视性。非但如此，美国还向所有去那里的人宣扬并利用自由主义，而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公正的国家。总之，我看到的美国就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消极的，今天，一切却被扭曲，再也不能发表什么看法，因为其他人会对你说：“啊，你竟然反美！”
那些岁月，黑人与白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也经常上演。
至于你，福尔克，你差点就在古巴出生。因为我不想把我的儿子生在美国，而且当时，我们已经与联合国的古巴代表取得联系，从而获得两张签证，所以我们想去哈瓦那把你生下来。
福尔克： 然而我出生在纽约。你们还想给我取名叫毛，是吧？但是登记处的人说这个名字不可使用。
蒂齐亚诺： 所以你没有叫毛·泰尔扎尼。
我们曾经的美国朋友都是左翼分子。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却最终收获了惨败。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梦想是成为切·格瓦拉。其中有位女性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卡罗尔·布莱特曼，她后来成为“风云女性”
的领导人。我们的另一个好朋友约翰·麦克德莫特，他创建了《越战报道》（The Viet Report），那是美国境内最为反战的报纸。还有约瑟夫·J·雅各布斯，他因炸弹攻击而入狱。
不要忘记，在那个年代，世界被资本主义，被美国的独裁所摧毁。那也是拉丁美洲最可怕的年代，最恐怖的独裁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些国家，好像置身于自己的后院，完全不尊重他人；美国资助训练有素的部队，使反对美国的人消失，就像阿根廷军政府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时期那样。
然后，我们在纽约时，切·格瓦拉被杀了。当我们在《纽约时报》读到那则消息时，我和你妈妈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那种景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福尔克： 那些年发生了多少事啊！
蒂齐亚诺： 那是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时期。1968年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巴黎在燃烧，人们在街头革命，丹尼尔·康——边迪是法国学生起义的领袖，每天在学生和警察之间都会爆发冲突。他们的口号是“想象力当权！”知道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很伟大的启发，这种精神在如今早已不见。我对没什么信仰、没有理想要为之奋斗的年轻人怀有某种同情和怜悯之心。他们把兴趣转向了足球、时尚、摩托车、运动。现在，你能想象一个年轻人的灵魂，或者说一个年轻人的希望，应该与对足球队的热爱联系在一起吗？有些东西回不来的。让我们想想那些因为切·格瓦拉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然后你再判断切·格瓦拉究竟是一个正确或错误的政治家，但毋庸置疑，他自有他的伟大之处。
福尔克： 因为他的社会贡献吗？
蒂齐亚诺： 因为他在寻找正义。那时候，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看到的世界都是不公正不公平的。而有人在与这些不公正不公平进行斗争，这就很令人崇拜。
福尔克： 为什么你那么想要研究中国？
蒂齐亚诺： 我一直在寻找西方世界的替代品，也就是说，我在寻找一种我认为不同的模式。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中文系。当时，这所大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拥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行家。对我来说，在纽约的那两年，我一直在对另一个梦想中的社会，对另一个不同的社会进行疯狂的探究、多方面地学习，至少学习了不少书本上的知识。
当时，中国以一种非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自己。抵达西方的代表团都穿着类似的服装，严肃认真，而且非常投入。他们以多种语言出版的刊物，例如《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和《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
，描述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还配有彩色照片。如果你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物质主义者，那么在你的世界中，一切都与金钱利益挂钩，而中国则是一个另类的社会：工厂的工人们会在休息时讨论深层的问题。对于来自奥利维蒂的我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奥利维蒂曾尝试类似的事情，不是吗？你再想想像菲亚特这样的大型工厂，每个人都在那里奋力干活儿，“噔、噔、噔”，就跟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展现的一样。
书本上给我们描述的中国，是一个工人们不以谋利为目的而工作的中国。他们以票券购物，而薪酬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道德上的奖励，比如荣誉勋章。这种新人类的景象——人们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也因为他们参与了一份伟大的事业，不能不令人着迷。这就好比你是人民的榜样，你之所以努力工作，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做到了，当我们终于去了那里后，也亲眼看见了这一切。尽管不如预期一般美好，但人们的信念一直都在。
大庆油田的工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他们睡在积雪深挖的洞中，只为了建造日后可以让中国崭露头角的油井。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领的薪水比在工厂多，而是因为，为中国的发展而努力是一种荣耀。
福尔克： 真的是个新社会。
蒂齐亚诺： 是的，他们想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不公正的现象会得以控制，并保证曾经极度贫穷的人民群众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且，通过我当时的阅读，我也能体悟其中的意义。因为有“大锅饭”，所有人都吃上了饭：去公社工作的人，每天都有一碗米饭、一些蔬菜。尽管算不上丰盛，但对于长久以来都存在饥荒的国家来说，这也算得上一个成就。
然后，有人会嘲笑那些穿着蓝色中山装的中国人，就因为他们都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鞋子。但你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我的照片就可以看出，即使在赤贫的地方，政府都设法给人最低的保障。我们也是一样，刚到中国那会儿，想买中国的棉裤，就得拿着布票去买。我们不能因为有钱就去买20条裤子，只能买一两条。我要指出的是，政府保证了一个劳动人民——工人、农民，能够穿上衬衫、外套，外加一条裤子和一件蓝色布衫，虽然不好看，但它很体面。别忘了，还有帽子和鞋子。不过由于是纯棉材质的，衣服容易被打湿，但这样已经很好了。后来，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人们的愿望是买得起“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那是一个没有人想要奔驰车的社会。
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有难以置信的吸引力。
说到这里，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在我的那些文件里，如果你翻找一下的话，会找到一些用Lettera22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黄色的纸，那本来是要写成一本书的，它没出版，那是本有关中国的书。
福尔克： 我都不知道这回事！
蒂齐亚诺： 写的都是对他们的赞美。
现在，你知道了。不过我要反复强调下：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任何政党。但是中国让我着迷，尤其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历史是无情的，它会把一些事情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我说过，如果你回头看，会发现当时不仅有伟大的变革和进步，也有过错。有时候，是一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错误。但总之，如果你读了我们后来经常聊起的“红宝书”，你会发现，它的文字很有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乡下，只能勉强理解大意的农民来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对人生的引导、真理和令人感到宽慰的人生观，能给他们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
咱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我就坐在图书馆里读这些文章，而外面，正值反对越南战争的大潮——我也参与过。所以说，我对中国的迷恋是可以理解的。那之后，中国也风起云涌，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时候是思想狂飙的年代，所有在纸上的理论看起来都是有道理的，也正是我感兴趣的。
但是我没能说服我自己：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我从来不是一个信仰论者。当我们回到意大利三个星期后，我想去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出版那本书。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把它发表出来。那时候，中国是一个农业化的国家，有着几亿农民，每个人的着装都一样。士兵的穿着和农民也很接近，只不过他们不是蓝色的衣服，而是绿色的，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军衔标志。
福尔克： 啊，没级别之差？
蒂齐亚诺： 没有，但军官们的口袋里会配一支笔，因为他们识字，会书写，由此可以作出区分。朝鲜战争是在美国人不知道军官是谁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他们在俘虏军队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样的鞋子、同样的衣服，所有的帽子上都只有一颗红色的星星。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打扮。你怎么会不对此吃惊着迷呢？
因为我很好奇，所以我成为一名记者，所以去学习中文，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我当时什么都不在乎。我就是想去看看那个世界，我想去中国。
当时在美国，甚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或代表。因此我和你妈妈一道，开启了一趟想都不敢想的行程。我们去了加拿大，那里还算独立。在蒙特利尔，中国有一个独立的经济办事处。我们去探访那里的工作人员，请求他让我们去中国，去教意大利语也好，去当厨师也好。可惜的是，他最终也没给我们办成。
福尔克： 这么辛苦！
蒂齐亚诺： 在美国，我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每周，我都会在阁楼上为《星盘杂志》写很长的文章，就是费鲁奇奥·帕里主编的那本优秀的独立左派周刊。
费鲁奇奥·帕里曾经参加过游击队，他生得英俊潇洒。还在奥利维蒂工作时，我就开始撰写有关南非的文章，刊登在他的报纸上。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我出发去美国时，他在参议院接待了我，并对我说：“我恳请你把这些文章写下去，我会特别开心的。”我在两年的时间里，每周写些有关美国、选举、黑人、反对越南战争的文章。我还写过华盛顿游行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遭遇暗杀的文稿。
我想强调我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新闻的意义。于我自己而言，我对新闻界的认知有了变化，已经不再是那种早期狭隘的想法了。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我绞尽脑汁写了那篇关于南非的文章。我渐渐意识到新闻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重要性，我不再将其视作年少时，通过做体育记者所接触的体育新闻业——由失败者创建的没什么用的报刊。自从我开始撰写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后，比如关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时，我才发现记者工作对我的意义。我发现，新闻业对行动力的要求非常适合我，它要求出差旅行，这恰恰也是我喜欢的。
但从事新闻业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我不得不承认美国在这一点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研究中国使我意识到新闻业的迷人之处，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经常阅读《纽约时报》，现在这份报纸依然很有价值。我意识到去收集、整理人民的意见极为重要，因为要想成为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首先必须能够说出一些读者无法自我表达的事情。
在我看来，在纽约的这段日子的确至关重要。你能想到吗？我还在《纽约时报》实习过！我没有学过新闻学，我当时在研究中国，学习中文和政治，但是新闻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美国时，我对这些美国的报刊十分崇拜，一些人让我感受到，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此诞生了。这是美国美好和慷慨的一面——对权力的无畏。
我还记得，当时我全心全意地阅读像詹姆斯·赖斯顿、沃尔特·李普曼这样敢于挑衅权力的人的文章，在那时候这叫作“蔑视权力”。这十分符合我的作风。我感受到我拥有了属于自我的空间和使命。
然后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了《纽约时报》，介绍说自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等等。我请求在他们那儿待一个星期。那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周，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在新闻部和外事编辑部之间走动。在那里，我有了一个奇妙的发现。我自己清楚，写作对我来说很困难，我那会儿是真的写不出什么东西。当然，今天写作对我来说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发现在编辑部有扇门，经常整个下午都关着，我问道：“那里面待着的都是谁呀？”“啊，那里面是詹姆斯·赖斯顿！”詹姆斯·赖斯顿就待在那个房间里五六个钟头，就为了写那120行字。天哪！如果早上你读他的文字，会发现他写的东西似乎都是最简单的，愉悦、没有痛苦，但就为了这豆腐块文章，他可是花了五六个小时，这让我宽慰了许多。
就这样，我一边在美国生活学习一边研究中国。读了些我钟爱的经典作品，这使我成为埃德加·斯诺的狂热仰慕者，对我来说，他是传奇人物。我读过他所有的书和文章。像《红星照耀中国》这种纪实类型的书，正是我想写作的，哪怕这辈子能写个20页便知足了。在去中国之前，我会读读他的报道。他真是一位非同寻常、饱受苦难的人。他把让美国了解一个遥远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想想看，他要让美国人了解1940年及1945年的亚洲，甚至是去了解毛泽东！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败，因为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和它的历史。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世界的历史将大不相同。
那时我才意识到，埃德加·斯诺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动力。我梦想成为像他一样的记者，在权力规则之外，以非常规的方式寻找真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真理或许不存在。但在那时候，它对我来说，却是如此重要。然后，我开始为《明镜周刊》
撰写文章，它在德国拥有600万读者，上面所写的内容都可能改变大众的看法。这在我看来，无疑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蒙蒙细雨，我们坐在禅修室—
—
爸爸的小木屋里。屋子里挂着藏族风格的图案。在他床的上方是大黑天神
的画像，这象征着死亡。妈妈端着一盘蒸土豆进来了。
蒂齐亚诺： 安吉丽娜，谢谢。我一点儿也吃不下，连剥土豆的力气也没有。
爸爸倒了一点儿油，然后用叉子把土豆切开。
这硬得跟木头一样。你吃吧，这块。太硬了！
安吉丽娜： 硬吗？
蒂齐亚诺： 有普通的土豆吃吗？熟透了的？
安吉丽娜： 蒂齐亚诺，你尝尝吧。奥西塔的土豆就是这样，外面比较软，里面是硬的。
蒂齐亚诺： 唔。
爸爸今天不太舒服。他没睡好觉，胃胀让他很难受。
福尔克： 今天不用工作了。也许晚些时候吧，大概四五点我们再接着聊。或者我们就轻松一点，随便聊聊宇宙什么的，闲聊一番也罢，不用局限于什么主题。
蒂齐亚诺： 这倒是清闲。
安吉丽娜： 有其他选择吗？
蒂齐亚诺： 没有其他选择。其他选择就是闭嘴。
他笑了。
福尔克： 你应该留意到，电话没响过。
蒂齐亚诺： 是的，太好了。能如此清净，真好。
福尔克： 他们打电话来，我回答得很巧妙，不，蒂齐亚诺不在。他隐居了……不，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也许几个月，也许再久一点……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不，不用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不会回电的。
他笑了。爸爸又吃了一个奥西塔土豆，据他说都一样糟糕。
蒂齐亚诺： 你来说吧。讲故事给我听，逗逗我。我都逗笑你们好多回了，都是我！
妈妈笑了。
福尔克： 爸爸，你还要吃吗？
蒂齐亚诺： 不要了，后背发冷。你都不穿件外套吗？
安吉丽娜： 你儿子就是个苦行僧。我们穿得比你多多了，福尔克。
蒂齐亚诺： 我们哪里是什么苦行僧啊。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笨蛋。
福尔克： 苦行僧不会感冒！
他笑了。
这是我朋友卡卢·巴巴赤脚在雪地上行走时说的。我们要向他学习。苦行僧不会感觉到冷，这是他们的戒律之一。可这说到底只是一种幻觉。
蒂齐亚诺： 连肺炎也是幻觉。
福尔克： 这不一样。不过他们真的披着一件袈裟就能翻山越岭。
安吉丽娜： 我们的僧侣穿得也很少。但牧师就穿着厚厚的大衣。
蒂齐亚诺： 唔。后背一直哆嗦，天啊。
安吉丽娜： 这么冷吗？
蒂齐亚诺： 这时候应该来部短一点的电影放在我面前，好让我凝神静气。
安吉丽娜： 蒂齐亚诺，你把煮的苹果吃了。还热乎着。
蒂齐亚诺： 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
福尔克： 《玛戈皇后》挺好看的。
蒂齐亚诺： 玛戈皇后是谁？里面有死人吗？
福尔克： 有，多着呢。
蒂齐亚诺： 啊，那正合我意。
福尔克： 而且，讲的是法国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大屠杀。发生在16世纪。所以说这是部好片子。
妈妈嘲讽地搓了搓手。
安吉丽娜： 嗯！
蒂齐亚诺： 挺好的，不过这不是你看的，安吉丽娜。你看不懂的，因为你从来都弄不清凶手是谁。
福尔克： 凶手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蒂齐亚诺： 是，当然啦。
福尔克： 那是一部优秀的影片，真可以看看，得了不少奖呢。
蒂齐亚诺： 喔喔喔。
他看起来在和屋子外面的某个人说话。
妈妈，我来啦。欸，等等我！我外祖父也在吗？
福尔克： 你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吗？你可以和他一起研究一下家族史了。
爸爸大笑着。
蒂齐亚诺： 外祖父去哪儿了？
福尔克： 我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他呢，有时候，我对我的出身一点儿也不了解，可以找他再验证一下。
安吉丽娜： 怎么验证呢？
福尔克： 我们走到每个人面前问：“你爸爸是谁？”一直问到猴子为止。
蒂齐亚诺： 喔喔喔。
安吉丽娜： 你感觉怎么样了，蒂齐亚诺？
蒂齐亚诺： 我爸也在吗？你们想怎么处理我的尸体呢？
我吃完食物了。
福尔克： 在花园里烧掉。
蒂齐亚诺：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只不过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被抓起来的。
福尔克： 那就弄个篝火。
蒂齐亚诺： 这个好，可以放在河上！
安吉丽娜： 我的老天！
福尔克： 然后你坐在一棵树上，在那儿望着。
蒂齐亚诺： 唔。你们想把它拾掇成什么样子呢，一场告别式吗？别笑，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福尔克： 还是你说吧。至少到那一步你还可以自己决定，对吧？
蒂齐亚诺： 是你们的差事啦！
福尔克： 不，还是你自己的事。身体是你自己的。
蒂齐亚诺： 不，不。丧礼也好，篝火也罢，仪式只是用来治愈悲痛的。
他笑着说。
安吉丽娜： 快吃吧。
蒂齐亚诺： 别催啦，你可真是个索命鬼。
他露出讥笑的表情。妈妈把剩下的土豆给了他。
不要了，够了。我吃不下了。
福尔克： 谈及葬礼，我想起了我遇到过的最古怪的那次。
蒂齐亚诺： 谁的？
福尔克： 那个尿在自己身上的法国记者。
蒂齐亚诺： 啊，他啊。你那时候去了？
福尔克： 嗯，我记得所有人列队走到打开的棺材前，向里面看。当轮到我时——我那会儿还小，我突然笑了起来。那张板着的脸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尴尬得不得了。为了不引起公愤，我只好赶紧跑出来。与此同时，在那场庄严的仪式上，其他人都沉默地在他的棺材前排队行礼，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他们的脸……
蒂齐亚诺： 都在装作严肃。
福尔克： 而我几乎无法克制笑意。可以肯定，他是一位挺不错的先生，但是被放在那儿，放在那只盒子里，那样看着我，就像一只癞蛤蟆。
所有人都笑了好一会儿。
蒂齐亚诺： 我希望自己能慢慢消失，无人知晓。过了几个月，有人打电话来问“蒂齐亚诺最近好吗？”“啊，你不知道吗？他走了都有一个月了！”
福尔克： 要是你真的想要这样离开世界，还是有办法的。
蒂齐亚诺： 快，快告诉我！
福尔克： 那是一些僧侣的方法，绝棒的法子。你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半闭着眼睛，没人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死去。
他笑了。
当我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那座寺庙时，他们告诉我一个老僧人的故事。他死后，保持坐姿，坐了两个星期，在被人带走前倒都没倒过。这件事在当地制造了麻烦，因为根据法国法律，将尸体留这么多天是非法的。但是当地警局的调查人员到达后，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非常特殊的案件，因为那名僧人虽然在医生看来是死了，但并不完全像一具尸体：他仍然昂着头，而且房间里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于是他们把他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他完成冥想。
蒂齐亚诺： 嗯，我在《旋转木马又一圈》里也提到过，禅修大师葛印卡在泰国苏梅岛也有过类似情况。他们只是给他戴上了墨镜，因为他的眼球快要掉出来了。
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儿，坐在一个柜子上，戴着太阳镜！
他笑到几乎没法说完这段故事。
安吉丽娜：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蒂齐亚诺： 是啊，是啊，但我非常喜欢这个假设。问题是，如果我感觉太疼的话，那就糟糕了。
福尔克： 重要的就是没有疼痛，因为它们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摆脱痛苦的关键是脱离身体，成为旁观者。
蒂齐亚诺： 是啊，那是肯定的。
福尔克： 我知道你被疼痛摆布着。要想摆脱它，一定很困难，但你还是要去尝试。就像我们先前说的苦行僧关于寒冷的体验一样。我曾向一个我最喜欢的苦行僧请教。他可真是一个疯狂到应该被绑起来，但又十分有趣的人，他向来自由自在，总是赤脚爬雪山，没有鞋，没有钱，没有计划。我问他：“在雪上走，你不冷吗？”他回答说：“不是冷。是‘嗒、嗒、嗒、嗒、嗒’。”体会一下这种感觉，相比于说“现在我很冷，我得多穿点”，说“现在我感觉到了‘嗒、嗒、嗒’”，就好像它们是脚下踩到的小针，这就变得有趣了。他们通过这些练习来使自己慢慢变得更强。
安吉丽娜： 真有意思。
蒂齐亚诺： 我认同一部分。比如我今晚得了胃痉挛，我知道该怎么做，对吧？你集中精神，想着疼痛处，想想看它们是正方形还是圆形，是红色还是黄色。
福尔克： 啊，这个挺好玩的！你学会了吗？
蒂齐亚诺： 对于疼痛，你要自问一下，它是怎样的。你的那位朋友把它描述为“嗒、嗒、嗒”的声响。而你要问，它是方形还是圆形，是不是有声音，是有拍打的感觉还是没有；如果它有颜色的话，是什么颜色。这样，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一点。但如果疼痛感很强的话，到了某个时刻，就会让你忍无可忍。实际上，我昨晚差点疼到叫醒你。
安吉丽娜： 那你怎么没叫醒我？
蒂齐亚诺： 没必要，你瞧啊，不也就好了。
福尔克： 我昨天翻看了你装在盒子里的照片。那些遭受酷刑却不吭声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蒂齐亚诺： 信念啊。
福尔克： 嗯，如果开始尖叫，那就完了。他们必须脱离自己。
蒂齐亚诺：
我觉得其中还是有点不同的。重要的不仅仅是心理作用，还有意志上的坚定。你要知道，背叛是一件大事。没人想这么做。你想想看，纳粹在佛罗伦萨用拔指甲来逼供游击队员，而游击队员呢，就这么让他们拔下来。我强调下，是把指甲都拔掉！在那些名为特里斯特楼
的地方。
福尔克： 太疯狂了。这要有必死的决心啊！不，根本就是死了都比活着强。
蒂齐亚诺： 嗯。就是为此，他们才不让你就此死掉。
福尔克：
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的游击队就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对吧？他们把小瓶氰化物挂在脖子上，一旦被政府军俘虏了就咬开它。
蒂齐亚诺： 你还记得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存在凌迟这一刑罚吗？但家里有钱的话，就可以买通刽子手，让他一口气把人给杀了，然后再剐千刀。
福尔克： 啊？原来是这样的！
爸爸气喘了一会儿。
蒂齐亚诺： 我感觉自己的肺部都变小了。肚子特别胀。
福尔克： 你真的是一次尝遍所有苦头啊。你对疼痛还没习惯。
蒂齐亚诺： 我动过很多次手术，从小时候开始，开过很多次刀。
安吉丽娜： 福尔克，你是害怕的，对吧？
福尔克： 我的天哪！
蒂齐亚诺： 你的妹妹什么时候生孩子？
福尔克： 就快了。随时都可能生出来。
蒂齐亚诺： 真好。
福尔克： 他们想起什么名字来着？
安吉丽娜： 尼科洛。
福尔克： 啊，好名字！很多佛罗伦萨人都叫这个名字。
安吉丽娜： 和马基雅维利同名。
蒂齐亚诺： 现在我要和我的身体说说话。我得在这世上再多待一会儿。
安吉丽娜： 就是！你不会想在外孙刚出生后的第二天就离开吧？不，不，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蒂齐亚诺： 我可以在他出生的前一天离开，这样正好在他身上转世。
他笑了笑。
福尔克： 遗憾的是，我认为转世只会在受孕时起作用，而不是在出生时。你已经迟啦。
蒂齐亚诺： 你说得对，现在我要坐到那边去，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安吉丽娜： 让福尔克把《玛戈王后》给你放上。
蒂齐亚诺： 对不起，我今天精疲力竭了。
安吉丽娜： 给你倒杯热茶，要吗，蒂齐亚诺？
蒂齐亚诺： 晚点儿吧。
他若有所思的样子。
想想看，他是最伟大的记者之一，还主导了一份报纸的变革。然而大家对他的印象却是尿裤子的人。
他笑了。
但世界就是这样，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