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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旨在说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持续推进之路。至迟自南宋以来，江南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和社会进步，始终走在全国最前列，江南成为人文经济学的典型样本。在江南社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中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智慧，经济产品中充满着厚重的人文因素，经济发展中体现着强烈的人文精神，经济与文化、社会与人文相互促进，经济为文化繁荣提供基础，文化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江南人文环境独优，元代地方志书形容无锡之地，“土地沃衍，有湖山之胜，泉水之秀，商贾之繁，集冠盖之骈臻。其民多闻习事，故其习尚夸美”，“三代以来，承太伯之高踪，踵季子之遐躅，其后才贤辈出，孝义迭见，犹足有观采。其平原广野尽为良田，川泽足以资灌溉之利，鱼米足以益富羡之饶，男耕女织，生业是勤。岁产之盛，实登侯封，是以衣食足而礼义备，民生敏于习文，疏于用武，盖其性然耳”。
明末清初文坛领袖常熟人钱谦益论到书画大家沈周卓然成家的优裕地利条件时说：“其产则中吴文物风土清嘉之地，其居则相城有水有竹、菰芦虾菜之乡，其所事则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伦，其师友则伟望硕儒，东原、完庵、钦谟、原博、明古之属，其风流弘长则文人名士，伯虎、昌国、徵明之徒。有三吴、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诵读，有金石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烟风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绘画。”
康熙中期，苏州人沈寓更颇为得意地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为郡，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
直到道光年间，军机大学士穆彰阿论其座师潘世恩的成长之地苏州时也说：“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
如此环境优美、物产丰饶、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交通便捷兼擅其胜之区，自然是其他地域难以想象的。人以地名，江南人挟其地域优势，较易出人头地。万历时，有人问宁波人薛冈，吴士与越士哪个地区之人更易出名，薛冈毫不犹豫回答是吴地之人。江南多饱学之士很可能优先沾了江南之光。江南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为经济发展、人才辈出、文化灿烂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深厚的基础。
明后期，文坛领袖湖广京山人李维桢说，江南“奇技淫巧日盛。一巾一履，一笺一箑，递出新制，海内靡然仿效矣”。乾隆初年，浙江巡抚纳兰常安说：“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凡其所制，亦概之曰‘广作’。然苏人善开生面，以逞新奇，粤人为其所役使，设令舍旧式而创一格，不能也，故苏之巧甲于天下。”
从历史上看，江南各业尤其是手工工艺行业，无不渗透着文人的心血，文人亲自设计、谋划，交由营造大师实施，体现出大师设计与工匠精神的有机融合。
园林砌筑方面最为突出。苏州名园狮子林，砌筑于元代至正年间，据说是僧人延请朱德润、赵善长、倪瓒（元镇）、徐幼文等共商叠成，后来大画家无锡人倪瓒在明初还画了《狮子林图》，写了五言诗。《狮子林图》以墨笔描绘了狮子林的一角，画中假山堆叠、树木掩映，几处厅堂建筑错落排列，其中一间供奉着一尊佛像。又有人说，狮子林叠石疏泉，皆出倪高士之手，故玲珑奇险，得峨眉山、雁荡山景趣，后来的造园者，没有能够赶得上的。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1465—1521)，雅有学养的洞庭东山富豪王延喆，为表孝养之心，在苏州阊门内，为官至大学士的父亲王鏊营造怡老园，工程营筑完全体现了园主的意愿。
明代最有名气的苏州园林拙政园，设计师是大名鼎鼎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为营构此传之后世的名园，文徵明先后画了24幅设计稿。
苏州徐泰时，是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尚宝卿，在阊门外置有东园。东园中的假山，是由周秉忠砌筑的。周秉忠，字时臣，号丹泉，是著名园林营造大师。其子周廷策，字一泉，号伯上，也是明末的假山砌筑名手。当时“江南大家延之作假山，每日束脩一金”，因此而家业大起，生息至万。东园之外，周廷策还为徐泰时塑了苏州报恩寺内的地藏王菩萨像，并与文徵明的外孙薛益合作书画，设计营造了苏州的洽隐园等园林，还应吴亮邀请为其三弟吴奕造园。武进人吴亮，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在其《止园集》中，有几首题赠周廷策的诗文，对周廷策许诺，“肯教家弟能同乐，让尔名声遍九寰”，说得相当直白，他的延誉式诗文，必定会对周廷策的名声响遍全国大有益处。
明代常熟最有名的园林是钱岱的小辋川，园主是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任过学政，擅长诗文，亲自设计并精心营构了此名园。
嘉定南翔镇李流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举人，是颇负时誉的诗人和书画家。他亲自设计了自家园林檀园，“一树一石皆手自位置，一门群从并著风雅”。
上海人张涟，是万历时最负盛名的叠石大师，有山人雅号，“大江以南好事家无不延揽山人”。南京刑部尚书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园、工部郎中上海人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吏部郎中吴江吴昌时的竹亭、太常寺少卿太仓王时敏的乐郊、礼部尚书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等名园，均是由他营构的。明代太仓最有名的园林，就是王世贞的弇山园。弇山园由“东弇”“中弇”“西弇”三园组成。中弇、西弇由叠石大师张涟营造，东弇由吴姓山师营造，而王世贞不但亲自设计，而且逐日与张涟商酌切磋，日夜督促。
明代上海最有名的园林，当是万历时潘允端[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官至布政使]的豫园。其园“延袤一顷有奇。内有乐寿堂，深邃广爽，不异侯门勋贵。……大江南绮园无虑数十家，而此台宜为独擅。堂之左，即方伯公读书精舍也，内列图史宝器玩好之物，如琼林大宴，令人应接不暇，足称奇观”。该园由潘允端亲自设计，张涟营造。
万历中期，上海陈所蕴营构日涉园（在上海县城南），先由张涟垒石，但园主在任上，“仍手一籍授山人曰：某所可山，某所□□沼，某所可堂宇亭榭，某所可竹树蔬果，山作某某法，池沼作某某法，堂宇亭榭作某某法，竹树蔬果作某某法，一一指诸掌上”。张涟去世，园主又延聘叠石水平可与张涟抗衡的曹谅砌筑。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又延请顾姓山师大事葺治，增加景点。其时园主已致仕在家，主人与建筑师不时筹划商酌。
太仓王时敏，是万历时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院编修王衡之子，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清初院画家“四王”之一，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上有着重要地位。他专门改建了祖上传下来的东园，砌筑了乐郊园，所有工程都是张涟营造的，但王时敏与王世贞一样，从设计到施工，精心算计，罄尽了心智。
清初院画家“四王”之另一家，常熟人王翚，执当时画坛之牛耳。苏州城阊门内后板厂坐落着名绣谷的园林，主人是官至朔州知州的蒋深。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颇有法”，据说就出自王翚手笔。
无锡最负盛名的园林非寄畅园莫属。康熙初年由翰林学士秦松龄改建，垒石凿涧者是张涟的侄儿张鉽。“园成，而向之所推为名胜者，一切遂废。厅事之外，他亭榭小者，率易其制，而仍其名，若知鱼槛之类是也。又引二泉之流，曲注层分，声若风口，坐卧移日，忽忽在万山之中。盖自端敏迄今二百余年，虽中更盛衰，而未尝易姓，故论者以为难焉。”
清后期，江南园林再兴，江南士大夫休闲在家，讲究生活，“大治园林花木泉石，极一时之盛”。
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移居苏州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秋，俞樾在马医科巷营建春在堂新屋，并于屋旁隙地叠石凿山，辟为曲园。
苏州人顾文彬，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同治、光绪之际营筑怡园，数年间不定地指示儿子顾承，授以筑园之法及具体要求，“顾东难以遽退，姑分窗格与做，但一则不可透付钱，二则须时常监视，倘不合式，立即斥退，断不可迁就。南院推广之后仍只立三峰，不立石笋，留为种树地步，甚合我意”。要顾承与聘请的匠人钟星、王寿发随时商酌，并授意“南院石工将此告竣，堆石之法宜疏不宜密，稍有空处甚好，不必砌满也”，“至于堆假山，仍须汝在场指点，不能任令匠人为之，此辈胸中安有丘壑？况要造园，必须先画图样，何处造屋，何处堆石，成竹在胸，方能动手。又须先造屋而后堆石，若先堆石必致碍造屋地步”。
晚清常州人赵烈文，移居常熟，光绪二年(1876)营构赵园。由其日记记载可知，他聘请苏州石工，“逐日与石工商量”甚至清晨解衣盘礴，“亲立石于东峰，始有彼此相揖之势”。改日，看到石作头魏春泉所作远心堂及微书屋下石岸不合矩方，两处建筑皆邪迤失正，乃决定“撤屋重造，定下月开工”。直到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所造静圃落成，赵烈文自我总结：“余初定全园结构……连日与土木诸工昕夕计算，刻无暇晷”，从设计到施工，全程主导。
现有研究表明，苏州私家园林的建设由于文人的设计参与，对苏州的明式家具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主要是私家花园，大多业主都亲自参与了规划与设计，所以也渗透了这些文人雅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这类园林建筑物内所使用的家具也同样受到封建士大夫和文人的重视，因而从室内的陈设到家具的设计乃至材料的选择都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例如著名的“吴门画派”对苏作的构思和审美特点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胜迹和田野风光，追求宁静高远的画风，这种文人的意识和修养，对官府园林乃至民居私宅起了很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作在选材、款式、造型、功能等方面的设计和修缮。
紫砂制作是又一典型。如今闻名全球的紫砂壶，是宜兴最负盛名的工艺品，也可视为江南人文经济学的又一典型之作。前后涌现出供春，董翰（号后溪），赵良（亦作梁），元畅（或作袁锡），时朋（亦作鹏）及子大彬（号少山），李养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字伯葵），陈田卿、陈信卿，闵贤（字鲁生），陈光甫、陈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盖，周后溪，陈俊卿，周季山，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徐友泉、徐令音，项真（字不损），沈字澈等名手。
民国初年人总结，紫砂制作共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起始于供春，光大于时大彬，昌益于陈曼生，改良于瞿应绍。其中每一步，或每个阶段，均可见文人设计构思或文化渗透的作用。
据考证，供春是明中期人，原来只是吴仕的家僮，出名后人称龚春。吴仕字克学，号颐山，宜兴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很有学养。供春制壶，经过长年潜心钻研，方以制大壶擅名。供春能从家僮成长为制壶大师，显然其主人吴仕在文化艺术上予以了指点。紫砂制造第二代大师时大彬，号少山。最初仿照供春制作大壶，逐渐得手。后来游览太仓，听说名士陈继儒与王世贞等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大彬之壶，“其制朴而雅，砂质温润，色如猪肝”，以为特色。到清初，时大彬砂壶被人称为“绝技”。到了清代嘉庆年间，陈鸿寿（字曼生）任溧阳知县，正好善制砂壶的良工杨彭年（大鹏）创为捏嘴，不用模子，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门眷属，并工此技，陈鸿寿为之题其居曰“阿曼陀室”，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画十八壶式与之。陈本人及其署中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伽、查梅史等人纷纷为之题铭，因而人称“曼生壶”，远近闻名。过了三十年，上海瞿子冶（应绍）欲烧砂壶，请设计师邓奎（字符生）至阳羡监造。子冶善兰竹，有诗书画三绝之称，邓奎则善篆隶，又将紫砂制作水平恢复到昔日水准。
可以说，紫砂壶从创制到光大，形制从大改小，从当地有名到推向全国，每一步都凝聚了文士的智慧。
江南手工艺各业，多有文人极力称誉推介，诸多工匠及其作品经名人鼓吹推崇广为人知，从而享有崇高知名度。
在江南，历代徽州制墨名手及其名品如方于鲁、曹素功、汪近圣、罗小华及詹氏墨、胡开文墨等，均有文人现身说法，为之延誉。著名藏书家黄省曾之侄黄德水，就曾赋诗《送方于鲁》。无锡人邹迪光，曾赠诗制墨高手程幼博。其一：“何物款吾庐，昂藏志气舒。哦诗大历后，吐论建安余。红剖经霜橘，青分过雨蔬。隃糜得尔赠，白练好裁书。”其二：“仓皇候颜色，颠倒着衣裳。把酒严更动，烧灯子夜长。多君能守黑，愧我未抽黄。珍重投琼意，临池学仲将。”邹迪光甚至还招饮程幼博到他的园亭愚公谷，在其名楼蔚蓝亭中，表明“知君墨采盘胸臆，愿乞隃糜作锦湍”之心迹。明末清初，常熟人孙永祚，曾为造墨名手方玄卿赋诗，赞颂其高超技艺，称颂方氏及所制名墨，诗谓：“廿载江湖老名下，尽识方君墨隐者。拾得昆仑象罔珠，文人诗客相追趋。云气淋漓烧作汁，浓香不散松膏粒。玄霜夜捣铁杵鸣，碧烟秋扫瓴篝湿。琼屑新团螺色沉，漆光旧暗龙文侵。有时乞赋感意气，赠我双函不用金。”
江南尤其是湖州善琏，以制作各种毫毛笔著称，畅销全国乃至海外，而历代笔工，多有文人为之延誉。明末清初著名笔工为强端甫，孙永祚赋诗《赠笔工强端甫》，诗谓：“强君强君住管城，应驱蒙恬十万兵。斫来梁苑竹多瘦，逐得中山兔尽惊。七尖锐射秋末雨，珠光圆拂春毫雾。空传晋代鼠须石，不数香山鸡距赋。”清初笔工钱叟最有名，一代词学正宗嘉兴秀水人朱彝尊赠文给他，称他“所制羊毛笔，最为得法。予识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辄橐置叟笔百余自随，恒恐其尽。持以作字，藉藉之妙，不知有笔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晚清时，寓居苏州的湖州人吴云，是金石收藏家，专用苏州杨春华父子所制之羊毫笔。
苏州石工章文，世工镌刻，凭借书画大师文徵明的褒扬，声价不断提高。
明末，琢玉大师濮仲谦，文坛领袖钱谦益曾赋诗相赠，说濮仲谦“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
清初有唐陶山，也曾仿古制茗壶，著名诗人、收藏家吴骞有诗赠赞。
总之，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与当地工艺大师保持着密切联系，频繁互动，不吝笔墨，为名作高手造势。典型者如万历时期的苏州闻人王穉登，李维桢为其撰墓志铭，评价：“法书名画古鼎彝器与技能工巧青楼歌舞依倚就声价者，非先生品题不踊贵，筐篚包匦上交私觌陈庶侈者，非先生手笔不为腆，故先生一日之内临文十四，对客十六，而精神意气略无厌倦。人过吴中，或不见先生，则共嘲曰俗子，而闽粤间尊响之尤甚，贩夫持先生八行尺幅归，乡人迫欲得之，酬善贾数倍。……环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赝售，不至糊口四方。”
其时江南各业琳琅满目的新品名品，既是工艺行业精益求精打造出来的，也是众多文人巨擘不遗余力推介出来的。
明中期，镇江文人谈长益，曾为供春作传，供春的事业赖以为人所知。前述苏州石工章文的墓志铭，是文坛领袖王世贞撰写的，王称墓主“有儒者风”。
明后期，嘉定竹刻名家是朱鹤（号松邻）、朱缨父子，而朱缨的墓志铭，是由同县人徐学谟撰作的。徐学谟，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在朱缨的墓志铭中，徐学谟褒扬朱鹤“为人博雅嗜古，而特工雕镂之伎”，又说朱缨，能世其父业，发扬光大，“生而聪颖绝人，即席松邻之技，辄能师心变幻，务极精诣，故其技视松邻益臻妙境”，其古仙佛像诸类作品，“刀锋所至，无论肌理肤发，细入毫末，而神爽飞动，恍然若见生气者”。
万历后期，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的上海人陈所蕴，重金聘请垒石大师张涟为之营构日涉园，工程竣工之日，张涟已是八十高寿，张涟的一众友人请陈所蕴撰文，并拟制锦为张涟寿。张涟却说：“南阳徼有天幸，获事陈先生，供扫除役，诚得陈先生一言，荣踰华衮，然无用制锦为也。”陈所蕴欣然命笔，即为张涟撰写了《张山人卧石传》。在传文中，陈所蕴着重概括传主造园垒假山的高超水平，称：“山人幼即娴绘事。间从塾师课章句，惟恐卧，至濡毫临摹，点染竟日夕，忘寝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遂擅出蓝之誉矣。居久之，薄绘事不为，则以画家三昧法试垒石为山……大都转千钧于千仞，犹之片羽尺步，神闲志定，不啻丈人之承蜩，高下大小，随地赋形，初若不经意，而奇奇怪怪，变幻百出……山人既擅一时绝技，大江南北多好事家，欲营一丘一壑者，咸曰不可当世而失山人，竿牍造请无虚日。山人所欲往……与其所裒石多寡，胸中业具有成山，乃始解衣，盘薄执铁，如意指挥群工，群工辐辏，惟山人使，咄嗟指顾间，岩洞溪谷，岑峦梯磴，陂坂立具矣。”在陈所蕴笔下，一代造园大师的出神入化之功跃然纸上。
入清，一代思想大家黄宗羲、诗文大家太仓人吴伟业、文学家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均为张涟专作传记。黄宗羲在《张南垣传》中称，张涟学过绘画，通画法，以绘画之法用之于假山垒砌，先在心中筹划，一一布置妥当，“于是为平冈小坂，陵阜陂陁，然后错之石，缭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而人或见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错互，决林莽，犯轩楹而不去，若似乎处大山之麓，截溪断谷，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回沙，邃闼雕楹，改为青扉白屋，树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无地无材，随取随足。……涟为此技既久，土石草树咸能识其性情，每创手之日，乱石如林，或卧或立，涟踌蹰四顾”。等到施工时，工匠前来请示，张涟正与客人谈笑，漫应道：“某树下某石，可置某所。”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人以此服其精，“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到后来，“东至于越，北至于燕，请之者无虚日”。
戴名世在《张翁家传》中也称，张涟以倪瓒、黄公望绘画笔法，营构园林有巧思，一石一树，一亭一沼，经其指画，即成奇趣，“虽在尘嚣中，如入岩谷”，从而“四方争以金币来购”，“诸公贵人皆延翁为上客，东南名园大抵多翁所构也”。张涟及其子侄能够在明后期至清前期大约百年之间，享誉全国，被延聘至各地为达官贵人营建名园，当与诸多思想大家，或诗文大家或学术名流为其不停地吹捧，大造声势，有着紧密的关系。后来之营造者，自然会以之为榜样，借助文人的生花妙笔和褒美之词，不断地开辟出作业机会，提升营造水平。
大约自明中期起，士人与匠人的关系日见热络，文人与商人觥筹交错，互相挹注，相得益彰。明后期，国子监祭酒陆氏，宏奖风流，高朋满座，席上若无竹刻名家朱鹤，即心情不乐。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人，与造园大师张涟私交甚深。吴伟业与张涟常常日相过往，甚至可以互相取笑。
在商业领域，更不待言，文人势尊，掌握话语权，商人多金，有财力优势，江南文人与洞庭商人、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关系最为热络，互动最为频繁，时人以“蝇之附膻”来形容士商关系。明后期的江南商品市场，人称由吴人滥觞，由徽商推波助澜，在士人和商人的通力合作、大肆炒作下，收藏品市场在内的各类工艺品商品市场极为红火，久盛不衰。
（执笔人：范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