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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江南尚属“饭稻羹鱼”之地，长时期“火耕水耨”“厥田下下”，尚未得到开发。晋室江东立国，衣冠南渡，先进文化技术萃于东南，农业经济开发曲尽其利，卑下瘠薄之地转而成为《隋书·地理志》中描述的川泽衍沃、有陆海之饶的富庶之地。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和南北争战，江淮之间饱受兵燹之苦，日趋衰落。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尤其是立足江南核心区域的吴越钱氏政权，为维持江南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走向海洋世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唐末钱氏的“保境安民”到最终的“纳土归宋”，富庶的两浙之地被完整地纳入统一王朝，既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随着唐末和两宋之际大量衣冠南渡，江南成为财赋重地，南宋时又成为京畿要区。在相对安定的唐中期到南宋末年的整整五个世纪中，“吴人老死不见兵革”，江南平原地区得到了高度开发，不少新耕地被开发出来。两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特别是塘浦水利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地方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国家财政更加依赖江南的挹注。江南不独自给有余，而且每年提供上百万石漕粮，并有大批余粮运销到邻近的浙东和由海道输向北方地区，成为向邻近地区输出稻米的重要产区。北宋时，民间已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南宋时，民间更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人称江南“陆海之利”“灌溉之利”皆“甲于天下”。南宋人陆游更将金陵与会稽列为荆、扬、梁、益、潭、广等地城市不敢比肩的“巨镇”。都城杭州自不待言，即如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成为“天下之乐土”，一片自给自足的景象。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江南在全国的地位陡然上升。
江南人稠田窄，号称寸金地，可耕地有限，人们多注重的是精耕细作，挖掘地力。精耕细作的程度大为提高，是江南农业生产方面的一大特色。
在土地的利用上，人们千方百计把山地、草坡、河荒、滩涂改造成圩田、梯田、湖田、沙田等。如吴县光福一带，道光《光福志》载：“凡山之无磊石者，濒湖之可筑岸者，悉皆耕种”，菱塘岸、永安塘、西华塘，都筑堤为田，而元墓山、穹窿山，除石削壁，自下而上，筑成梯田。
在土地的田间管理上，老农说，“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这是经验之谈。“盖高乡不稔，无沟故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
。这些有关蓄水防旱、泄水防涝的经验之谈抓住了水乡苏州田地管理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耕作制度上，人们充分利用当地无霜期长和水资源丰富等优点，尽量提高复种指数。一是选育和种植早熟高产品种。农历五月插秧、九月收获的“早白稻”，是从占城稻演变过来的一种中稻。明后期以来江南普遍种植，到清前期，苏州仍然大面积种植。当时水稻品种甚多，乾隆《苏州府志》记载有箭子稻、香子稻等37个品种，比明中期多了8个品种。仅吴江一县就有水稻品种108种。清中期，苏州一府的水稻品种多达百余种，这是前代所没有过的。如一种名叫“百日种”的水稻良种，又名“西番籼”，米质优良，一年两收，康熙末年开始在苏州葑门外二十四都试种。二是注意季节茬口，合理安排种植。苏州地区一般都是秋熟种水稻，夏熟种三麦（大麦、元麦和小麦）和油菜籽（当地称春花）。这是长期以来江南人民摸索出来的种植作物的最佳时间，米麦、菜油、烧柴都得以解决。这样的作物结构，去掉低洼田、秧田、休闲田等，复种指数在1.5以上。复种率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
在耕作技术的提高上，人们讲究改进工具，提高种植水平。水稻的中耕过程耘田、荡，是既苦又累的农活。清初新采用了耘荡、耘爪，既提高了功效，又降低了劳动强度，备受欢迎，人称“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乃知何事不可为便巧”
。秧苗由秧田移至大田，秧根入土深则难拔，入土浅则易枯萎，影响移植后返青。为解决这一矛盾，“农人于播种之始，则撒秧于一处，以浮灰轻盖之。既长，则另分而插莳，所以顺其浅深之性也”。
不但省力省工，而且移植后能迅速返青。插秧时，为保证密度，有些地方“每人俱以绳约，使不过五寸。故其田秧棵密而分行整，收获亦倍”。这是用秧绳以确保插莳棵数。也有的地方有秧缰，以限制莳秧时移动的距离，作用与秧绳相似。有些地方还用撮谷法种植水稻，即不播秧苗移栽，而是直接用插秧法将一撮一撮谷种插入大田中。由于不受移植影响，免除了拔莳苗的中衰过程，因而“种必倍收”。
耕作技术和种植水平的提高，使单位面积产量大为增加，一般的田，每亩收米二石多，麦一石多，一些“湖荡间膏腴去处，地辟工修者”，可得米3.6石之多。这样的产量，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所以雍正、乾隆年间人士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提到，“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力聚就是投放充裕的劳动力，功专就是精耕细作。江南地区靠这两条获取农业高产。
在所有制结构上，地权分化，一田二主。永佃制的发展和地权的进一步分化是清代前期苏州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特色。江南租佃生产关系一向较为发达，定额租和货币地租也出现较早，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和佃农经济独立性的提高，苏州地区的永佃制和田底与田面权的分离至迟在明代中叶就已产生。
目前最早的文献记载见诸苏州府属常熟县的紧邻江阴县。正德《江阴县志》载：“下农无寸土一椽之业，全仰给于上农，耕稼其田而输之租，谓之佃户。其佃人之田，视同己业，或筑场圃，或构以屋庐，或作之坟墓其上，皆自专之，业主不得与问焉。老则以之分子，贫则以之卖于人，而谓之‘木崔’，得之财谓之‘上岸钱’，然反多于本业初价。如一亩银二两，‘上岸钱’或三四两。买田者，买业主才得其半，必‘上岸’乃为全业。”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佃户在向业主交纳租谷的前提下已经获得了永远耕种土地的权利，以至视同己业，在业主的土地上建筑屋圃，老则传之子孙，贫则出卖于人，业主也“不得与问”。二是伴随着这种永佃权，形成了业户只拥有田底、佃户拥有田面权的地权的分割，由于地权的分割，土地买卖时如买业主，实际只是买到了田底权，只有田底、田面一起买，才得全业。明末清初人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光绪初年吴江周庄镇人陶煦在其《租核》中说：“吴中之田，十九与绅富共有之也。”他又说，“租田又有所谓田面者。起种田或力不能自耕，则出赁于人，亦必入顶首钱若干，谓之顶去田亩，然后按额征租”。前者表明地权的分割程度，后者表明地权的集中程度。10%的土地底面合一或底面不分，业主既有大土地所有者，也有三亩五亩的小土地所有者。90%的底面分离的土地也同样如此。
到了明后期，江南人多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每年上交的赋税又居全国首位，因此仅凭土地种植或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无法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和交纳繁重的赋税。江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农民在业农之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力，发挥各种优势，兼营多种副业、手工业，形成农副工兼营的综合型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的综合型产业结构，是清前期江南农业经济结构上的特色。
如苏州一府，清代前期，农民“耕渔之外，男妇并工捆屦、擗麻、织布、采石、造器。梓人、甓工、垩石工，终年佣外境”，体现了当地农民终岁勤劳、农副工各业兼营的特色。府属吴县，“饶地产，山有松薪，圃有果实，条桑育蚕。四五月间，乡村成市，故赋税易完”。
吴江、震泽一带，同明代一样，农民仍然在业农之外，“或捕鱼、采薪、埏埴、担荷，不肯少休”。如常熟，农家“田事少暇，男则捕鱼灌园，女则擗绩纺织”。吴县的唯亭镇，“四隅之民，工商佃农外各习手艺，东隅业织夏布，东南隅业毛毯，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纱，间有业毛毯、编帘切纸者”，可谓家家兼业，各具特色。
如明中期的江阴，东南数乡，皆纺花为纱，率三日成一匹，抱鬻于市，而其不业布的良信等乡，擗蒲编芦以自活。东边香山一带，皆织草为履。清前期的无锡，入清以来，天授、兴宁二乡，“男子力田，勤于贸易，妇人执女红，啬而近陋”；新安乡，“农隙织席以鬻于市，亦不废业”；景云乡，“为农为圃为陶”。清前期的宜兴，地方志书记载：“茶户以谷雨日赛茶神，入山采茶，俗谓开园。其他业竹器者在张渚、湖
诸镇，业窑器者在丁山、蜀山诸山，业冶铁者在张渚、涤里诸市，业石工者在永丰、均上等山，而其种苎芋烧石灰造纸料渔舟猎户蚕桑摇织之事，各就所居为业，勤者富，惰者贫，其大较也。”
在沿江沙地和在地形高起的常熟、昭文、嘉定、昆山和镇洋的大部分地区，以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为主。每到秋冬，村镇之间，家纺户织，机声轧轧，闻名海内的各色布匹捆载远销到全国各地。在沿太湖地区和毗邻浙江嘉兴和湖州府的吴江、震泽的不少地方，以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为主。在四周乡村缫丝织绸基础上兴盛起来的盛泽、震泽等市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绸重镇，远商巨贾，蜂攒蚁聚，丝绸交易量十分可观。在属于吴县的太湖中洞庭东西山，以蚕桑、水果、花木种植为主。在太湖、淀山湖、阳澄湖、白蚬江、陈湖和其他水网地区，以渔业为主，“或以簖，或以网，或用叉，凡河豚鳗蟹之属，四时不绝”，“小民赖以资生”。
直至当代，农家兼业情形仍然存在。无锡张泾南片农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家各户仍兼有各种手艺营生，如黄泥湾村以做吃饭桌出名，联丰大队杜冲桥村金姓以卖豆芽菜出名，邻社东湖塘华歧村以卖布出名，本村则有木匠、裁缝、白铁匠、剃头匠、漆匠、箍桶匠、厨师等，种类齐全。不过，这些匠人实际上都是季节性从事上述工作，只有在农闲时节才会外出打工。
江南农民正是依靠当地的各种地理优势，通过辛勤的劳动，赡养家室，供纳赋税，维持简单再生产，使江南经济走在全国前列。诚如苏州地方文献所言：“谋生之方不专仰于田亩，以故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也。”
由此可见，清代前期苏州农村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副业手工业的综合型产业结构，不但体现了当地农民谋生的路子较为宽广，而且反映了它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个体小农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人力物力精打细算，对家庭劳力作适当分工，使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在时间安排上忙闲不空，早晚兼用，手工业原料又基本自给，可以节约成本，节省人力和时间，获得较高收益，这种结构在当时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小农经济从而经久不衰。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清代前期江南农业经营上的特点。商业性农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在明代商业性农业就获得了较大发展，到清前期，商业性农业较之过去地域上更为广大，作物种类有所增加，生产规模有所扩大，其重要地位更为突出。
棉花是江南最为重要的商业性农作物。棉花在宋代已在闽广及陕西地区种植，元代植棉技术逐渐由南方传入北方，到元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广泛种植，进入明朝后，“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所谓“遍布天下”，实际上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湖广和江南的松江、太仓、嘉定、常熟等地。与松江府相邻的太仓州全境，昆山、镇洋、新阳县的部分地区，多属高岗沙瘠土地，最适宜棉花种植。根据地方文献，嘉定县植棉面积约达80%，太仓县约达70%，崇明约达65%。其他数县植棉比例也较高。常熟县明代植棉主要集中在西北境，到清代中期扩大到东北境、东部，甚至东南境的唐市等地也普遍种植。
桑树是江南地区仅次于棉花的商业性农作物，它主要集中在吴县的沿太湖地区和吴江、震泽两县邻接嘉湖的地区，常熟县也有少量种植。吴江蚕桑一枝独秀，到乾隆年间，“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
。吴县植桑的主要地区是洞庭东西山，清中期，该地“乡人比户蚕桑为务”。桑叶不但供给当地养蚕，还远销太湖南岸各地，新丝出市，蚕农将丝负贩到苏州城中的新丝行。明代的丝绸生产，仅仅集中在江南、川中、山西潞安、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广州等少数区域，而尤以江南的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部分属县最为兴盛，到明后期，只有江南和四川的蚕桑生产与丝绸生产处于主导地位。江南蚕桑产区，实际也集中在湖州、嘉兴和苏州沿太湖地区和杭州部分地区，也即清初唐甄所说的“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的范围。实际能向外地输出丝原料的只有江南和川中，而能向海内外输出大量生丝的实际只有江南。万历时人张瀚在其《松窗梦语》中说，杭、嘉、湖丝绸之府，“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清初思想家唐甄在其《潜书》中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席草是江南地区特有的商业性农作物。席草的最大种植地是长洲县的浒墅关一带，所产席草供附近几乡妇女织席之用。清初因“其利倍于春熟”，吴江县的震泽、平望等地就多“不治春熟而植席草者”。据说到后来甚至供应虎丘、浒墅等地织席所用。可见种植席草的经济效益相当高。
农民种植这些商业性农作物，当然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交纳赋税和赡养家室的需要，他们出卖商品与市场发生联系，是为了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商品行为是为买而卖，仍然是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商业性农业中有一部分，及部分农民经营商业性农业不但为了自身生活和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且为了发财致富，扩大再生产，获得交换价值，这种生产完全受市场机制支配，随经济效益而转移，所谓“利厚”“利倍春熟”就反映出人们从事商业性农业基于获利动机。清前期，确实有一部分农民从商业性农业中发财致富，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有人概括雍正年间常熟的情形是，“其起家，大抵本富十之六，末富十之四，奸富十之一”
。本富起家应该包含经营商业性农业而获利致富的农户。
江南不但棉织业、丝织业、书籍刻印业非常兴盛，工艺生产业亦一枝独秀。自明中期起，江南逐渐成为全国最大和最为重要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与棉纺织业基地。明代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棉布和丝绸的生产，且都集中在江南一隅。
江南是丝绸之府。吴伟业《望江南》之一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翠装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自明代中期起，全国商品生产形成专业分工区域，产地与销地进一步脱节，作为民生衣着最为重要的棉布和丝绸的生产基地，均集中在江南一隅。苏州、杭州和南京成为丝织生产最为发达的三大城市。丝织业成为明代苏州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丝绸是明代苏州最有名气的特产商品，“苏杭之币”。万历二十九年(1601)应天巡抚曹时聘说，苏州是“家杼轴而户纂组”。丝绸作坊主和雇工之间，“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机户出资，织工出力”，
形成较为明确的先进生产关系。清代苏州的丝织生产更加发达，乾隆年间《元和县志》记载，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鸦片战争前后，苏州民间生产普遍采用“账房”领织的方式，盛产元青缎，销往全国乃至外洋。
江南是棉布生产基地。明清时期，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集中分布在松江一府，苏州府常熟、太仓、崇明等县，嘉兴府嘉善、平湖等县和常州府无锡、江阴、武进等县。苏州府城连同附郭三县其实并不出产棉布，西洋、中亚各国盛称的“南京布”其实并不产自南京。棉布织成后，需经踹密光洁、染色等后整理工序，方能批发销售。明代布匹踹染还分散在苏、松府城和枫泾、朱泾、朱家角等棉布生产大镇，清代康熙年间起，转移集中到苏州城西阊门外上下塘。这些棉布字号，是由从事棉布收购、委托踹染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的商业资本在运作。其数量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76家，牌记81家，康熙四十年有69家，康熙五十四年有72家，康熙五十九年有43家，乾隆四年(1739)有45家。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个别长达数百年。棉布字号将收购来的白布发放到450多处踹布作坊踹实平整，委托染坊染色，然后投放到市场。根据每家字号加工布匹的平均能力，可知交易兴盛时每天15万匹的布匹基本上全是由苏州棉布字号加工的。
当时除了江南，棉花和棉布生产基本是脱节的。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生产地区，每年向全国各地输出几千万匹棉布。其营销范围，松江布最广，覆盖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域。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
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可以畅销于各地。明代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
。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
。但由于区域内调剂和向福建等地输出，江南每年要从华北地区输入北花，甚至从湖广地区输入襄花。山东、河南等植棉区由于不善织布，每年要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而向江南等地源源输出棉花。由于棉布生产集中在江南一隅以及全国棉花和棉布生产的脱节，就形成了“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商品花、布流通。
江南是最负盛名的书籍刻印中心。明清时期，全国刻印书籍最为有名的是江南、北京和福建三地。三地之中，江南苏州、南京、杭州、湖州以及无锡、常熟等地，地域广，刻书多，质量最佳。明后期，文献学家浙江兰溪人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认为：“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清前期吴江人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明中期起，江南地区刻书藏书蔚成风气，刻印书籍以版本优、校勘精、质量高、价值昂贵、方法先进、刻工水平高超驰名海内外，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刻印中心。雕版印刷之外，铜活字、木活字印刷在全国独居鳌头，彩色套印也在全国领先。作为文献大省的江苏，明清时期的苏州、南京、扬州、常熟、无锡等地也是全国的书籍流通中心，汇聚了各个门类的书籍，数百年间畅销于海内外，尤其是日本市场的书籍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量书籍输入使得价格便宜，也使得书籍的种类更加丰富齐全。
江南木器制造加工业独步全国。自明代起，苏州器具制作之精巧，绝对天下第一。时人一致认为，苏州的小木器及家具制造最为发达，式样最为古朴雅致。香楠在楚中和川中原产地只用来开板造船，而到了苏州人手里，则用以拆取以为其他物料，打造成各种器具，谋求更高的商品附加值。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明式家具，实际上就是苏式家具。
清代，苏州木器制造业同其他行业一样，建立起了同行组织，在约束同行的同时，开展行内慈善救助。该业先于水木作的大木匠业，于嘉庆十五年(1810)即在吴县憩桥巷内捐建小木公所房屋12间，供奉鲁班祖师。道光元年(1821)，苏州府衙允准同业所议禁约，同业竖碑，列名的匠人有领头禀文兼司事的陈余棋、冯圣舆，司事陈贞炎、周观志等24人。道光二十四年，小木器业捐资修理公所，议定规条十条。捐款列名的有王观泰、张玉春等67人。十条章程，要义有三：一是其时苏州小木器业的同业组织，对内限制发展、对外排斥竞争的成分已较淡薄，无论外来还是本地工匠，均可开张作铺；二是如要开新铺，必须加入同行组织，交纳行规钱；三是学徒出师后，可以新开作铺，可以新带徒弟，诚然首先要加行规钱。这些说明，清代中后期苏州水木作业的内部管理约束是较为严格规范的。
其他工艺各业精美绝伦。如玉器雕琢，明后期江南特别是苏州的玉器雕琢已达全国最高水平。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更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入清以后，苏州的玉器雕琢更加发达，规模大，水准高，高手多，苏州成为清前期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玉器制造业特别发达。苏州玉业作坊集中在城西北部的阊门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明末以来即集聚了手艺高超的琢玉高手，“专诸巷”就成为苏州玉器的代名词，吊桥因此被称为“玉器桥”。自阊门专诸巷一带南至学士街，琢玉作坊麇集，“珊瑚、玳瑁、玻璃等物，追琢极精”。不同玉器商行和琢玉手工业者分为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明确的专业分工，各坊各有特色，专做翠玉、白玉、黄玉、新玉等。连乾隆帝都知道专诸巷玉工的精湛雕琢技艺，多次赋诗赞扬苏州玉工技艺。
如绣作、裱褙作、漆作，以及乐器和铜铁金银器加工业，乃至眼镜、钟表制作等，“无不极其精巧”。如眼镜制造，明后期从西洋引进后，清初苏州就成为眼镜制造中心。清初，吴江生员孙云球精通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兼采西方和杭州等地制造之法，扩大眼镜种类，有老、少、花、远、近光之类，多达72种，又有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等，并著《镜史》行世。各种眼镜因人而需，“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人人若于有生以后天复赐之以双目也”。孙制眼镜，其法传授给苏州人褚三山。后来，当地普遍制造，各处流行，稀罕之品转为普通之物，价格迅速下降。清前期，苏州眼镜更上万副、十数万副地出口到日本，成为输日的重要商品。
总之，明清时期，江南艺事之精，独步全国，而且其风未艾，能工巧匠传承不绝。明中期苏州人王锜感慨道：“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清初吴伟业《望江南》词谓：“江南好，巧技棘为猴。髹漆湘筠香垫几，戗金螺钿酒承舟。钑镂匠心搜。”康熙《苏州府志》自诩：“吴人多巧，书画琴棋之类曰‘艺’，医卜星相之类曰‘术’，梓匠轮舆之类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此乎，进乎道矣。”乾隆《元和县志》也标榜：“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道光《苏州府志》更得意地说：“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苏州工艺百业，鬼斧神工，出神入化，充满艺术韵味，由技术而臻于道的境界。
明中期起，江南各地迅速崛起一批批市镇。江南市镇初兴于宋元时期，但无论是各级官府所在地，还是新兴的经济活动中心，基本上都是税务征收点。明清时期江南市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农家副业手工业经济基础上兴起一个个新的商品生产或流通中心，形成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各具功能的专业市场。城镇化和市场化成为明清时期江南最为突出的经济发展特征。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正德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和同治光绪年间。第一阶段体现为大批市镇在村落的基础上迅速形成，第二阶段体现为市镇数量的增加和市镇规模的扩大，第三阶段主要体现为市镇数量的增加和内部结构的变化。无论哪个阶段，绝大部分市镇的兴起和形成，都是商业性农业、商品生产、商人活动和商业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
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生产，也是由商业支配着的，甚至是由商人支配着的。商业的发展程度和商人的活跃程度决定了商品生产的程度。明清时期江南农家棉布、丝绸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需要通过市场获得交换价值，农户等生产者生产什么商品、生产何种品种何种式样的商品，就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就有赖于商人的经营，日益受商业资本控制。马克思还说：“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
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必然受市场的支配，必然仰仗于商人资本的活动。明清时期，江南农家的生产受商业资本支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农家的生产结构视市场需要而转移。二是农家的生产纳入了商人资本组织的庞大的商品生产体系。江南广大乡村以至市镇的棉布生产，虽然是生产者在自己的家中展开的个体生产，却是在统一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是由商人资本控制着的。徽州、洞庭等地的棉布商人明代时在南翔、朱泾、枫泾等著名棉布市镇，清代时先在南翔后在苏州，开设棉布加工字号，按照一定的规格收购布匹，按照统一的要求组织踹染加工，再按照各地市场的具体要求分类批发销售。生产者是在按商人的要求进行生产。各地市镇发达的丝绸生产，也是由广大生产者和徽州、洞庭商人共同经营的结果。三是生产者必须为满足市场要求而生产。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也是市场的营造者、时尚的引领者。他们预测行情，创造商机，按照市场的要求订货，并因此对产品的种类式样有具体的要求。生产者的商品要有销路，就必须满足市场的要求，就必须按商人制定的品种式样生产商品。江南各地的丝绸生产，因为“一省有一省所行之货”，“西路所行之货，其绸匹至长至重，其绫纱绢□至轻至短，例系预付牙行定”，机户接受商人的委托生产。
明中后期起，江南各地纷纷改进丝绸织造方法，竞添品种纹样，更显示了商人引导商品生产的作用。山西、陕西、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和徽州、宁国、洞庭、宁波、绍兴等地商人活跃在江南广大丝绸、棉布市镇，生产型市镇的繁盛程度与商人的活跃程度相一致，本身就说明了江南农家的生产是受商业资本支配的生产。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在相对安定的唐中期到北宋末年的三个半世纪中，江南平原地区得到了高度开发，不少新耕地被开发出来。北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特别是塘浦水利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农业以及后来手工业商业的发达，造就了江南提供赋税的雄厚实力，江南成为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
韩愈认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说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江南重赋在八九世纪之交就已初肇其端。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范仲淹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在江南，太湖地区尤为重要。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熙宁元年(1068)，人称“京师兵储、禄廪之出入，一皆仰给于东南。兹又为东南之剧，岁入之粟，它郡莫加厚焉”。元丰七年(1084)，苏州人朱长文称，“吴中地沃而物夥”，苏州为“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之地，“原田腴沃，常获丰穰；泽地沮洳，寝以耕稼。境无剧盗，里无奸凶。可谓天下之乐土也”，一副自给自足的繁荣景象。元祐七年(1092)，吴县县尉郭受称，“厥今天下经用之所资，百货之所植，东南其外府也”。北宋文豪苏轼说：“勘会本路，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翰，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贩贩运以足官私之用。”
两宋之际，江南稻作农业更加发达，水田亩产高达米二三石，为江南崛起成为全国经济重心赋税中心提供了可能。
其时江南不独自给有余，而且每年提供上百万石漕粮，并有大批余粮运销到邻近的浙东和由海道输向北方地区，并成为向邻近地区输出稻米的重要产区。王炎就奏称：“若夫两浙之地，苏、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若苏、若湖、若秀，凡居人，素有储蓄者。”朱熹在南康军救荒，就采用到浙西收籴米粮和招徕浙西等地客贩解决问题。粮食的商品率更高。谚语称颂：“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苏杭地区开始成为最佳人居地区，其时的太湖地区，继续享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
到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则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可见其时江南税额更高，地位更加重要。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依旧。正因为如此，明廷将江南倚为“外府”，清代视江南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倍加关注，牢加控制。
具体而言，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赋税总额为2944万多石，而江南八府为685万多石，江南占全国总额的23.27%，也就是说，在明代，各地上交给朝廷的税粮，每5石就有1石多是由江南提供的，江南以十六分之一的田土交纳了近四分之一的税粮。其中赋税最多的苏州、松江二府，每年交纳403万多石，占全国总额的将近14%。从此以后，江南一直是全国提供赋税最多的地区，号称“财赋甲天下”。后来税粮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直至清末始终未有变化。
赋税总额中，以本色交纳的粮食即漕粮，又以江南比例最高。每年400万石漕粮，江南八府所交约为160万石，占总额的40%。本色粮食中，专供宫廷食用、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明清两代通计为20万石，则指定由江南沿太湖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分担，解进宫廷供用库、酒醋局和光禄寺等处，以供内廷饮食需用。白粮以本色解运，在明代由指定的解户解运，即民运进京，负担极重，大体上以四石之力完一石之额，成为江南最为繁重的徭役，破身亡家者极为常见，清代改民运为官兑官解，业户和江南地方负担大为减轻。
从两浙居江南之十九，经苏、松、常、嘉、湖五府居两浙之十九，到明中期江南居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税粮；从北宋“苏湖熟，天下足”，经元代江南的诸多“积谷翁”“野皇帝”和元末明初的沈万三，到明中后期的邹百万、安富豪，在在说明，江南千余年来的繁荣，前五百年靠的是农业发达。而农业发达基于水利良好，水利是江南农业、江南经济的命脉。然而从长时段来看，人文重地江南，自先秦时代特别是六朝至清末，江南的传统经济总体上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实现这种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前后是不一样的，不断变化的。大约直到明中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农业经营；明后期直到清中期，主要靠的是农业商业性经营和工商业的发达；而进入近代，近代工业的商品生产又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