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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演进并产生新的文化。因此促进江南经济发展的文化有古代文化、近代文化，还有现代文化。一种文化一旦产生就会长期起作用并反作用于经济。农村改革初期是乡村工业化阶段，发展乡镇企业出现不同的模式，在苏州周围产生苏南模式，在杭州周边产生温州模式。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均已完成历史使命，但其文化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就苏南模式文化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江南乡镇企业的“四千四万”精神。改革开放伊始产生的乡镇企业生于市场、长于市场。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寻找生存之道。由此，历史上面向市场的创业文化再次萌生。“四千四万”精神是苏南人开拓市场、艰难创业的写照。其内涵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所讲的：“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时创造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四千四万”精神成为江浙企业面向市场找资源找市场的精神标志，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表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实行沿海开放战略，并且开发开放浦东。苏南企业继续发挥“四千四万”精神，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利用滨江沿海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形成对接，外资、外贸、外经（“三外”）一齐发展，全面对外开放，对接国际找资源找市场，建成了“外资高地”。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四千四万”精神在表述方式、具体内涵上有所不同，但在深层次上都蕴含着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精益求精的精神特质，成为后来各个发展阶段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活力和动力之本。
二是企业改革文化。苏南企业充满活力有其文化背景。苏南乡镇企业起步时大多是集体性质。1984年，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创举石破天惊：“一包”即对所有社队工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改”即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堰桥“一包三改”吹响了乡镇企业改革史上的第一声嘹亮号角，极大激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这种企业改革文化，乡镇企业后来均改制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并且发展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是集体富裕文化。苏南模式的重要特征是集体富裕。这种文化如今演进为共同富裕文化。在共同富裕文化的影响下，苏南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途径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面以外，还有富起来的群体采取多种方式助学助困，提供本地区居民都能享受的各种公共服务，造福乡梓。因此这个地区是国内最为富裕、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四是创新文化。苏南模式时期，当地乡镇企业严重缺乏技术资源。乡镇企业创造了“星期天工程师”模式，也就是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吸引工程师利用星期天来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现在这种吸引外地科技资源的模式作为创新文化延续了下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科技创新资源的源头是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创新文化进一步演化为“星期天科学家”，吸引科学家来解决产业创新的科学问题，目标是发展进入国际前沿的新质生产力。与此相应，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构建的产业创新平台在这个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年来，苏州的生命科学和数字经济产业，无锡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制造产业，常州的新能源产业，均处于全国前列。这些都离不开创新文化的推动。
五是诚信文化。现代化的营商环境不仅指法治环境，还涉及文化环境（既涉及人的文化水准，也涉及诚信文化），两者相辅相成。在制度经济学中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资本。资本、客商流向哪里？讲诚信守信用的营商环境能产生外资拥至、客商云集的效应。诚信文化所形成的互惠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实施合同、规范和维持市场秩序最为高效，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摩擦，降低法治成本，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也是对资本和人才的重要吸引力。这种诚信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社会共同遵从的道德规范。江南地区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地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显然，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苏南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绵延至今，成为制度和营商环境的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