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文经济学以人为中心。与西方式现代化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根据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涉及富裕人民，也涉及以文化人。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即人的思想、素质、观念和思维的现代化，这既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手段。不能设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上达到现代化后还是文化的沙漠，也不能设想人在物质上富有但精神上空虚会成为现代人。从江南地区的现代化实践看，文化也有个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过程。文化的现代化使人成为现代人，从而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
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文化的作用在于以文化人，并在此基础上以文化经。从苏杭地区的传统和实践来看，人文与经济融合就体现在以价值观、道德观涵养人，即以文化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人促经济发展。从人的现代化水平可见文化的传承创新对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文化人的作用在于对各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和引导。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所要促进的人的现代化，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和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和信念。
公民道德是人的现代化之本。党的二十大就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由此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坚实根基和力量。
人文精神的涵养在于解决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经济学中一直有“经济人”假设，最为典型的是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假说：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最终实现社会的利益。于是就有市场经济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之说。殊不知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的同时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他在书中指出：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基于追求利益的。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同情心会使我们关注到他们的利益和幸福。这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更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经济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价值观的误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指出，将什么都解释为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的理论，不能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都是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实现的。诺斯所推崇的企业不是仅仅追求自身的利润目标，还应有主动实现社会目标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
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
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必然导致公民传统美德和文明水准的提升。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提高了人的精神文明程度，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的观念达到现代水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观条件。现代人是具有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行为方式的人。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指出的，“现代技术不是得到和使用一种工具问题。现代技术跟随现代思想而出现。你不能以古代的思想去掌握现代工具”
。理念、观念就是一种文化。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指人的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就在于其文化的不断创新，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江南文化底蕴深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一定的文化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的。现代文化的养成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障碍和束缚。这就是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突破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克服发展范式上的路径依赖。其中包括：从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观念转向勇于改革创新的观念，从过去单纯追求高速度的增长观念转向高质量发展观，从掠夺自然资源、支配自然的观念转向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念，从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应该说，在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处于前列的江南地区，其发展观念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创新，从而成为这个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推动力。
基于苏杭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中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从文化到经济，中间的过渡环节是以文化人。
企业家是经营者，但经营者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根据企业家的一般定义，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经营者。根据江南地区的实践，现代企业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者。近代以来，苏杭地区不仅涌现的企业家数量多，而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儒商多。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创新了现代企业家文化，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文化：
一是崇尚实体经济的工商文化。江南地区的实业家都推崇在本地办实业的工商文化。近代以来，江南文化有从重农到重工商的转变。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工商业大多是在江南地区起家的。虽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工商业沉寂过，但这种文化没有被磨灭，一有时机就会显露出来。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有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一开始冒出来的乡镇企业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很快就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脱实向虚盛行时，这里的企业家大多坚守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我们还注意到，当年创建乡镇企业的企业家的二代接班人不仅基本上都接上了实体经济的班，而且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不像一些地方的富二代转向搞虚拟经济。显然，江南地区实体经济发达就是崇尚实业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江南才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基地。
二是家国情怀。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家道德观、价值观的体现。企业竞争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力。企业不只是赚钱的机器，企业活动所要实现的价值不仅是物质价值，还要实现文化价值。企业唯利是图是一种文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一种文化。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在江南地区最早破冰，绝非偶然。家国情怀古而有训。乡镇企业家创业一成功就在本地建城镇，在小城镇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转移当地农民，被费孝通称为“小城镇大问题”。被誉为苏南模式精髓的集体富裕，就是农民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是江南地区人文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一步说是一方文化育一方人。基于崇文重教的文化，江南地区从古到今都是人才辈出之地。以无锡为例，近代以来在各界都涌现出领军人才。科技界，有中国电机、无线电和航空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顾毓琇，力学、应用数学、中文信息学奠基人之一华蘅芳，在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钱伟长、周培源，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先驱的徐寿，被誉为当代毕昇的计算机专家王选。文化艺术界有著名史学大师钱穆，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著名画家徐悲鸿。从无锡走出来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有陈翰笙、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最为典型的是这里是院士之乡。截至2021年，两院院士苏州有105人，无锡有95人，常州有61人。宜兴是院士最多的县级市，诞生了30多位院士。近代以来，在江南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些文化名人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江南地区“耕读传家”之风代代相传，延续至今而且有新的发展。江南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居全国前列。人们曾担心：每年从这里走出许多优秀学子，进来大批从外地转移来的农民工，会不会降低当地的人口素质。现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其比重均处于全国前列。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蜂拥进入这一地区，江南地区成为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近年来高科技企业也大量入驻这一地区，这主要源于崇文重教传统积累起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对外资和高科技项目的吸引力。随着这里的产业的升级，不仅从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学子越来越多地来到江南，高端产业的聚集也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再加上受崇文重教之风的熏陶，高学历人才普遍得到重视。由此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汇聚江南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崇文重教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崇尚科教。一方面，从重视基础教育拓展到高等教育。截至2022年底，苏州已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厦门大学以及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洋理工大学、悉尼大学等200多所国内外大院大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并建设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无锡、常州也积极扩大与大学的合作共建。另一方面，引进各类高科技研究院所和高科技研发中心，建设各类产学研创新载体，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国外高科技人才也向这一地区集聚。无锡有“中国科研高地看江苏无锡”之美誉。驻无锡的中字头的国家级科研实体就有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无锡分部等，此外还有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等，这些科研实体覆盖船舶、航空、集成电路等高科技领域。研究型大学和高端科研机构的集聚，大大增强了该地区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
江南不仅通过文化教育促进了人的现代化，而且通过招揽人才集聚了科技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由此推动江南地区科教资源高度集聚、高科技企业高度集聚、新质生产力发展迅猛。苏州的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无锡的集成电路与先进制造、常州的新能源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高端产业项目，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范。
江南地区崇尚文教的文化，培养了江南人凡事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据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主编的《江南文化概论》
所述，明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江南吴地文化的这一特点：“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明代万历年间的王士性曾经指出，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清中期纳兰常安对苏州的百物制造极为推崇，认为“故苏之巧甲于天下”。明代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的评价。工巧则推苏州。清代更有“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的说法。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有谓：“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江南百工不仅技术精湛，有“精细雅洁”的美誉，而且品类繁富，诸凡苏绣、制玉、缂丝、苏扇、苏灯、苏雕等“苏式”“苏作”产品，皆形成品牌，誉满天下。苏州的丝绸和刺绣、无锡的惠山泥人和宜兴陶瓷、常州的梳篦等“可谓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矣”。所有这些都是历代工匠精神的积淀。由此形成了全国各地对“苏式”“苏作”“吴品”“吴样”产品的追捧。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职业素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益求精的传统工匠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形成现代工匠精神。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的工匠早已不限于苏州刺绣、惠山泥人、宜兴陶瓷、常州梳篦之类的工艺美术师，而是掌握现代制造业中的高精尖技术的工匠，但精益求精、技术高超的工匠精神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创新。江南地区产品因其高质量也成就很多高端品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端制造产业在江南高度集聚，很大程度上与该地拥有大批现代工匠和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大军密切相关。
归结起来，以文化人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并哺育了具有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大军，由此产生了以人化经的效果。这是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