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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包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在江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本书所考察的江南水乡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江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都有2500年左右的建城史，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吴地文化绵延，包括长江文化的涵养。
江南各个地区文化都十分厚重，内容非常广泛。本书只是根据探寻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的需要，依据人文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把江南地区近代以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苏杭地区近代以来就是工商业发达地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就是江南，由此产生了崇尚实业的工商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促进了当地工商实业的发展。最为典型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杨氏家族，南通的张謇，常州的盛宣怀、刘国钧等。他们都是办实业起家的代表。荣德生曾针对当时的文化时弊指出：“吾国文学，重在科举，得一第后，便入政界。其次或攻美术，身擅薄技，已堪温饱，不做经济生活思想。”针对“自海禁大开，各国满载百货而来，易我黄金而去，致国力日衰，生活维艰”，他明确地说：“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荣氏兄弟本人就放弃了科举应试，去上海做学徒，开钱庄，逐步走上创办实业之路。荣氏创办的“私立”学校，其宗旨也是为企业培育管理人才，为社会输送懂科学、有技术的工商创业人才。他的办学宗旨为：“国学为之基，而后更研科学，更新学制，注重实业，企图生产。”这些工商先驱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本地区兴办实业，从而在本地形成实业家群体，“实业救国”，造福乡梓。江南地区的工商文化就是这么一代一代接力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在本地开办乡镇企业亦是对这种崇尚实业的工商文化的传承。
江南地区的文人所极力倡导的家国情怀对当地的实业家影响至深，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顾宪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体现了江南人以民以国为本的家国情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范蠡在“三致千金”后，“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为后世商人树立了义利兼顾、富而行义的榜样。这种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江南文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强调义利兼顾、先义后利。江南近代工商业者所具有的许多优秀精神品质，与这些思想都有着渊源。在此文化熏陶下，江南地区的工商先驱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不会像有的地方的有钱人那样，回到家乡建一座自己的“大院”，而是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比如捐资办学，“教育救国”。不仅办中小学，而且办大学。如张謇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现南通大学），盛宣怀办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及其后人办私立江南大学（现江南大学）。他们造桥铺路、捐款赈灾、兴办新学等。这种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通张謇博物馆时肯定的：“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家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在当地建小城镇，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城镇转移提供各种基础条件，从而创造了就地建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正是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江南传统文化中有吴文化的“耕读传家”之风，明代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挂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东林书院依庸堂里。这种“耕读传家”之风代代相传就形成崇文重教之风。江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文化繁荣的地方，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大批文人墨客聚集于此。崇文重教成为当地人的普遍信仰和行为准则。崇文就是崇尚学术。江南文化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事文学、诗词、书画、戏曲、曲艺等文化艺术活动，崇尚知识和学术，尤其是将儒家经典和文学经典奉为圭臬。由此历代都涌现出引领文坛的名人和作品。例如六朝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顾恺之的绘画，唐代张旭的狂草，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吴门四家的书画，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等。苏州评弹和昆剧、无锡锡剧不断推陈出新，从古到今都深得民众喜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学问和教育是致富、提升个人品德和社会地位的必经之路。重教即重视教育。宋代以后，江南地域书院纷起，文风日盛。“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的家训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江南地区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最为发达、教育制度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家长和社会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视教育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环。江南地区的父母相信通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提高孩子的才智和品德，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江南诞生的科举状元几乎半分天下。近代以来江南地区不仅自发兴办各类新式学校，而且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大都出于此地。一些家境殷实的家族更是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留学，留学归来的江南学子大部分成为近代中国和新中国的科技文化先驱。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依旧是全国科教高地和人才高地。基础教育发达，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也最多。现代两院院士这一地区人数最多，“双一流”大学占比最高。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院校高度集聚，而且普遍水平较高，因此这一地区培养了大批大国工匠。这是现在大批高端制造业集聚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原因。
江南滨江沿海，有对外开放的天然优势。江南是后开发地区，是历代大规模移民潮的重要目的地。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于江南而言，不仅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入，更是一种持续动态化的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开放，成就了江南开放包容的文化。
近代江南地区开放文化的形成不能不提及作为洋务派重要代表的无锡籍人士薛福成的开放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产生，薛福成曾两度出任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通过对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的批判，为在中国建立起近代工商业积极制造舆论、寻找理论依据，向国人阐述了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薛福成围绕对外开放提出的经济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首先，“兴贩运之利”——发展近代交通业；其次，“兴艺植之利”——发展商品性农业；再次，“兴制造之利”——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同时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出重视科技人才、兴学育才、派留学生的建议。
洋务派的这些开放思想文化实际上是同工商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对当地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工商业影响很大。
说到开放文化不能不说上海的作用。上海原先是苏州府的一部分，1843年开埠，仅用10年时间便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从一个偏居海隅的县城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世界级的大都市。全国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发生在上海，主要的外国银行和大企业都在上海设立中国或远东总部。1895—1911年，所有在开放口岸创立的华资现代工厂中，约有三分之一设在上海。上海处于开放的前沿，由此形成的开放文化溢出到周边的苏杭地区。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大多是苏南实业家，如无锡的薛福成、常州的盛宣怀等。苏南的商家纷纷进入上海办厂和办洋务，从中学习外国技术和管理，开启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进程。这一地区也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形成近代苏杭地区开放包容的文化。正因为这种文化传承，中国一改革开放，苏南就依托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迅速进入开放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