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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克： 让我们继续这段伟大的旅程吧。
蒂齐亚诺： 我很喜欢你把这看作“伟大旅程”的想法，是的，这是生命之旅，但它也是一段时代的旅程。我会极尽真诚，向你诉说整个故事。我觉得真诚是你得珍视的唯一品质。我们不在这儿吹嘘，也不矫饰。想来，我这一辈子都在咬文嚼字，华丽的辞藻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但我想说的是现实，是辞藻背后赤裸裸的现实。这也是我所做过的许多事情的意义所在。
那个，我们昨天讲到哪里来着？
福尔克： 你去了比萨师范学校。但你为什么去读法律呢？你不是想做一名记者的吗？
蒂齐亚诺： 没错，我一直都希望成为一名记者。我记得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骑着小型摩托车，戴着记者证，追在运动员身后的那种喜悦。佛罗伦萨那时候像个迷信的老太太，而我是一名与这座城市无关的高中生。星期天，我从不会到资产阶级组织的聚会那里蹦来跳去。一到点，灯光熄灭，大家互相亲吻，有时候在你家，有时候在他家。你妈妈总记得，在我们认识前，在那样的舞会上她听人说过：“蒂齐亚诺或许会来吧，可能今天蒂齐亚诺会来。”但他们从没见过我，因为我骑着我的小摩托去工作了，去做我想做的事：报道比赛。福尔克，我正沿着他们的跑道跑呢。
福尔克： 跑道？
蒂齐亚诺： 不对，是阿贝托的自行车道。我骑着小摩托，沿着赛道，为《佛罗伦萨早报》写一篇报道。我仍然记得那种快乐，力量来源于我脖子上那张写有“记者”两字的卡片。我去过山里的小村落，向市长，向赛事组织者介绍自己，他们叫嚷：“请入座，这里是记者席！”这声“请入座，这里是记者席！”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我可以站在最前线，站在事情的现场，那是我的权力！我有权在前线，去瞧瞧指挥部里发生了什么。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也是一个糟糕的职业、一个花瓶般的职业，其中充斥着不劳而获。被推荐来当记者的都是牧师的亲戚，还有那些拿不到毕业证的人。谁要有一个做神职工作的叔叔，就可以被推荐去民主党的报社工作，而一旦进去，就等于拿到了铁饭碗。我认识这些人，因为当我为《佛罗伦萨早报》工作时，他们就是我的主编。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念比萨师范学校——一所难以想象的好学校。我念了法律，我的同学们是像朱利亚诺·阿马托的这类人物，他后来当上了意大利总理。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跟随命运，而命运在我踏入了师范学校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么成为一名学者，要么成为一名政治家。由于这一原因，我那几年时间都没有考虑过做一名记者。
福尔克： 那为什么选择学法律呢？
蒂齐亚诺： 很简单，我是个穷人，我想要对抗有钱人，捍卫穷人的利益；我是弱者，我想要对抗权势，捍卫弱者。而当时，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当律师，这样就可以运用法律为穷人辩护。
福尔克： 但你是从哪里看到贫富间的不公的呢？
蒂齐亚诺： 它一直都存在！我的父亲和贡迪侯爵一家……它就在我的周围上演。我父亲从早到晚地辛勤劳作，还无法将家用维持到月底。可是伊莎的父亲开着汽车来接女儿，让我在他们漂亮宏伟的别墅里订婚，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做？
再者，那些年，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福尔克，你不要忘记，意大利那时候差点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情局、美国人和教会利用数十亿美元来操纵意大利的选举。这两个阵营，民主党和共产党，双方抵抗到底。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试图刺杀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
。对了，我必须给你说一件绝妙的事：我父亲，原来他有冲锋枪！
福尔克： 祖父有冲锋枪？
蒂齐亚诺： 也不能说是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说：“让开，我们可要拆墙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让墙内企图发动革命的人放下武器。我不知道墙内的人是谁，但从那天起，我的心就在那里，而且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你得理解我。我呢，因为从小就听过父亲的那些反资本主义的话语，我无法想象我所生活的西方社会，也就是我所喜爱的西方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典范。资本主义、民主、我们的自由社会，会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参照的模板吗？这真是荒唐！“全球化”这个词当时甚至还不存在，它是几年前才出现的，但过程就是这样。
我想向你解释：我们这一代，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会阅读马克思，就跟阅读维克多·雨果一样正常。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战后，欧洲已被摧毁，满目疮痍；贫穷随处可见，城市亟待重建，即便是佛罗伦萨，桥梁业已坍塌；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和平，找到能够保障欧洲和平、不再发生战争的制度。之后，这样的制度也确实到来了。当然，想法很重要，但也需要物质。我们谈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偶然，恰恰因为它是物质，有其化学和物理的定律，也有其历史规律。有人认为，“社会问题”可以被操纵和影响，就像化学反应可以让物质产生变化一样。
于是，物质的主题是人，而原料则是社会。因此，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改变社会的可能。至少在我这一代人中，没有别的想法。我想起我的同学，我们都在学习。那些读书的人、那些学政治学的人、那些学医学的人、那些研究经济学的人，都是为了给社会做出贡献。人们学习，是因为想要学习，我们仿佛被赋予一种使命，一种让我们的社会运转的使命，为了改变病了的、被破坏了的、不公正的社会。有人想成为一名律师，来捍卫穷人的利益；有人想成为政治家；有人想成为外交官。没有人像今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去上学是为了成为金融顾问。这在当时，甚至是不存在的职业。我们的理想和抱负，并不单纯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态度，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觉得自己像精英，感到能够学习是一种恩惠，而且顺其自然，我们也想要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当然，学习本身也是我们的兴趣爱好，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所有人学的，都是我们想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事情。
当时，有两种伟大的思想：毛泽东和甘地。年轻的我，怎能不被拥有如此广阔社会基础的人们所吸引？他们进行着数亿人的社会实践，因为那里不是安道尔，不是康帕内拉太阳城，那是中国，是印度！坦白来说，我没法不被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并非基于利益、金钱的社会的人吸引。
因此我阅读甘地的著作，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他们谈论的是“社会性的工程”。他们在进行某种改造社会的伟大创举，就好像你通过遵循某些标准，来建造一座桥梁。你可以重建社会，想办法使它重新站稳脚，并稳固它。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如何改变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得明白，福尔克，这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我生来贫穷，不得不挽救这种贫穷，但不是经济层面，而是社会性的改善，需要整个社会的担保。这才是我生命的追求。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个模型不适合直接搬到西方社会，它只适用于第三世界。人们时常谈论第三世界，也正是那时候，非殖民化的时代到来。我们认同第三世界，反对资本家，我们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与无产阶级一道。这是我们社会救赎的一部分。我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一起，正如他在《糟糕的土地》
（Dannati Della Terra中揭示的那样。
那是非殖民化的时代。你想想看，那都意味着什么？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会面时，丘吉尔努力尝试让罗斯福参战，罗斯福不假思索地就说：“好吧，那我加入。”而他让丘吉尔签署的条款是，如果美国加入战争，帮助英国反对纳粹主义，那么战争结束后，英国要放弃所有的殖民地。丘吉尔假装没有意见，其实他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但历史，迫使他不得不妥协。
我的这一代人，见证了大英帝国的终结，殖民者一个接一个失去了他们的殖民地：荷兰、法国，特别是英国。老天，你能想象吗？全世界都在上演巨大的社会变革。我们的想法更为强烈了，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社会各个事件的历史规律，就可以进行干预，使这些新社会成为更公正、更先进、更现代、更社会主义的社会，你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福尔克，有多少例证啊！你可能不会知道。例如在法国，曾发生过一件空前的大事，参与其中的包括像亨利·阿莱格这样的作家。他写作了一本著名的书《问题》，这本书揭露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对叛乱分子实施酷刑的秘密。阿尔及利亚人做了在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恐怖主义的事情，他们在巴黎的咖啡馆投放了炸弹。这样的行为迅速引发了战争。而恐怖的酷刑记录显示，指挥法国军队的马苏将军犯下了罪行。在加缪等知识分子的敦促下，法国最终撤兵，阿尔及利亚以极大的尊严赢得了独立。
福尔克： 你认同那个年代的激情：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西方列强被驱逐，你们看到了建立新型社会的可能性，那是一种替代以西方为代表模式的发展模式。
可苏联呢？苏联难道不是如此？
蒂齐亚诺： 那是另一种情况。
福尔克： 什么情况？
蒂齐亚诺： 如果你回忆一下，在1958年，在苏联，前领导人的历史地位被重新定义。继匈牙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东欧又发生骚乱。很明显，苏联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模型。
福尔克： 那么美国呢？
蒂齐亚诺： 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美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那时候，越南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与我们梦寐以求的正好相反。你不要忘记，我和切·格瓦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福尔克： 啊，那个年代。
蒂齐亚诺： 还有，那个大胡子的传奇人物，那个有着蛮好的家庭背景的律师……
福尔克： 菲德尔·卡斯特罗？
蒂齐亚诺： 正是他，他领导一帮革命者，反对独裁者巴蒂斯塔的亲美政权。更有趣的是切·格瓦拉，这位真正的斗士，他出生于阿根廷，试图解放整个拉丁美洲。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曾任命切·格瓦拉为工业部部长。而切·格瓦拉后来再次动身，离开古巴，因为在拉丁美洲，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亲美的独裁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T恤上会印着他的脸，即使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英雄，而且他的死亡已成为传奇。后来他的日记出版，它是你能读到的最感人的东西。而我们，和这些英雄一起长大。
抱歉，福尔克，我得停一下。我想去床上休息了，今天状态不太好。
福尔克： 歇会儿吧。一会儿再继续。
爸爸站起来，缓缓走到庭院后面的禅修室去了。他很容易感到疲乏，但我们也不着急。日子在这里显得很长，更不会被打扰，电话几乎从未响过，也没人到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
蒂齐亚诺： 福尔克！哦，福尔克！
福尔克： 你做了什么美梦吗？
蒂齐亚诺：
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如果这世上有天堂的话，就是这里，这里，这里啊！不在克什米尔，也不在孟买夏立马尔酒店的花园。
福尔克： 这句话谁说的？是莫卧儿帝国的哪个国王吗？
蒂齐亚诺： 是的。嗯，真好，刚刚那一小时，我感觉真棒。
福尔克： 那么爸爸，你在比萨的时候就认识妈妈了，是吗？
蒂齐亚诺： 是的，高中毕业后，我们在佛罗伦萨相识，然后她去德国慕尼黑学习。像每一对年轻的情侣，我们天天给对方写信。不过，你知道，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状况百出，我们的关系也出现了许多危机，日子算不上安定。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没法继续这样下去了。于是我悄悄去慕尼黑找你妈妈，车票钱是靠我为一个浑蛋古董商写了几百封信件赚来的，信的内容是：“如果你们有旧椅子、五斗柜、长板凳，请交给我，作为报酬，我会给你们一台电视机。”
他笑了。
福尔克： 信是你写的吗？
蒂齐亚诺： 不，我只用写地址，从一本教廷的地址簿上抄下来。然后我就去了慕尼黑，双手合十，鼓起勇气对你妈妈说道：“听着，要么我们一起过日子，要么就算了。”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意大利。你妈妈从她海地的祖母那儿继承了遗产，两颗19世纪漂亮极了的戒指，镶满了祖母绿和红宝石。今天，它们还在家中流传着呢。我拿它们去了怜悯山，你记得的，我是那里的专家，我把它们抵押了。而他们给了我们大概五万里拉，我不记得了，总之很大一笔钱。多亏了一个修理工朋友，我们买了一辆菲亚特“米老鼠500”。你妈妈从家里偷了两张床垫，连同吉他，还有我用来写毕业论文的书，全部塞进了车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海边，去马萨的海岸！同往常一样，好运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有一个姓马马拉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一间渔夫的小屋，在一个番茄园里，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啊，那里离海只有三千米，要知道那时候，海还是很狂野的，我们每天都去游泳。
我们把床垫在地上铺开，开着“米老鼠500”到处游逛，去捡拾沙滩上的砖块，还有海浪带来的船板，然后做了两张桌子、两个书架。书架上放着我的书，我用Lettera 22
写论文。
福尔克： 就是那篇你得了110分的论文？
蒂齐亚诺： 是的，还是优加。我成绩很好，但那时候写的其实都是些不足挂齿的东西。对我来说，毕业算不上什么，就只是个开始罢了，我得想办法糊口。不过，我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去工作，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我想继续深造。我们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绍册，上面有全世界所有大学的名单，从通布图到剑桥。幸好你妈妈在英文方面帮了我不少忙。她费了好多工夫，给全世界的大学写了几十封信，介绍我的履历，帮我申请奖学金。唯一回复我们的是英国约克郡的利兹大学。天啊，我们感觉像在做梦。他们同意给我支付一年的学费，然后我就可以学习一年的国际法！
早在12月，我们就去了英国，你祖父对此很不高兴，他希望我们先结婚，再出国。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家庭医生过来劝我：“你啊，不能这样的，这会让他们很不好受的。”但我是个革命者啊，根本听不进去，什么结婚啦，制度啦，这些都不重要。我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带着你妈妈离开了。
我们当时待在利兹一个破败的地区，那里的屋子都长得一样，用深色砖块砌成，我们分到其中一间连排的屋子。这些屋子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建造的，一楼住着一个妓女，来了客人，她就把孩子托给我们。此外， ；还有一个老水手山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北极把手指冻掉了。我们那时候吃米饭，就着番茄酱。一旦我们有点钱，就会和山姆去赶集，买一块澳大利亚公羊肉。你知道，就是那种拿电锯切开的冷冻羊肉。煮羊肉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公羊的膻味。
我们那时候有些奇怪的朋友，他们都来自非洲，算尼日利亚、加纳的革命者，他们都希望脱离英国，赢得独立。在任何公共活动比如会议、电影、晚宴结束后，要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时，都会有一个尼日利亚人冲出大厅，以免与其他观众一样起身致意。
福尔克： 啊，那时候，正是斗争的年代！
蒂齐亚诺： 然后，我也跟着他跑开。有一次在大学，一次重要晚宴结束，每个人都打扮得齐齐整整，为女王致敬，而我是唯一没有举起酒杯的人。
那时的生活满是冒险和困苦。三四个月后，你妈妈患了严重的肾脏感染，病情严重。我一分钱也没有，巨大的责任落在了我的肩头，我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意大利。当初，我和你妈妈可是趾高气扬地离开的，结果，我甚至都没有在利兹大学读完这一年。于我而言，最大的失败就是必须将你妈妈带回她家，而我父亲还在等着我们结婚。我那时候想在欧洲委员会找份差事，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奥利维蒂的工作。
我们开始在一起正式生活，我照顾着你妈妈，后来她顺利康复。我得知，如果我们结婚，她就会获得疾病保险，而且我们的旅行费用也能报销。于是，我们一个月之内就完婚了！婚礼很美好。我不想让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为我们证婚，然后我们发现在芬奇镇，有一个可爱的共产党市长，想象一下，他戴着三色肩带做介绍，当知道你妈妈出身德国家庭，赶忙拿意大利国旗盖住了一块匾，匾上写着德国人在芬奇镇杀死了多少游击队员。我们和父母吃了午餐，席上还有你妈妈的父母、她的兄弟以及两名证婚人，总共八九个人。再然后，出发，我们就去奥西塔度蜜月了。
在奥利维蒂，我最早的工作是销售打字机。想象一下，我以前可是个大学生，现在却在挨家挨户当推销员！之后，我成了负责人，后来又成了培训师，最后进了人事部。
福尔克： 鉴于你那个年代的左翼文化，还有你们的世界观，你去奥利维蒂时没斟酌一下吗？
蒂齐亚诺： 没有，说出来你甚至不会相信。我告诉你，我们这一代，许多拿到110分的优等生，后来要么加入了共产党，要么去了奥利维蒂。我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两者都为我们提供就业机会。
奥利维蒂可不仅是一家制造机器的工厂，它还建立了一个能够让个人立足其中的小社会。最伟大的意大利知识分子都去过那里，吸引他们的不仅是一份微薄的薪水，还有能够参与一个伟大项目的奉献感。我在比萨时有一个小圈子，大概有四五个，或许七八个人，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奥利维蒂。因为奥利维蒂并不按照所谓的公司准则运营，而是拿销售打字机的部分利润来改造社会。
奥利维蒂并不属于意大利共产党，但一些规定使它显得与众不同——员工需在党校学习几个月，而且定期向意大利共产党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谈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经验。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使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牺牲自我，以求改善社会。
我在奥利维蒂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了融入当地生活，我还当过工人。想想看，与工人一起在流水线上装配，而我当时还算个大学生呢！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需要接近社会的底层，了解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我们不仅要在奥利维蒂生产机器，还要在那里建立新社会。那里有出版社、剧团和芭蕾舞团。最重要的是，晚上图书馆还会开展文化活动。在那儿，我和你妈妈遇到了诗人导演帕索里尼，他为与工人交流，特意来到伊夫雷亚。在奥利维蒂，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只是梦想。
福尔克： 那么，你想创建一个新社会的想法从何而来呢？
蒂齐亚诺： 你环顾四周，眼前的一切都糟糕透顶。战后社会冲突不断，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问题。
福尔克： 那时候，奥利维蒂只生产打字机吗？
蒂齐亚诺： 还有计算机。但当全球化让IBM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席卷市场时，我们的公司也就倒闭了。奥利维蒂将其资产投资于社会和文化部门，但由于竞争激烈，也就没什么盈利。短短几年之内，同其他人员冗杂的公司一样，它面临着不得不裁员的问题。
实习过后，奥利维蒂委托我为其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招募优秀的职员。我们在丹麦、葡萄牙、法兰克福住了几个月。后来，奥利维蒂在荷兰收购了一家公司，因此我去往荷兰，那里也潜伏着重重危机。我那会儿是人事管理人员，负责解雇员工。我们度过了太多艰难的夜晚，我记得你妈妈甚至给了我一耳光，说道：“你为什么不辞职，去当一名新闻工作者？那才是你真正喜欢的。”
“那我怎么不去当总理呢？”
当时，我自己也丧失了信心。
福尔克： 你觉得当记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吗？
蒂齐亚诺： 对，那是不可能的。我要怎么才能进入新闻业呢？我谁都不认识。你妈妈曾经对我说：“去吧，试试看！”她一直激励我，她知道我不快乐。但这也意味着放弃薪水，从头再来。我要怎么办呢？
也就是那些年，我们在奥西塔建了这座房子，也许正是这座房子的魔力，恢复了我的信心。我们之所以能盖起房子，是因为我们处处节省。喝咖啡的时候，我一直等着别人替我结账，这同我后来一生中的行事风格完全相反。而当时，因为我需要攒钱来买一把椅子、一张床。海牙奥利维蒂友好的行政长官帕西尼曾这样挖苦我：“喂，你口袋里有什么呀，炸药吗？”
然后，去南非的机会来了。那本来只是一次短途旅行，去参观开普敦、德班、伊丽莎白港、维德尼斯的分公司，但我后来在那里待了好多天。在南非，当我第一次写文章，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新闻记者。想一下，我那时候年轻，还是个左派。我正身处非洲——那可是一个新大陆！所有的一切，让我对奥利维蒂完全失去了兴趣。
在约翰内斯堡降落后，我独自开车，游览了整个南非，然后从花园路出发，往上直到莱索托的博茨瓦纳。我用奥利维蒂提供的差旅费，玩得很尽兴。
我对种族隔离产生了兴趣，在那里，我第一次被捕：一天晚上，有人建议我（现在我知道，他们当时和曼德拉领导的非洲民族议会走得很近）去某座火车站看看，那里聚集了众多黑人，他们被雇用去采金矿。我想都没想就去了。我是个白人，在人群中太过显眼，刚拍照没几分钟，几个警察就把我给带走了。
好笑的是，奥利维蒂在南非建有工厂，而我必须作为代表，同南非总理维尔沃德见面。
我挑衅般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飞扬跋扈，我说道：“你们国家可真够奇怪的！昨天晚上，四个警察把我扔监狱里了。”
“啊，但您真的是很幸运哪！”他答道，“我还在担任内政部长那会儿，想要两名警察，可连一个都找不到。您一下子就找到了四个，还是凑一块儿的！”
我在南非待了几个星期，拍了很多照片，也搜集了许多文件资料。回到伊夫雷亚，我难受得要命。因为每天下班，我都试着写一系列有关南非种族隔离的文章，但这对我来说异常困难，这种感受还是第一次。好在最后，我终于把它写完。有一天，我们去报摊，发现在《星盘杂志》
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分裂的非洲》的文章，署名：蒂齐亚诺·泰尔扎尼，那上面甚至还有我的照片！我高兴坏了，于是和你妈妈一起在卡纳韦塞的一家高档餐厅庆祝。我们开心极了，因为终于看到一件事有了起色，它给了我摆脱公司职员这一身份的希望。
文章引起了轰动，对我来说，则象征着巨大的成功。但它也使罗马的南非大使馆陷入一片混乱，大家意识到我“假借”奥利维蒂职员的身份去访问总理，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说的所有话发表出来。这样看来，我不得不辞职。不过，奥利维蒂终究是一家全世界公认的左派企业，它追求自由，显然不可能被南非政府勒索，于是他们选择无视这起争端。
而我也开始了同《星盘杂志》的合作。
福尔克： 就这样，你进入了新闻业吗？
蒂齐亚诺： 没呢，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但就在那时，我诞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利兹师范学校学习。这不但可以让我挽回名誉，而且让我能够带着别人不具备的才能——中文，向社会再次展示自己。要知道，那时候谁会中文呀？
我想去中国，但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适合我的路。是运气指引着我找到了它。
福尔克： 只是运气吗？
蒂齐亚诺： 好吧，还有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我被提拔为人事主管，任务是环游世界，为奥利维蒂寻找“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么告诉你吧，一年之内，我找来的人就全部离开了，因为我雇用的都是像我一样的家伙！
这样一来，在1966年，我被派往博洛尼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参加欧洲青年经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越南”。我本来应该闭嘴，看看在场的人里是否有聪明人可以雇用，但是我却忍不住起身，发表了一通精彩的反美演讲。最终，一位先生来到我的身边：“不好意思，可您为什么这么反美呢？”
这下可好，我的回答为我带来了幸运，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许是因为我不了解美国，我从未去过那里。”
“您想来吗？”
就这样，我获得了两年的奖学金。一个回答怎么可能就决定一生？但就这件事而言，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