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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奥西塔家门前的一棵大枫树的树荫下。从草地远眺，山谷陡峭地向河流倾斜，在河的另一边，森林焕发生机。春天到了。凉风徐徐，爸爸躺在躺椅上，头上戴着紫色的羊毛帽，腿上盖着一条印度毯子。
福尔克： 那么要开始录了。你怎么样？还舒服吗？等一下，我看看录音机是不是能用。
蒂齐亚诺： 听得到吗？
福尔克： 听得到。不过，你想好怎么开始了吗？
蒂齐亚诺： 嗯，差不多。我想和你聊聊我的童年，因为这牵扯许多我过去没有时间回忆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你，更是为了你的孩子，我要给他留下一段我童年的回忆，因为他不知道我这一代人是如何成长的，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眼中的世界。
福尔克： 明白了，我们开始吧。
蒂齐亚诺： 我出生在佛罗伦萨城墙外一个人口密集的工人居住区。我是在家里出生的，那个年代，多数人都生在家里。当然了，我不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情况，但几年后我堂弟出生，我想过程大体相似。
当时，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会在场。我想，我母亲应该是躺在那张大床上，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后来，她也是在那张床上过世的。女人们准备好煮过的烧瓶，那套流程一直让我颇感震惊：她们去掉烧酒瓶外的麦秸，加热自来水，直至煮沸，然后用蒸馏水清洗新生的婴儿。我就是这么来到世界的，很是简单。我想，当时应该还有一位助产婆。
我的叔叔万内托很快就赶到了，后来，他成为我童年时代一个常常出现的影子。他第一个赶到，欢喜雀跃，要放上一枪，宣示男婴的到来。他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这给家里带来了一些矛盾，因为我父亲是左派。
我所有的童年记忆都与我出生的这片土地有关，那是一个狭窄局促的世界。要知道，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算是乡下。我们所在的街道，房子沿街排成一排，轨道车往来经过。一开始，轨道车还是靠马来拉，我家里一位堂叔的工作就是清扫马粪。即使在冬天，他也必须工作，他会穿上市政厅发给他的厚外套。幸运的是，在我年纪轻轻、尚在学习的时候，就继承了这件外套，因此我就可以待在家里学习了，那时候没有暖气，我便在厨房的桌子上读书。
我们的小家很是简陋。从一扇窄门进去，楼梯直接通向一间小公寓。公寓有一个一步间客厅，这是那时候人们的叫法，意思就是一进去就是客厅；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儿用餐；还有一间卧室，全家人都睡在那里，我睡在大床旁边的一张婴儿床上。
这就是那个让我深感熟悉，又让我觉得处处受限的世界，它是多么特别啊。要知道，我向你描述的这座房子里的物件，基本是在1936年我父母结婚时买的。我父母并不富有，等他们买了房子，生活更是捉襟见肘。他们结婚时，选择去普拉托度蜜月，那里离家仅15千米，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场盛大的旅行。直到当我长大，邀请他们到纽约和亚洲之前，那是他们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房子按照当时流行的样子摆设。那时候，结婚讲究嫁妆齐全，不仅要有床上用品，还要有一个柜子，柜子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衣物。我记得妈妈床单散发着的薰衣草和肥皂味，那种味道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此外，还有一个五斗柜，它是我生活中喜悦或痛苦的象征。因为每到月底，我父亲便会把他赚来的钱塞在五斗柜的床单里，与他的合伙人分账。那时，不曾有人在银行开户。我一直都记得，每到15号、17号和20号，像举行仪式一般，要去看一看。我总是偷偷摸摸，而我的母亲则光明正大——看看床单中剩下多少钱。每到月底，我们从来没有余钱，没钱吃饭是常有的事。
那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世界。卧室里有衣柜、五斗柜和床。客厅则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镶板，细细回忆，它可真是漂亮，由玻璃制成，全部采用新艺术风格的镶嵌。那时候，还有一种被大家称为“Bono”
的待客礼。这种待客礼要用到一种基诺里式的特殊碗碟，而它们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能被拿出来使用。所有这些，已经是你们年轻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了。
当时，人们把日子分为节假日和工作日。假如我有一套西装、一条短裤、一件衬衫、一件短外套，我只能在星期天穿西装，否则它就成了日常装扮。在星期天，我们会认认真真地沐浴，我们有一只大浴桶。我感觉自己是家里的英雄，是那个最重要的角色，我一定要第一个洗澡。母亲在灶上烧好洗澡水，把水倒进桶中，然后用肥皂给我搓澡。在我之后，轮到我的母亲，排在最后的是我父亲。
福尔克： 用同一桶水？
蒂齐亚诺： 同一桶水。然后所有人穿上专门为星期天准备的衣裳，我和母亲去做礼拜。
至于我父亲，他一步都不肯踏入教堂！在这之后，星期天的活动就开始了。人们在午饭后走访亲戚，大家多半走路，偶尔乘坐轨道车。我们有个姨妹在精神病院，大家会在约定的日子前去探访，疯子们的尖叫让我很是害怕。
我家厨房里有一张大理石的桌子，每到冬天，桌面就变得冰凉刺骨，在我满18岁前，我一直是在它旁边念书。对了，厨房里还有一只燃气灶。其实，战争期间，家里是没有燃气的，只有煤。炉子上烤煤，炉灶下生火。如果我没记错，燃气很久以后才有。还有一个柜子，用来存放食品。我喜欢水果，尽管柜子里放着些苹果，但我每天只能打开柜子一次，因为我一天只被允许吃一个苹果。
我父亲有一辆旧自行车，他骑它上下班，满身都是难闻的油垢味。他对自行车极端爱惜，绝对不会把它随便放在路边，就连大门后面的楼梯间都不行。每天晚上，父亲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一直扛到客厅，确保自行车就在他的身边。我小时候，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父亲每天把我母亲准备的饭盒系在车前边，通常是有什么就准备什么，一份煎蛋卷、一块面包，这就是他在工厂上班时的午餐。
除了这些，家里根本没有如今习以为常的东西，没什么消遣娱乐。你想想，那会儿还没有收音机，更别说电视机了。但广播已经存在。战争期间，人们收听BBC的新闻，聆听来自意大利解放区的声音，但我们没有钱买收音机。当然，电话也还没有，这些都是后来慢慢添置的。
家里添置的第一台电器就是收音机。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故事。我记得父母一攒够钱，就分期付款买了台收音机。那时候，大家买东西都是分期付款的。天啊，那在当时真是个大新闻！我们去了一家商店，我记得很清楚，在皮蒂广场转角的马其奥街上。
福尔克： 你那时候多大？
蒂齐亚诺： 我不知道，大概七八岁吧。我父亲是个左派，当时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直到今天很多佛罗伦萨人还会做——在救济所做志愿者。他称自己为周五的“仆人”。每周五他都去救济所，戴上头巾，我对此总是很害怕。这种习俗是在佛罗伦萨瘟疫中诞生的，当时，脚夫们全身裹着黑袍，拿黑色帽子遮住脸部，为了不被认出，从而保护自己能够安全地把死者或患者运到隔离医院。
这一传统，被位于多莫大教堂前的一所慈善机构恢复，后来它更名为救济所。称它为慈善机构，是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活动。不同阶级的佛罗伦萨人，从贵族到像我父亲那样的穷人，都在那里尽责帮忙，他们具有同样的权利和职责。父亲拿到自己的排班表，上面写着他们每个人只用做一小时的义工，任务是站岗。当有人骑自行车来说“啊，我的祖母病了！”时，义工们会步行出发，或晚些时候跟着救护车前去，将病人送往医院。
站岗成为我父亲这样的人也可以参与的社交方式。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对富人、贵族和权势阶级都很是畏惧。但在那个场合，他可以和那些人聚在一块儿，一起待在辉煌的大厅里。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曾和母亲一起去过那里好几次，看着父亲穿着像脚夫一样的黑色衣服，和同样在那里当志愿者的伯爵、侯爵，还有其他社会阶级的人聊天。
在我父亲购置第一台收音机前，他一定是通过他在救济所的朋友们，好好地进行了一番市场调查，以确定能找到一家可以买到质量上乘的收音机的商店。
现在想起来，购置第一台收音机的时候，我肯定已经过了十二三岁。我小时候经常生病，之前我曾讲过，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体质普遍很弱，因为吃得太少。我有所谓的“腺体功能障碍”，那是结核病的早期症状。我经常生病，不得不待在床上。我的父亲，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很棒的人。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在真正的收音机出现之前——这事儿你想都想不到，他曾亲手做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是一个有趣的装置，它是在一块石英上搭一根指针。当时，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如何制成的。必须有一块石英，还要有一个像留声机一样的尖头，用弹簧绑起来，让它在石英上移动。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频率变化。那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如果能够把针搭上，你就可以收听电台啦！因为没有外接喇叭，所以要戴着那种飞行员耳罩才能听它。我只记得那时天气炎热，我躺在床上，母亲端来牛奶或肉汤时，我正戴着耳罩收听新闻。而真正的收音机则是一个伟大的升级，从石英矿石，到真正的收音机！按下按钮，“轰”的一声，收音机就响起来了。
福尔克： 它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蒂齐亚诺： 是啊。收音机的到来的确是件大事。假若那台收音机如今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古董卖掉，应该值不少钱吧？它非常漂亮，抛光木头的机体、能够旋转的旋钮，可不是现在数字显示的那种，那种我根本搞不明白。收音机上的小绿灯会根据频道接收情况亮起或熄灭。收音机整体呈完美的弧形，旋钮是骨制的，不是塑料制成的那种。那台收音机是我们家的第一件奢侈品。
总之，我想让你知道，我成长其中的那个世界是怎样的。
宽敞的马路，只有马拉着的轨道车来回运行。战争结束，它换成了电车。车从我们家这儿转弯，然后一直开往市中心——圣弗雷迪亚诺，再从那里转回来。轨道车在我们住的地方与佛罗伦萨之间穿梭，对我们来说，佛罗伦萨就像另一个国家。我要告诉你的是，佛罗伦萨在那个年代似乎离我们很远，中间虽然只隔着一个村子，但我们却属于“城外”。
实际上，这也是我母亲一生的悲剧。她嫁给我父亲，然后他把她带出佛罗伦萨，远离了市区的优渥生活。我的母亲有点讲究贵族排场，她不是很愿意到那样的一个世界——跑着电车的街道，偶尔有人骑自行车经过，以及有点像小镇广场的步行街。正如她所说，她不想像个长舌妇一样过日子，不想像其他女人那样，在夏日夜晚坐在高脚椅上，看着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儿在街上捉迷藏或在人行道上玩独脚跳。
而我的整个社交圈就在那里。我在家门口度过了最初的童年，我的母亲却总是很小心，担心我弄脏衣服，担心我与其他孩童追打起来。但那就是我的世界，一个充满偏见，又处处受限的世界。“小心那个谁！他的老婆可不咋样，可别和他说太多话……”但同时，那也是一个安乐祥和的世界，因为你熟悉它，不存在任何未知。
福尔克： 似乎很多探险家都来自这样的世界。
蒂齐亚诺： 是的，每个人都了解身边的一切。相传，烟草店的女老板去阿诺河上采木头时，被美国士兵强奸了……
福尔克： 什么？
蒂齐亚诺： 当美国人来的时候，他们砍掉了佛罗伦萨所有的树木，还砍伐了一片美丽的林地，那里本来长满了橡树和梧桐，或许他们是为了挖战壕，我也不清楚。他们把那片美丽的土地夷为平地……那里曾是佛罗伦萨最受欢迎的地方，却被美国人糟蹋得寸草不生。不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对那里的印象并不深刻。美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拿巨斧砍伐，每一斧头，都劈出许多珍贵的木渣。我也和母亲一起前去，把它们捡来烧火做饭。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烟草店女老板的事儿，它就发生在那里……简直是一辈子的阴影。
之所以提到这个，我是想告诉你，在那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并不都是自由的，相反，个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可这种狭隘也意味着某种安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而且大家有很强的团结意识，会互相帮助。比如说，如果你去买面包，但没有钱，他们会给你记账，除非月初就拿到工资，否则没有人会付钱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笔账在店主那儿记着：“三千克面粉……”就像我们仍然在奥西塔的贝蒂娜食品店做的那样。在那里，诚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那时候，人们即使对金钱也保持着令人惊讶的诚信。比如，如果面包师特克拉给你找钱的时候弄错了半里拉，你必须把钱还回去。在如今，这几乎无法想象，但那个时代的规则就是如此。
我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中长大。对我来说，佛罗伦萨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星期天，我常常和父母一起去那儿。我去那儿的故事，你已经听过了……
福尔克： 去吃冰激凌？
蒂齐亚诺： 不是。是去看有钱人吃冰激凌。那样的事情，我会铭记终生。穿上“星期天的装扮”，规规矩矩，鞋子擦得锃亮。我出门前，总是要擦亮鞋子。我身穿双排扣西装，打着领带，同父母一起，从蒙蒂切利走到领主广场。
你甚至无法想象那样的情状。同那时的我们相比，现在的你们是多么不修边幅。
事实上，有一件事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总是说“我们很穷，没有东西可吃……”，然而你在照片中，却看到我们都穿得很好的样子。因为，你看到的那身衣服，我们只在星期天穿！
福尔克： 哈，那我们没有一张你在星期二的照片吗？
蒂齐亚诺： 没有。有一张倒是挺特别的，照片里，我穿着围裙，手指从一个口袋伸了出来。但那张照片被他们扔掉了，我母亲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围裙上有破洞。
在共和广场，有一家叫帕斯卡威斯基的餐厅。和今天的许多餐厅一样，它也在外面设有桌位。桌子周围，有一圈高高的环绕顾客的绿篱围墙。我的父母允许我透过篱笆，偷看那些有钱人享用冰激凌。我的意思是，我们从家里出来，就为了看看吃冰激凌的有钱人！对你来说，这些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就是我的童年。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依然快乐地长大了。对于存在的问题，我感受不到它们的影响。只是当家里没钱的时候，我看着痛苦的母亲，会感到难过，我似乎是通过她的眼睛，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屈辱。离我母亲出生的磁器街不远处，有个叫怜悯山的地方，单单是名字，它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每当我们没钱撑到月底，我们就会去那里。在那儿，人们可以拿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获得一笔非常小额的贷款，利息极高。等你还清的时候，东西就可以赎回了。
我记得，我家里什么都没有。除了结婚戒指，母亲没有别的首饰，她声称绝不会把戒指低价抵押掉。但她有崭新的陪嫁床单，因为以前，当一个女孩子结婚时，她会收到四五条亚麻床单作为嫁妆。床单上绣着缩写的姓名，那些床单就搁在家里，收在那个满是香皂和薰衣草香气的五斗柜中。
实在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或许就会拿走两三条精致的亚麻床单，去怜悯山抵押掉。回忆起当时，我似乎依然被一种最为强烈的负面情绪裹挟。我的母亲一手牵着我，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另一只手拿着包裹。她环顾四周，生怕有人认出我们，看到我们走进那个令人丢脸、羞愧和备受侮辱的地方。
他笑了一下。
然后，当有人说“行了，你们可以进去了！”的时候，“噌”的一声，我们就钻进店里，走向大柜台。柜员说：“嗯，这些啊，3里拉、4里拉……”他们不会给你更多了，如果床单值50里拉，他们只会给你5里拉。但那5里拉确实能让你解燃眉之急。两个星期过后，你连本带息地还回去。回程同样是一场挑战，我们还是左顾右盼，生怕被人看到。
这是我在童年时代，第一次体验到的强烈情感。在怜悯山的羞辱带给我这样一种感受：那个对我来说挚爱又神奇的家庭，其实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他笑了一下。
但是，这同样也是我生命的动力。我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必须摆脱那狭隘又逼仄的小世界。一间小屋子，连卫生间都没有，想去厕所的话，还得到外面的公共区域，自来水更别提了。那时候，我们要三个人用同一只浴桶。我觉得自己不得不逃跑，不得不离开这一切。
福尔克：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的？
爸爸笑了。
蒂齐亚诺： 对我来说，我见识到的第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是我的堂兄——我家的吹牛大王。他爸是我爸的堂弟，就是那个清扫马粪的堂叔。
战争时期，我的堂兄被招募参加海军，后来登上了蒙蒂切利的一艘军舰。军舰载着他，绕过地中海，一直向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海峡航行。他太爱自吹自擂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曾经到过一个地方，那里有种奇怪的鱼，如果你把一只脚伸到船外面，它们就会来吃掉你的袜子。他给我讲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怪事，而我对此深深着迷，尤其是他的那身水手制服。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吹牛大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水手！他就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另类的人物，让我感觉天外有天。当然了，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丰富。
福尔克： 要是让我回忆自己的童年，我能记得的，恐怕只有我的朋友们了。你呢？
蒂齐亚诺： 我在孩提时代没有多少朋友。因为我母亲不让我玩属于男孩子的游戏，比如足球。这是我遭受的又一件屈辱。我母亲想要一个女孩，而非男孩。在我生命的头四五年里，我被打扮成一个女孩子，穿着裙子。你知道吗？当时衣服的设计都偏中性化，即使男孩子也都穿着长罩衫去上学，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长裤。而我小时候，更是被彻彻底底打扮成一个女孩子。
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母亲有严重的洁癖。她觉得，踢足球会弄脏衣服，于是她总是密切关注着我在做什么。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我站在皮萨纳街的窗口，望着我的同学们踢球，我看见他们因为进球而欢呼相拥，这让我很是失落。在我们家的前面，有一块空地，战后他们在那里堆放着废铁，还有坏掉的坦克。而我却只能袖手旁观！
福尔克： 你感到失落吗？
蒂齐亚诺： 当然啦，以至于我只能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我的母亲擅长手工活儿，为了表达不让我去踢球的歉意，她给我做了一副手套和护膝。这以后，她牵着我走到索法亚诺路，当其他人说“喂！你！你要一起玩吗？”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守门员！”，我假装自己是另一个街区的球队守门员。
他笑了起来。
所以，那会儿我不去踢球不是因为我不会，而是我母亲不让我踢。之后，有了那次被捉弄的事情。有个小胖子朝我扔了一块石头，喊着：“弄掉它吧！没啥用！”他的意思是，你的小鸟可以不要了，你是个“娘炮”。他朝我扔了一块石头，于是我脸上有了第一道伤疤。这就是我成长的世界，一个一旦我有机会就想逃走的世界。
福尔克： 祖父也不希望你踢足球吗？
蒂齐亚诺： 我父亲在日常生活里的作用非常有限，他总是早出晚归。过去，我常常和母亲度过一整天。你的祖母是一个略有些奇怪的人。有一次，我因为调皮，打碎了一袋子玻璃弹珠，那是她的嫁妆。但她没有勇气打我俩耳光，而是把我锁在黑黑的房间里，这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惩罚。她只是说：“等你爸晚上回来教训你！”然后，我要在黑暗中熬上六七个小时，等我父亲来打耳光，这实在太可怕了。
福尔克： 那他打你了吗？
蒂齐亚诺： 我不记得了。这种事情，我一般不会记得的。我的母亲控制欲极强。我得坦白，在那之后，我计划了一场针对她的逃离。但是，我父亲与她不一样。他很害羞，他害怕权力，恐惧权威，但他又很聪明，而且慷慨大方。这些是我一直铭记的。你要知道，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每日工作，挣钱养家，晚餐时却任由我享用最大的一块肉。他是合格的一家之主，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件事我想补充一下，那就是我们家族的起源。特别是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可能你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泰尔扎尼这个姓氏来自哪里，又意味着什么。
泰尔扎尼这个姓氏起源于一个名为马尔曼蒂尔的地方，距离佛罗伦萨大约15千米，在阿诺河边。以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小镇。我知道泰尔扎尼的祖辈曾经做过石匠。现在，对石匠可以有很多理解，但在当时，显然指那些切割石头，以建造石板路、造房子、造门的工匠。当我第一次遇到圭恰迪尼的后人，我从他们的宫殿，看着佛罗伦萨说道：“这座城市，是我们一起建造的。你们投入想法和金钱，我们投入劳动。因为这座宫殿的石头，是我的祖先切割制成。”
在马尔曼蒂尔，泰尔扎尼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挖凿石头，将凿好的石头运到佛罗伦萨。你能想象吗？把那些石头运入城市，这是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做的事情呀！
我的祖父利维奥在那里出生。他是一个直率真诚的人，拥有漂亮的白胡子，还有讲不完的精彩故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有四个孩子，杰拉尔多、格斯马诺、范内托和妮塔，还有两个后来死了，以及他的妻子，我的祖母埃莉诺。当祖母不得不出去的时候，就把六个小孩儿绑在厨房的桌子腿上。他们不得不待在那儿，直到她回来。真是厉害，对吧？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幼儿园。
当时家里哪怕有一分钱的富余，他们也会买一只鸡蛋。所有的孩子都坐在长凳上，每个孩子都得啜一口，因为新鲜的鸡蛋被认为很有营养价值。
我的父亲杰拉尔多，长大后成了一名车工。我想，他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他有时写写东西，虽然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后来他学会了算账，因为那时，他必须管理一个小车库，那个车库是他和合伙人一起经营的。那里也有属于穷人的各种逸事，比如他遇到了我的母亲莉娜，她住在磁器街，在波塔阿尔普拉托的塔楼下做帽子。你知道吗，那个年代的妇女都戴帽子。每天，他都注视着这个女人路过。因为我的母亲莉娜非常漂亮，天鹅绒般的皮肤红润白皙，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不知何故，我的父亲，这个身材矮小、不大起眼的男人，仅用一块小地毯就让她坠入了爱河。
我母亲不是很聪明，她的思维充斥着局限和偏见：“我可是来自佛罗伦萨，嗯！我爸爸为贡迪侯爵工作！人家可不是什么蒙蒂切利的面包师。”哎，她讨厌蒙蒂切利，因为它在墙外，看不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大圆顶，这让她觉得被放逐了，所以她不与蒙蒂切利那些举止粗鲁的乡下人混在一起。她就是那样，我不得不说，她的这种想法，或多或少也投射到了我身上。
她从来都和我的祖母，也就是她的婆婆埃莉诺合不来。她们总是吵个不停。我祖母指责她娇生惯养，说她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有一次，在一间店里，我母亲看上了一顶让她看起来很优雅的帽子。而我祖母给了她一记耳光，就为了打消她的想法：“你以为自己是谁呀，一位阔太太吗？”紧接着，“啪”的一声，把帽子从我母亲的头上给扯下来了。
真是那时候婆媳的典型。
我母亲总觉得自己有点“富家小姐”落难的意思。总之，你听到的这些故事很精彩，不是吗？她吹嘘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乔瓦尼是贡迪侯爵家的厨师，也是侯爵的宠儿。因为有一次，他发现侯爵夫人背叛了侯爵，侯爵从抽屉里拿出把左轮手枪，准备杀了她。而我外祖父挡在中间，夺走了侯爵的手枪。对于一个厨师来说，从侯爵手里夺过手枪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从此以后，侯爵对他满怀敬意，总是彬彬有礼，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我外祖父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跟我母亲的两个姐妹一样，我的外祖父也是死于肺结核。
葬礼过后，他们把他在家里的所有东西都从三楼窗户扔到街上，然后烧掉，以为这样邪气就不会传给别人。我外祖母于是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她只有一身黑色衣服，上面别着一支点缀着几颗小珍珠的金色胸针。我从我这个伟大的外祖母爱丽莎身上收获了太多！她拥有深蓝色的眼睛、透亮的肌肤，以及一只土豆一样的鼻子。我和你妹妹萨斯奇娅也继承了同样的鼻子。我的外祖母聪慧、谦虚，富有自我意识，还很自信，这使得她在新家找到了一个她的空间，住了将近十年。
你知道我父亲为她做了什么吗？他真是聪明极了，特地为爱丽莎“造”出了一个房间，每晚搭建起来。他在客厅的地板立了一根铁柱，又在铁柱和墙之间，拉起一张带钩的帘子。外祖母就睡在那里，那是她的卧室。
她一起床，就把所有东西都拆下来，柱子放在床下，帘子叠起来。晚上，当一家人的一天结束，我会帮忙把帘子再装起来，她又睡在帘子后面。
她是在那张帘子后面过世的。
你可以想想，我们家那时候才多大。
福尔克： 很多印度人现在依然过着这样的日子。
蒂齐亚诺： 但是，即使过着这样的生活，爱丽莎也讲究尊严，保持着干净体面。她非常整洁，身上总是散发着爽身粉的味道。这需要非常自律才能做到，而我母亲没这么自律。
我的母亲总为她的父亲是侯爵的宠儿而感到骄傲。在我小的时候，她告诉我：“侯爵非常喜欢你外祖父，还给他吃自己吃剩下的食物。”你要知道，能吃饱饭在那个年代至关重要。侯爵吃完鸡肉，残羹被送给了我的外祖父。在我们家里，这件事被多次用来证明侯爵的慷慨，以及外祖父的伟大声望。而对我来说，从那时起，这类事情就已经让我避之不及。我是一个反特权主义者。
福尔克： 从那时就开始了吗？
蒂齐亚诺： 也许生来便是如此，这些就像刻在基因里的东西。我看到一个身穿警服的人，就想要踢他一脚。权力对我来说，一直十分遥远。
福尔克： 真奇怪，祖父祖母都不是叛逆的类型。
蒂齐亚诺： 他们不是的，但家里还有另一些人，外祖母爱丽莎和他的弟弟、我的托雷洛舅公，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农民，但自我感觉像贵族一样，坐着双轮马车，与众不同。
福尔克： 所以你也有其他的榜样。
蒂齐亚诺： 没错，家里有一些人确实挺特殊的，他们经常来串门儿。那时候，大家没什么休闲娱乐，在星期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轮流去串门儿。但是串门儿绝对不是去人家家里吃饭！你得在吃饭后再去，即便别人拿了食物招待你。我那时候饿得跟狗一样，看到巧克力和饼干甚至两眼放光，但我至少要谢绝四五次：“不了，谢谢！”
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然后我开始变得叛逆，特别是有一次受到侮辱之后。外祖母爱丽莎的妹妹也很喜欢我，每当我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就忍不住亲吻我，把我亲得油渍渍的，然后我立刻把脸擦干净。我的父母因此感到羞愧，给了我一记耳光。
福尔克： 那么，你不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一分子吗？
蒂齐亚诺： 不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看出我是一个另类，我和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事实上，我还记得那个浑蛋叔叔万内托说过：“其实，谁知道你是不是你父亲的儿子？”他是在开玩笑，但他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不属于他们。他们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也一直想着逃离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
所有人都认定，等我小学毕业，我就会去我父亲那里，和他一起工作。他是一个车工，所以我也会进车间，从把油擦干净、把零件组装到一起的学徒干起，最后变成一名熟练的车工。在我家里，人们会说：“你要是读完书就去干活儿吧！那样你就可以帮帮你爸了。”我父亲也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因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活法，人们世代如此。而我内心却打着别的算盘。
那时，我饱受咳嗽的困扰，家人为此把一口井里的水带给我喝，据说，圣方济各曾经经过那口井，还在井底留下了一块檀木，井水由此得到了庇佑。我母亲嘱咐我喝掉它，说喝下去，我就会好转。之后，我们爬山，去了贝洛斯瓜多。想象一下，来自蒙蒂切利的人，居然走到了蒙托托塔、温布莱利诺别墅和贝洛斯瓜多！那里已然是另一番视野。在那里，我竟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我觉得自己必须留下。我看着那些美丽的别墅，不禁问道：“妈妈，谁能住在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我母亲告诉我：“哎，那里住着一个德国画家，这里呢，是一个英国的雕塑家。”
她了如指掌，因为女人们常常谈论这些。于是我就想说，所有那样的房子全都是外国人的，这让我也想变成一个外国人，只有这样，我才能住得上那样的房子。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就这样，我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几年。没有生过大病，没有感受到人生的大悲大喜，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我在蒙蒂切利念完了五年的小学，学校正挨着家。每次放学，我母亲都在学校外面等我。我甚至不能独自回家。我记得像那个小胖子一类的家伙，天啊，只要一走出校门，拿起尺子对着我就是一记敲！他们从我身边路过，然后“咣”的一声，对着我脑袋就是一下！我甚至没法还击，因为我母亲拉住了我。
他笑了笑。
福尔克： 我看出来了，你玩儿也不能玩儿，那学习呢？
蒂齐亚诺： 学是学的，但学得不多。不过我成绩挺好，在班上经常考第一。你要知道那时候，班上全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
福尔克： 祖父祖母对你的学习上心吗？会强迫你吗？
蒂齐亚诺： 我母亲看我看得很紧，父亲不会。他总说反正以后得去做工的。但我不需要别人盯着，会主动学习，这也是我能在众人里脱颖而出的原因。再者就是，我挺喜欢做班上第一名的感觉，老师会给第一名一个小蝴蝶结，或者一枚徽章。当时的义务教育只到五年级就结束了，然后你就得开始工作。幸运的是，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小学老师对我父母说：“这个孩子，你们要让他继续学习，至少要念到初中。”
中学生活对我来说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因为我的中学在圣三一桥。我必须搭乘那辆从我家门前经过的电车上学。我那时候独自乘电车，因为我母亲终究是不能护送我上学了。就这样，我拥有了最早的三年自由时光。从那时起，我开始社交。我结识了巴罗尼，他的父亲是牙医，叔叔是牧师，从叔叔那里，他继承了一座漂亮的图书馆……
福尔克： 啊，书！
蒂齐亚诺： 福尔克，想一下我和书的关系。在我家里，从来就没见到过一本书，从来没有。但是我爸的堂兄，也就是我的伯伯古斯曼是一名交易记录员。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了多赚点钱，他一直在“打黑工”。他在家里加班，给那些有钱人，特别是医生，装订他们的书。我从他那里拿到了我生命中看到的、切实触摸到的第一批书，那是一套意大利史。对我而言，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深入了我的心灵：穆奇欧·席佛拉把手放在火上，恺撒被杀死，尼禄焚烧罗马。我偷偷地读着，我那可爱的伯伯，把如同笔记一般的读物拿给我阅读，然后再把它们用精美的皮革封面装订起来。多么令人激动！那是我生命中第一回接触到书。
福尔克： 你很快就喜欢上书了吗？
蒂齐亚诺：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对书的崇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你看，现如今，我们家里满满都是书。
去上初中是一种解放，意味着长大成人，从此远离那些从课桌后面拉扯我的家伙。那辆电车把我和世界联结到一起，通往去向佛罗伦萨的大道。在那里，我和一些上流人士成了朋友。巴罗尼的图书馆简直棒极了！我们会去那里写作业，有时候我会偷偷拿走书本带回家看。它们装帧精美，包裹着皮制封面，印刷着金色的字体。图书馆里有我、甘布迪和另外两人，他们鄙视拿走书的行为。后来还为此搜查我们！初三那年，当时我14岁，有一个名叫克勒·马斯克的人在我生命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福尔克： 谁是克勒·马斯克，一位老师吗？
蒂齐亚诺：
嗯，我的初中老师。他当时对我的作品评价道：“喂，我才看出来，原来你还是个作家啊！”就是现在已经96岁，还在给我写信的那位，不久前，我还给他寄去了《旋转木马又一圈》
（Un Altro Giro di Giostra），附上了题词：“亲爱的老师，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您，我怎么都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我对他感激不尽，因为他决定要与我的家长谈谈。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被老师找去……你能想象吗？我的父亲和母亲被马基雅维利中学的马斯克老师叫去了学校，在那座靠近圣三一桥的楼里，他说：“是这样的，恐怕你们得再辛苦几年了，得送这个孩子去念预备高中。”
福尔克：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对学习有这样大的兴趣，你家里没人是这样的呀，你觉得这是天生的吗？
蒂齐亚诺： 我那个叔叔是对的，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们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开始读《伊利亚特》，读《荷马史诗》。我都特别喜欢。
我父母决定送我去念预备高中。然后我们去分期付款，购买我的第一条天鹅绒长裤。有趣的是，缝纫品店里的那个商人，和我父亲一样在救济所做过志愿者。我的母亲每个月都会过去，向那位先生支付款项。我的天啊，就为了一条裤子！
福尔克： 你就只有一条裤子？
蒂齐亚诺：
呵呵，当然啦。我妈妈星期天会把它洗干净，然后我再穿上去学校。那时就是这样的，福尔克，就是这样。我在佛罗伦萨很多地方念过高中，我不记得有没有带你去看过。在皮蒂广场旁边，就是在那儿，我一边阅读但丁、曼佐尼，一边望着皮蒂广场——那里真美啊！你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沉浸在美妙的语言之中……伦佐和露西娅
之间的爱情故事美好极了，还有讼棍，穷人被富人、权贵、神父背叛，这些全都是我感兴趣的故事。文学滋养着我。
福尔克： 你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吗？
蒂齐亚诺： 女人，当然是女人！那会儿，我第一次“发现”女人，因为在那之前，我们都被隔离开来。我连见都见不到她们，小学里没有，中学里也没有。可是当我一进预备高中，在那座精美绝伦的楼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金发姑娘。而我“唰”的一声立刻坐在了她旁边。她叫伊莎，我主动约她出去，然后我们开始交往，在一起三年。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儿，没有发生关系，根本不像现在这样开放。下午放学，我们手拉着手沿着柯里街散步。然后有一天，她的父亲，一个建筑承包商，开着一辆汽车来了。天啊，一辆汽车！他抓到我们，说：“你俩来家里订婚吧，因为我不想要我女儿……”
福尔克： 你们真的得订婚呀？
蒂齐亚诺： 是啊，就在她家里。我还得逼着我那可怜的父亲带着一束花，一路从罗马门走到他们村子，去见那些笨蛋。
两年预科高中结束，我升入了伽利略高中，那是佛罗伦萨一所大型文科学校，在多莫广场附近。
福尔克： 你怎么会决定去念文科学校呢？不怎么实用呀。
蒂齐亚诺： 不，不，不！我那时候想去的就是文科学校。首先不存在“实用”这种想法，在那个年代，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它本身就很美好。在那里，我那些麻烦事儿开始了。我成了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的情人。日子过得火急火燎，总之，那感觉……
福尔克： 当时你已经知道你终究是要离开了吗？
蒂齐亚诺： 不，我不知道。我也没想过。但我却清楚，命中注定，我绝非一个单纯的佛罗伦萨人。
高一那年，我16岁，梦想着出国。于是我和朋友科雷托·门泽罗一起去车站，在《日内瓦日报》上找到一份位于瑞士的假期工。我们看到贝伊沃韦的一家大酒店的办公室正在招聘男性工作人员，那时我刚开始学法语，以为自己看懂了招聘信息。在母亲的泪水中，我放弃了奥西塔的暑假，与门泽罗一起去了瑞士。我们和酒店签好合同，准备好工作簿和护照。等我们到了瑞士，有一位管理员先生在那儿，他对我们说：“那么，你们收拾一下吧，咱们所有服务员都住在这个房间。然后，我带你们去看办公室。”
这时我才发现，法语里的“办公室”，并不是给我这种自命不凡的学生打字的写字间，而是洗盘子的地方！最后，我落到了在洗碗水的臭气中，从早到晚不停洗盘子的境地。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那些人让我觉得不胜其扰。后来，我和那儿的一个人成了朋友，并被提拔去做保洁工作。于是我学会了另一个法语词——打蜡，就是给木地板上蜡，这就是我的暑期工作。
大概一个半月以后，我们领到了薪酬，然后溜之大吉，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待在山中的日子了。我们出发，开始另一场奇妙的历险。仅仅靠着搭便车，我们穿越了大半个欧洲，抵达巴黎。在皮加勒广场，见到了红磨坊。我们在街头闲逛，住在青年旅馆，结识女孩子，她们邀请我们一起玩乐。然后我们去了比利时，再从德国回到意大利。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跨出国境，也就是那时，我意识到自己要走的路，是去见识世界的路。从那以后，这个愿望就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我不愿放过每一个可以旅行的机会。我热爱体验所有不同的事物。我仍然能闻到那个瑞士“办公室”的味道、那巨大长廊木质地板的蜡味。你懂的，那里的整个世界都不一样：食物的味道、街上的气味都有所不同。那是1955年，对于来自佛罗伦萨的我来说，瑞士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更别提巴黎所带来的震撼！
等我们回到学校，大家都羡慕极了。我们像是英雄。我们去过巴黎，还做了个短时工。那在我的同学看来，确实了不起。
福尔克： 你开始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了，你父母怎么说的呢？
蒂齐亚诺： 你晓得的，我父亲继续生活在他的小世界里，母亲也一样。念高中时，我时不时回趟家，但我更爱去毛切利亚纳图书馆华丽的房间里学习，那里的古书、旧书塞得满满当当。我闷头学习，真心热爱它们。
叔叔万内托每晚都会在晚餐前路过我家，每次他都要在楼下问：“懒汉今天又做了些什么？”在他眼里，我是个大闲人。对他而言，我没有工作，没赚一分钱，还自命不凡，趾高气扬，整日戴个围巾，叼着烟斗。然后他走进来：“我说，懒汉今天究竟干啥了？”我母亲总是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把我看作游手好闲的混混。
我的成人考试考到了整个佛罗伦萨的最高分。我记得，好像我的平均分是八分，其中哲学九分，意大利语九分，算得上非常优秀。托斯卡纳银行给我写了一封让我们全家腿都软掉的信，他们邀请我前去面试！我去了，然后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在银行的工作。这对我父亲——一个连银行账户都没有的人而言，就好像我做了教皇。但其实我对此很是抗拒，那对我而言如同世界末日。可是，全家都反对我的想法。在万内托叔叔坚决的告诫下，我最终不得不去银行工作。
福尔克：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你来说，在银行工作是灾难？
蒂齐亚诺： 对我来说，这是一切没必要去做的事情的象征。
然后，我开始选择在比萨师范学校孤注一掷：要么我考取师范学校；要么我就不再继续学习，必须接受托斯卡纳银行提供给我的职位。我去参加了考试，我并不感到害怕，最起码我不记得我害怕过，但我很清楚，这场考试将决定我的整个人生。
考试很难，只有那些在意大利成人考试中取得最佳成绩的人才能参加。一共两百名考生，只为争夺八个名额。我赢取了其中一个，而那改变了我的人生。夏天结束，我去了比萨。我住在法律及医学学院的宿舍里，学校里的饮食、学费、书本都不用我操心。我父母对此也就接受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用为此承担额外的费用，所以也就无话可说。
然后就在那个难忘的夏天，我遇到了你的母亲。
爸爸咳了几下。
福尔克： 你累了吗？
蒂齐亚诺： 嗯，我有点疲倦。我们暂停一下？
福尔克： 好多故事我都没听过，多好笑，就像之前我们从未有过时间，好好聊天一样。
蒂齐亚诺： 对你来说，这一切应该蛮有意思，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从何处而来。我想让你明白，不仅对于你，对于萨斯奇娅，甚至对于你的孩子们，能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化、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的价值，这看似简单，却有其重要的价值。例如诚信和尊严。人们去有钱人家里，但不会吃他们的东西，他们只是说：“我已经吃过了，谢谢。”你要知道，这种自尊会带给你力量与支撑。人们讲究穿着，如果穿得不得体，就不能出去见人，否则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你是穷人，你是弱者，你还要让别人对你再评头论足吗？不！我是和你一样体面的人。我不吃你的食物，我已经吃过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则是家庭。事实上，每天晚上恼人的叔叔来访就是这样的一出戏。家人的影响总在那儿，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长大的，我也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