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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称的江南，北依江，东濒海，南临钱塘江，运河贯穿南北，沟通着全国其他地区，以至全世界。浩渺的太湖犹如一颗日夜跳动的心脏，调节水资源，滋润着江南大地。江南水乡，宣泄太湖之水有三条大川，东出嘉定、松江为吴淞江，东北出昆山、太仓为刘家河，更东北出吴县、常熟为白茆河。境内有淀山湖、阳澄湖、漕湖、石臼湖、固城湖、氿湖、尚湖、独墅湖等湖泊，以及宛山荡、陆家荡、鹅真（又作肫）荡、黄埭荡、白荡、盛泽荡等河荡。黄浦、七浦塘、元和塘、昆山塘（又名娄江）、杨林塘、盐铁塘等塘浦纵横交错，无数大大小小的河川犹如人的血脉密布全身，贯通全境，通江达海。如此地利之优越，水量之丰沛，交通之便利，大自然之馈赠，世所罕见，难有其匹。水是千余年来江南经济发展的源源不竭的自然动力，是江南社会持续兴盛的命脉，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纽带，更是江南扩大对外联系走向世界的便捷通道。
江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其发达的农业，而水利是江南农业发展的命脉。《宋书》史官总结江南之兴起，归因于水网地区水田丰美，称“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这一段议论，概括了江南自东晋开国直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57—465)末年时，江南依赖自然地利，处于迅速开发和耕种田亩的过程，人们一切生活所需包括所谓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出于田亩收入。隋代，江南苏州等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唐代苏州一带，“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江南经济发展有赖丰沛水量，依靠的都是农田水利的发达及其有效利用。
自北宋起，直到明中期，江南一直处于农业经济的开发过程中，北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特别是塘浦圩田水利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水稻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
自北宋中期起，以苏州、湖州、秀州三州为中心，江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兴修圩田。南宋人多田少，向水要田，圩田进入大规模建设。宁宗庆元二年(1196)，户部尚书袁说友等奏称：“今浙西乡落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淹渎悉为田畴”。华亭淀山湖阔四十余里，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经官佃买，修筑岸塍，围裹成田两万余亩。南宋范成大说：“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
这些两宋时人的论述，清楚地说明其时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情形。
圩田大规模兴筑，变水为田，水田面积大增，产量又高。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又奏称，他任苏州知州时，“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无论“苏湖熟，天下足”，还是“苏常熟，天下足”，都充分说明北宋时江南太湖流域的稻作农业最为发达，其收成好坏对全国都有影响。显然，萌芽于中唐，经由五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至南宋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趋于成熟，江南农业尤显重要。
直至明代中期，江南各地仍处于不断开发之中。无锡之东鹅湖，有明初没官田500亩，永乐时陷没，正统时应天巡抚周忱许民复垦，因力乏而止，田陷而赋存，均于里甲，一方病之。明中期，当地富豪华会通发粟2000石，募民筑堤捍湖，陷没之田悉出而成膏腴，他又募众垦耕附近的胶山，荒地都成可耕之地。胶山乡的安国，在灾馑之年，采用以工代赈做法，开挖河池，凿渠引水，改善地利，变荒田为沃土，河池中又获鱼芡茭蒲之利，走的是典型的耕稼致富之路。时属常熟、今属锡山的羊尖，有荒田万亩，自东至西，横亘数里，一望无际，从洞庭东山移居而来的席氏散居其地，“垦荒积粟，致产数万”。
其时江南不少地方特别是常州东部直到苏州，农田水利仍在兴建过程中，农业积累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嘉靖后期，太仓人王世贞在其著作中记载，严嵩之子严世蕃曾与人屈指当时天下富家，积资在50万两白银以上者居首等，共有17家。而在此之前，无锡邹望家资将近百万，安国家资超过50万，如果按照严世蕃“富家”的标准，安国早就进入全国首等富家的行列了。17家富豪，大多数是权贵、勋戚、太监，只有来自无锡的邹、安两家是平民富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生产与江南经济发展的关系。
江南水乡，河湖塘浦贯通全境，通江达海，运河贯穿南北，沟通着全国其他地区，以至全世界。江南水网借由自然地利条件依凭水道交通而展开，是江南地区生产生活的血脉，成为人们对外联系的基本通道。四通八达的水道是江南对外商运的大通道和生命线，沟通了江南与全国乃至海外的经济联系，是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成为江南融入全球经济的纽带，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江南经济的发展进程。
明代万历中期，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说，江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商贾舟航易通各省”。当代地方志书描述，“吴县东部是‘开门见河，出门乘船’的水乡地区。民国时期，大部分近处步行，远处乘航船……50年代航船由轮船代替。60年代……水乡地区有挂桨机（机动）船”。这是民国以来江南水乡的出行方式。近人丰子恺描述江南水乡地景：“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决不是夸张的。”
历史上，自南宋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江南水乡因应区域内外交通方式，崛起了星罗棋布式的大大小小的市镇，水道将这些市镇串联起来。这些市或镇，其名称就体现出了鲜明的水乡特色，往往因泾、泽、河、湖、港、湾、荡、渡、塘、桥、洲、埭等而命名。以当代市管县前的无锡县35个乡为例：以桥名镇的，有查桥、厚桥、八士桥、张泾桥、长安桥、堰桥、钱桥；以塘名镇的，有东北塘、东湖塘、藕塘；以湾名镇的，有石塘湾；以港名镇的，有港下；以荡名镇的，有荡口；以水名镇的，有西漳、前洲、胡埭、雪浪等，占了一半。又如吴县19个镇，镇名直接显示河流水道的，有浒墅关、木渎、横泾、北桥、黄埭、斜塘、蠡墅等，也占将近一半。其余即使镇名不以水显示，其实也都依水而建，因河成镇。这些依河而兴的市镇，外形反映出河塘潆回贯通的水乡特色，基本都沿河或穿河而建，或呈一字形（一河两街型：如黄渡、乌青、硖石、安镇、张泾、东湖塘、长泾），或呈十字形（如梅李），或呈丁字形（如塘栖、王店），大的市镇或呈若干个十字形。如吴江县平望镇，人称“地交吴越千帆集，岸积鱼盐一市哗”。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北运河与南、北二市河在镇中相交，形成十字港状。两条水道交叉、十字中分，是江南市镇的典型格局之一。这些市镇，地处水运交通要道，实际上就是江南农家出售农副业剩余产品甚至大宗商品、补充日常生活或工业用品的场所，四周乡民以此为中心开展副业商品生产活动，依靠这类市场从外地或更高层级市场输入生产生活必需品，开展“本经济单位内”的生产生活。明中后期，江阴东南各乡，“皆纺花为布，率三日成一匹，抱鬻于市”。太仓赵市，明人李杰说，凡近市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在市镇附近的农家，通常借助水道交通，即能基本满足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不日之间已遂所求”。清前期，无锡地方官员上报称：“浒墅关北二三百里以内，民居生齿日繁，积终岁辛勤血汗所出之米麦、豆粮、花布、鸡豕，完租办赋，养老育幼之赀，以有易无，此往彼来，熙熙攘攘，无日蔑有。”
江阴东南各镇因更接近常熟，农船装载石米匹布斗麦斤花，前往附近市镇易银，“各乡农民仅以土产载赴常熟易银，以为公私应需之用”
。常熟地势稍偏，康熙时县令奏报：“常熟一邑，僻处海隅，地非冲要，从无远商巨艘往来，而民间日用油糖杂货，俱从苏郡撺贩。”
这些都是地方小市场区域内江南农家的生活场景，农家是在附近市镇完成“以有易无”交换活动的，很长历史时段内，江南农家就是在“本经济区域内”生活的，并通过水道对外联系。
在江南，大宗专业商品（如丝绸、棉布）生产区的民众，在明中期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后，其生产生活展示出更为繁复壮观的景象。
丝绸重镇苏州府吴江盛泽镇，明末小说《醒世恒言》描述：“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聚，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业，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三孔石拱桥白龙桥上桥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留存至今。
另一邻地嘉兴王江泾镇，明末小说天然智叟《石点头》载：“话说嘉兴府，去城三十里外，有个村镇，唤做王江泾。这地方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有不从此经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所以镇上做买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热闹。”同县双林镇，双溪贯镇而过，是通往嘉兴、湖州二府之捷径，“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
介于嘉湖苏三府六县，为乌程和桐乡两县共辖的乌青镇，“当水陆之会，巨丽甲他镇，市逵广袤十八里，列置四门……名为镇而具郡邑城郭之势，苏、松、嘉、湖，六通四辟”。所以然者，只因附近盛产丝经，“有头蚕二蚕两时，有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乡所出，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也，北次之。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本镇四乡产丝不少”。
嘉定县的南翔镇，是著名的棉布重镇。镇中为十字港，四条水道即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和封家浜相交于镇中心，分别通向刘家河和吴淞江。明后期“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
松江府娄县和金山县共辖的朱泾镇，也是棉布加工重地。镇当黄浦与泖水交汇处，系江南交通要冲，镇中河道纵横交错，朱泾流经镇中。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又名朱溪，西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荡，而漕港亘其东北，北连昆山县境，是明清时期颇负盛誉的棉布业重镇。
无锡乡镇，各地织作的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地，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常熟的布匹，“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氓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道光时，“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江阴的棉布，是一种厚实的平机布，可“当大一例通行”，周庄、蒋桥、华墅“所去者，各盐场与江南江北”。常州与江阴沙头布，“号为江阴野路，所去者止邳州及淮北淮西”，主要销向苏北地区。因此清中期，江阴西城外，“秋季木棉告登时，商贩骈集”。南城外石子街，“多布牙聚居，淮扬大贾就地采买焉”。萧岐镇，“四方贸布者踵接”。
上述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无论市场层级如何，也无论如何发生对外联系，毫无疑问，都是借由自然地利条件依凭水道交通实行的。水是贯通江南民众对外联系的血脉，在江南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
江南的对外通道主要有三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横亘北境的长江和逶迤南北的东部海道。
明代永乐九年(1411)，大运河全线贯通，直到19世纪后期运河淤塞的将近5个世纪中，运河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货物大通道，物流畅达，盛况空前。明中期的大运河，“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
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说：“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
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仍然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
明代江南丝绸和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绾毂之地。明后期，徽商和江南洞庭商人就以临清为根据地，长时期大规模从事棉布贩运活动。而山西陕西商人也经由运河，长途跋涉，将江南棉布贩运到北地乃至中亚。明末，人称上海一县的棉布，每年流通者不下百万两银。其时运河物流就呈现出“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的独特景象。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说，标布“俱走秦晋京边之路”，在华北地区有着广泛的销路。清中期，江南棉布奄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人称：“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
销向全国的江南棉布，仅松江一地，就可能每年高达三四千万匹。
长江运输兴起于明代中期，其时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到了清前期，南京城西北一带的长江中，“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输往苏州杭州，难以计数的竹木、板材经江宁、镇江进入运河，通过无锡、苏州输往江南各地，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清朝前期，江南和浙东、福建粮食缺口增大，常年间，“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毫无疑问，明清时期进入长江的物货，几乎全部是进入运河南北分流输向各地的。
东部的南北海道兴起较晚。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海运贸易获得合法地位，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迅速发展起来，商品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清中期，沿海道北上的南船，向江南输出木材、糖、烟、薯粉、靛青、纸张、胡椒、苏木、药材、笋干及各种鲜果、海货、洋货等，向闽广地区运回丝绸、粮食、棉花、棉布、酒及各种工艺品等。福建、广东、浙东商人以上海、乍浦为终点，或以上海为中转，大规模参与华南与江南、华北、东北的商品流通。江南与山东、关东之间，形成以豆为主的北货南下及以布为主的南货北上的流通格局；江南与闽粤之间，形成花布、绸缎与蔗糖、洋广杂货的对流格局。
明清时期江南的这种对外商品流通大格局，立足于发达的商品生产。明中期起，江南经济由农业作物种植为主转向手工业商品生产为主，江南逐渐成为棉布和丝绸两大商品生产基地与书籍等文化用品制造中心。松江一府、太仓一州，常熟、江阴、无锡等县为棉布的主产地，每年织作棉布成亿匹；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每年生产的价值多万两的蚕丝，苏州、嘉兴、湖州、杭州以及南京织作的价值数百万两白银的绸缎，苏州、杭州、湖州、南京等城市和常熟、无锡、太仓等地刻印的难以计数的书籍，借由上述三大通道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而江南每年食用和工业用粮所需的一千多万石米粮，上千万石华北、东北豆粮，上百万石的华北、江淮杂粮，难以计数的木料、板材、纸张、棉花等原材料，成亿斤的食用蔗糖，也借由上述三大通道源源输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中期以来的江南，既是全国交通最为发达之地区，更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为发达之地。
江南大宗商品如丝绸、棉布等出口到世界各地，更说明了这一点。江南丝绸自明后期以来一直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明后期走私出口的中国丝绸，清一色来自江南地区，直到清前期，其势未艾。乾隆二十年(1755)，福建巡抚钟音奏报：“吕宋夷商供称广州货难采买，所带番银十五万圆要在内地置买绸缎等物，已择殷实铺户林广和、郑得林二人先领银五万圆带往苏杭采办货物。”
四年后，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
在江南丝绸销往西洋各国的出口业务中，江浙、广东商帮极为活跃。直至近代，江南水乡农家的生产一直受到世界经济风潮的影响。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写于1932年11月，连同以后发表的《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讲述了浙东一户普通的蚕农老通宝一家在春蚕季节紧张、艰辛、充满希望与焦虑的劳作，通过他们赢得春蚕的空前丰收反而进一步负债、卖地的结局，形象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江南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反而致贫的残酷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江南棉布的海外市场也在日益扩展。明后期起，西方各国将江南棉布盛称为“南京布”。清中期，外销欧美的南京布，在1786—1832年间，每年为百余万匹，价值约为白银四五十万两。从1775—1781年，俄国输入的南京小土布，占其进口总量的52.2%，在18世纪最后20年间，南京小土布每年出口俄国超过了300万匹，价值在一百五六十万卢布以上，成为中俄易货贸易的价值尺度。
上述江南经济发展的最具标志意义的国内外贸易，均是通过三大水运通道完成的。水道的畅通和水运的便利低成本，是江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无论是运河沿线的中州棉花、江淮杂粮的南下和江南棉布、江浙书籍的北上，还是长江中游米粮与长江下游的绸布对流，甚至东部沿海南洋航线的蔗糖和北洋航线的饼豆在上海港的集聚，都是以水道为自然地利借由人力得以展开的。明后期，人称位于运河沿线的苏州枫桥和南濠，运河南端的杭州、湖州，南京上新河等地，都是“天下大马头”，“最为商货辏集之所”。清前期，曾有徽商形容“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
。乾隆初年两江总督那苏图说，苏州北郊的浒墅关，“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嘉庆中期江苏布政使庆保也说：“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运河流通或江河联运，成为观察全国商品流通的参照物，在现代交通兴起以前，水道商品流通成为江南对外商品流通的晴雨表。江南商品生产兴盛期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正是运河、长江和沿海海道通畅时期。水道关系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便捷细密的水运通道确保了江南对外通道的畅达无阻。纵横贯通的河湖塘浦以至通江达海的三大水运通道，沟通了江南与全国乃至海外的经济联系，成为江南融入全球化经济的纽带，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江南经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