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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的秦灵公至秦献公时期是秦国对外关系的第四期。这段时期，秦国再次开始东进，同时君主和世族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秦献公在位之时刚好遇上三晋分裂、霸主体制瓦解，遂趁机确立了君权，战胜了三晋，取得了拥护周室的地位。
首先，秦灵公至秦惠公时期，秦国再次向东用兵，接连攻下少梁（公元前419年）、郑下（公元前413年）、阳狐（公元前401年）、宜阳（公元前391年）。秦国敢大张旗鼓地再次东进，原因显然是晋国事实上分裂，霸主体制显著迟缓。不过，由于三晋猛烈的抵抗，加上秦国国内君主与世族的斗争激化，秦国最终也未能成功称霸。春秋中后期，各国内乱频仍，秦国也不例外。最终，秦献公在斗争中胜出，确立了君权。
秦怀公、秦出公先后为庶长
所弑，秦献公继位后，成功诛灭世族势力，坐稳了君主之位。对内，秦献公改蒲、蓝天、善明、栎阳等要地为县，这里的改县应是指将之改制为中央直辖的军事据点
。对外，秦国在石门之役（公元前364年）、少梁之役（公元前362年）等战役中战胜三晋，获周王赐“黼黻”。彼时，继承了晋国霸主地位的是魏国
，而复兴的秦国则获得周室承认，得到仅次于魏国的地位。可以说，这是秦穆公之后，秦国久违的再一次接近霸主地位的时期。终于，在秦献公之子秦孝公手上，秦国实现了东进和称霸两个目标。
第五期是战国中期秦孝公至秦惠文王时期。这一时期是秦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秦国成功获得霸主地位，并进一步超越，向专制国家转变。
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即位之初便出兵攻打“戎之獂王”，后起用卫鞅，在公元前359、前350年两次实施变法。关于商鞅变法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多了，在此不再赘言。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当兵打仗几乎是普通百姓往上爬的唯一机会。这导致了关中的耕地慢性不足，人口压力逐渐增大。
秦国通过军功爵制、分异政策、开拓新领土来确保社会流动性，构筑起全国枕戈待旦，扩张领土的战时体制。
秦孝公和卫鞅在对外征服层面上，取得了元里之战、攻下少梁（公元前354年）等对三晋的大战果。刚好，周王和魏君在这段时期关系恶化，秦孝公乘机获周王任命为霸主，于公元前360年获赐“胙”，公元前343年获封为“伯”。至于魏国方面，由于史料的不成体系，不详之处颇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惠成王在逢泽之会
朝见周王后，转而自称“夏王”，想要脱离拥戴周王的霸主体制，自为“天子”。或许这就是周王册立秦孝公为霸主的契机。即事件完整经过如下：
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召集诸侯朝见周王（《史记·六国年表》）；
公元前343年，周王任命秦孝公为霸主；
公元前342年，魏侯针对秦国，在逢泽召集诸侯朝见周王，秦国遣公子少官参加。魏国与周王反目，魏君自称“夏王”，妄图登基为“天子”；
公元前342前341年，齐威王介入，于马陵之战大败魏军；
公元前340年，秦军大胜魏军，魏王撤回天子之位。
就这样，秦国取代了魏国，登上了霸主地位。
秦孝公时期，秦国开始对封君阶层实施封建制，给予他们封邑。公元前340年，封卫鞅于商邑，以为“商君”。《史记·商君列传》中把商鞅归入列侯之位，不过既然商鞅可称为“君”，极有可能实际上是关内侯（内侯）。商邑是汉水上游的战略重地，占领了这个地方，秦兵就可从关中平原出发，经武关直通楚地。自此之后，秦国大量分封功臣、宗室、外戚，把边境的占领地和争议地封给他们经营。
秦惠文王（公元前338年前311年）、秦武王（公元前311前307年）时期，秦国超越了霸主地位，称王号，开始正式染指关中之外地区。据封宗邑瓦书的铭文记载，公元前334年，秦惠文君获周天子赐“文武胙”，可见此时的秦国依然是霸主。
然而秦惠文君很快就脱离了霸主体制，自称王号（公元前325年）。自秦穆公以来，秦国心心念念想要当上霸主，但这才当上没多久，秦惠文王就放弃了。
惠文君称王前后，秦国开始向关中地区外开疆拓土。公元前328年，秦国攻下了魏国上郡，开始了郡制地方行政。接下来，秦军先后攻下了河西少梁、河南陕城，及山西南部的汾阴、皮氏、焦城、曲沃和平周。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巴蜀，杀蜀王，以秦公子通为蜀侯。这是秦王的第一次封侯。
秦军还尝试压制北方泾水上游的义渠，逼迫义渠戎君称臣，在当地设县邑，纳入秦国版图（公元前315年）。不仅如此，秦国还撕毁了与楚国的盟约。惠文王后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国攻打楚国的次数陡增，并攻占了汉中郡。此即秦楚两国关系的转折点。而主导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人是秦相邦张仪。
于是，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通过“郡”统治了关中外部，并在边境地区分封侯、君、君长，实施封建统治。同时，秦国脱离了尊周王为“天子”的体制，自立为王，开始构建新的体制。
秦武王时期，秦国与魏联手攻打韩国宜阳，遭到韩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攻城战陷入胶着状态
，不过秦国依然把疆域成功扩展到河南三川地区。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意外身故，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内斗中胜出，继位新任秦王。自秦昭襄王至庄襄王、秦王政前期，我们划分为第六期。
秦武王、昭襄王时期，中原局势发生了改变。东方齐国在齐威王、齐湣王治理下国力强盛，接连击败了燕国（公元前314年）和楚国（公元前301年），又与三晋、宋国、中山国合纵，一度击败秦军（公元前296年）。齐国灭宋（公元前286年）之后，实力达到顶峰，之后便走上了下坡路。后来，燕国和秦国联军攻打齐国，齐湣王出逃，身死异乡。
北方赵国在赵武灵王主持下学习胡服骑射（公元前306年）
，经略居住于“胡地”——今山西北部到内蒙古东南部、河套地区的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又在阴山山麓筑长城，分隔开归顺的游牧民族和域外游牧民族。
赵国以武力灭掉了心腹大患中山国（公元前296年），与秦国在北方呈拮抗之势。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很大可能靠的是赵武灵王统合游牧民族。可惜，赵武灵王被卷入了夺嗣之争，被亲生儿子软禁起来，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在他死后，赵国失去了集结游牧民族的地位。
在这一系列实力均衡（power balance）局面被打破之际，秦昭襄王把秦国的实力抬高了一个台阶。外戚魏冉起用白起，在伊阙之战中大胜韩、魏、周联军，牢牢控制住了宜阳以东的洛阳平原东西通路。秦军继续向东、南、北三方进发。往东，打下了陶邑之后，以之作为魏冉的封地；往南，压制了江汉平原，打下了楚国郢都（公元前278年）；往北，灭掉了早已归顺称臣的义渠，扩展至泾水上游至六盘山麓，一边剿戎，一边筑长城，置北地郡（公元前271年前后）。秦昭襄王前半期，秦国陆续新设郡，开始正式的郡县制治理模式。
秦昭襄王时期也是秦国对占领地的统治方式发生改变的转折时期。秦惠文王时起，秦国便开始了向关中之外扩张，一开始的目的更多的是占领尽可能多的战略要地，优先移居秦国百姓，让他们居有定所，耕有土地。至于获得他国人口则不是重点，秦国攻下上郡和河东地区之后，曾数次驱逐原住民，让秦国百姓搬到当地
，蜀地更是长期以来的流放之地。目前，各地均发现了秦人移居者的墓地。
可是，秦昭襄王中期之后，几乎找不到出民的事例，秦国反过来积极地将占领地的原住民编入“秦”以为使役。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秦昭襄王亲赴河内动员新领地的居民，授之以爵。
秦国按照归属的来历，用“故”和“新”来区分本国居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人不被认可为秦国人。
同时，秦国还在积极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史记》记载，秦国视韩国、魏国为封国，加强了对这两个国家的统制
，与屈服了周室的齐湣王一度并称西东二帝（公元前288年），在对外关系上处于更强势地位。
这一强势地位在公元前260年秦国打赢长平之战后得以最终巩固下来。没过多久，秦国便废掉了周赧王和西周武公。公元前256年，周王朝灭亡。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秦昭襄王在宣告新王朝的诞生。
晚年的秦昭襄王采纳了扳倒穰侯的应侯范睢的意见，不再往山东方向进发，转而专心地对付邻近的韩赵魏三国。结果就是韩国和魏国叫苦连天。韩王和魏王不仅对秦臣属程度逐渐加深，在秦昭襄王末年至秦庄襄王时期还接连失去三川地区和河北的城市。
可见，昭襄王末年，秦国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同时，还加大力度扩张实质统治的范围。
秦庄襄王继位后第一时间就灭掉了在鞏苟延残喘的东周君，又出兵攻打韩国，取成皋、荥阳，置三川（参川）郡，压制黄河中游要地，剑指魏都大梁（今开封）。另一方面，命蒙骜、王龁率军攻打黄河以北诸县，在上党北边置太原郡。于是，诸侯国合纵反抗秦国，魏公子信陵君纠合五国之兵一度把秦军打回了函谷关内。此时，秦王政继位。
年幼的秦王政继位之初，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庄襄王的知遇恩人——文信侯吕不韦。后来，长信侯嫪毐也得到重用。吕不韦和嫪毐都和太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获封列侯，统领广袤的土地以为封国（封邦）。
秦王政前半期，秦国加大了攻打赵国和魏国的力度，占领了上党郡、太原郡、东郡诸县。不过，秦国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力度较弱，经常发生叛乱。秦王政之弟长安君在屯留起兵造反失败，下场十分惨烈，所属军吏被尽数屠戮，当地居民被迁往临洮。
不过，由此我们也可知，秦王政的权力基础还没十分稳固。
嫪毐之乱是秦王政政权的一次里程碑。以此为分界点，我们把统一期归入第七期。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出发赴雍城加冕，手握王室家产的嫪毐拿着秦王政和太后的符玺在咸阳举兵。嫪毐虽然在山西拥有大片封地，但是他造反能动员的就只有咸阳近郊的兵力（县卒、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所以很快就被秦王阵营的相邦吕不韦和昌平君、昌文君的军队镇压了。从街巷战死者数百人来看，这场战役的规模并不大。与其说嫪毐是准备万全兴兵造反，倒不如说他被秦王逼到不得不造反的地步。
长信侯嫪毐逃到好畤被杀，尸体被运回咸阳车裂；太后被软禁起来，她和嫪毐所生的两个孩子被处死；一众相关人员也被严肃处理——卫尉竭、内史肆、左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余名高官被枭首，嫪毐的宾客、舍人数千家被流放到蜀地。没过多久，文信侯吕不韦也被罢免，逐到封国，被迫自杀。于是，以太后、吕不韦、嫪毐为中心的三大势力都被清理干净了，秦王政开始亲政。虽然表面上卫尉、内史等人被处理的原因是令咸阳遭受战火，但实际上他们应该是吕不韦在朝中的鹰犬。平定嫪毐之乱，更像是秦王政导演的一场政变，想把一手掌握了朝廷（吕不韦）和王室家产（嫪毐）的太后势力一网打尽。
前人研究认为，嫪毐造反的契机是秦王政起用李斯，强化秦国的法治主义。
从岳麓秦简的记载来看，秦王政后半期的确增加了很多律令，其详情有待今后的实证研究成果公布。另外要强调的是，秦国的国家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封建式的统治模式逐渐被淘汰。
自秦孝公、秦惠文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国都以分封“君”“侯”的方式来统治边境要地。但是秦王政清理掉嫪毐和吕不韦势力之后，有着郡级封地的封君、封侯便再也看不到了。当然，统一时期里的确存在列侯、伦侯（关内侯）
，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领地有多大。就连日后为秦王政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王翦，在出兵伐楚之时也只是希望秦王能赐田宅，而非封地。
可以说，清除嫪毐、吕不韦势力，是秦国全面转向郡县制的契机。
再者，嫪毐造反之际动员了聚居在咸阳的“戎翟君公”。
史料中没有透露他们的结局，猜想应该和嫪毐的宾客、舍人一同被肃清或流放。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之后，居住在咸阳的外族君长、君公绝大部分都消失了。可见秦国对待戎翟君公的手段和君、侯是差不多的。
秦王政亲政八年后，即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出兵攻打已经是“内臣”的韩国，俘虏了韩王。统一战争拉开帷幕。在此前一年，秦国颁布政令，所有百姓都必须申报年龄，以此作为征兵工作的一环。
之后，秦国陆续灭掉了赵（公元前229年）、魏（公元前225年）、楚
、代、燕（公元前222年）、齐（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
有关统一后的秦国国制及其对外关系，可说的东西太多了，笔者还未做好准备，只好从中挑选与本章相关的几个论点——①国际秩序与反“封建”；②编入与同化新领土；③持续的巡狩与征服简单谈谈。
首先是国际秩序与反“封建”。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名义是镇压诸侯国的反抗和暴动，我们知道秦始皇在朝议上征求新领土的统治方针之际，否决了封建子弟为诸侯的建议，选择全面直辖郡县制。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琊台刻石碑文载：“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可见实行郡县制是秦始皇明确的意思。
秦始皇的这个决策要放在嫪毐之乱后“封建”道路逐渐走不通的背景下去理解。当然，秦始皇亲身经历了王弟和权臣造反也是一个因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彻底且有点短视的目的合理性。他认为诸侯国有可能颠覆秦国统治，是天下的不稳定因素，必须彻底废除。他把诸侯国的原统治阶级叛乱分子称为“从人”，对之极为警惕敌视。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显示，秦始皇在统一之后依然执拗地颁布了有关“从人”的法律法规。
这表明，秦始皇视“与君主阶层亲近”为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对之采取了扑灭措施。作为统一后当下的政治课题，这样做的确有合理之处。
所谓的“封建”，就是统治者承认自身之外的其他世袭权力，通过册封、贡献、赐予等象征君臣关系的仪式来修饰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性质，是一种维系双方协力与存续的关系。相对地，秦始皇要实施的郡县制统治，是一种废除世袭，由官僚群体实施直辖统治，并通过户籍制度编户齐民，以法律、刑罚、文书实现自律行政的体制。全面的郡县制减少了秦国与周边势力的斡旋余地。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等经典观点就认为统一后的秦国没有构建起与周边各国保持稳定关系的理论逻辑。
随着近年出土材料的不断面世，我们发现统一前经常使用的“邦”“秦”等字眼——区别秦国与他国的概念——在统一之后使用频率便大幅减少了。
既然不区别划分国家，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国与国的关系。窃以为，秦始皇在试图淘汰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国际秩序”等规则。
其次是编入与同化新领土。攻下新领土之后，秦国获得了为数庞大的“新黔首”。笔者曾另文指出，战国末年的秦国曾使他国民众“为秦”，即编入秦国户口。
统一之后，秦国将更多的他国民众和一部分外族人编入“黔首”，试图打包“同化”。
为了统治人口不足的新领土，秦国很早就颁布政策把后方的吏民、戍卒送到最前线了。据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记载，这种殖民的秦国吏民时常剥削当地新黔首，或者发生摩擦，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也头疼不已。
秦民和原六国民的摩擦在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
，被认为是导致秦朝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
里耶秦简还透露边境地区的“黔首”还包括了外部族群（ethnicity）和生计模式异于关中或中原居民的人。
这一现象表明受到统一同化管理的“新黔首”内部有着和主体人群（majority）不同的外人。详情我们留待下一章再述。
再来是第三点——持续的巡狩与征服。秦国本来在原六国地区构筑起来的优势地位就因为全面郡县化而丧失，这些地区还摇身一变成了威胁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反秦势力已经不再是要攻城略地的征服对象，而是屯驻各地的郡县官吏和戍卒日常警惕的对象。当然，对于新领土的普通居民来说，同化为秦民（黔首）的工作与全国性的力役、兵役之重，远超过了可负担的程度，很多居民干脆逃出郡县、乡里社会，跑到山林薮泽里生活。
巡狩是秦始皇统治这些占领区的其中一种方式。秦始皇巡狩的目的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成果颇丰。
而这些成果大致上可以用“视察”（视察边境、新领地、圣地）、“展现”（向新黔首展现威势）、“祭祀”（祭祀天地、山川、鬼神）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秦始皇巡狩的足迹遍及北部边境、山东半岛、长江流域各地，让新黔首看到了他们的新统治者的威风。讽刺的是，秦国在统一之际明明已经重新整顿了律令和统治体制，但最终还是要靠宣扬皇帝个人的功德、诉诸权威来稳定统治。
说到秦国统一后的征服行动，就不得不提攻打北边的胡人和南边的越人，并在当地筑城、移民的行为了。《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国在始皇三十三、三十四年（公元前214、213年）同时南北发兵，南路攻打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北路攻打鄂尔多斯、阴山山麓，并在当地置县。里耶秦简中也有一些片段透露秦国郡县向边境地区的扩张，吏民、戍卒搬迁到最前线。
进入第五期后，秦国的国家结构在开疆拓土和往占领地投入人力物力之上取得了平衡，而这一结构似乎在统一后依然保持着。统一后还要继续出兵南北，反映出秦帝国内部结构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