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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范围不算广袤，但地域文化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明中期苏州人文徵明说，吴地“浑沦磅礴之气，锺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之与京。故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
早在六朝时期，江南地域文化在玄学、文学、绘画、书法、数学、医学和史学等方面即取得突出成就。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昭明文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鲍照的山水诗，沈约、谢朓等人的“永明体”诗歌，顾恺之、陆探微的绘画，沈约的《宋书》等，显示出江南地域文化形成时期的绚丽多姿和深厚根基。单是诗歌“永明体”，就开创了诗歌声律化的新时代，“不仅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更为唐诗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新时代”
。
自唐至元，江南地产丰穰，家不乏珍，宗工巨匠，“更仆不能悉数”。地方文献记载，浙西自钱氏吴越开国，风俗大盛，“唐宋诸贤以名士之咏歌，发山川之佳秀，乃大著于天下”。宋室南渡，衣冠萃至，文运弘开，州县之学，兴盛于江浙之间，而尤盛于苏州、湖州，从此，“声名文物，转为江南”。诗词创作，极为丰夥；吴歌杂曲，被之管弦；书画文物，闻名海内，影响后世深远的元四家，全部诞生在吴地。人文向江南集中的趋势甚为明显。
入明以后，吴地“人才冠于天下，名公巨贤先后接踵”。直到盛清，人称“吴中人文甲于海内，黉宫肄业之士射策大廷，裒然为举首者后先相望也”。整个江南，或以经术见优，或以文章取重，诗文大家前后相继。江南人文之盛甲于东南，江南地域文化进入全盛期，恣肆汪洋，璀璨夺目。
据学者对两宋列传人物、词人、画家、儒者的统计，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大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如文学家，今人梅新林依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和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统计，元代杭州路和平江路是文学家最多的两个路，明代拥有著名文学家的府州，苏州第一，197人；杭州第二，72人；常州第三，65人；嘉兴并列第六，49人；松江第八，48人；湖州第九，41人，应天第十二，35人。清代出现著名文学家的府州，苏州第一，178人；杭州第二，173人；常州第三，134人；嘉兴第四，93人；松江第六，60人；太仓州第八，49人；湖州第十，44人；镇江第十六，27人；江宁第十九，24人。
毫无疑问，明清时期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文学家最为集中。
如诗人，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共选录有明一代二百余年约两千个诗人的代表作，经统计，扣除皇帝、藩王、僧道、香奁诗作者及外国人等332人，在1668人中，江南人共501人，江南人占总数的30%。乾嘉时人舒位撰有《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列举乾隆、嘉庆时期著名诗人108人，其中江南地区多达61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明代王韦、顾璘与陈沂被誉为“金陵三俊”，苏州则有“皇甫四杰”；清代“海内之言诗者，于吴独盛”，常州号称“诗国”。即如女诗人，今人研究其地域分布，发现江苏省的女诗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以太湖为中心的常州、苏州、镇江、松江府及太仓州，即江苏省的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
如古文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唐宋派，领袖人物几乎都是江南人。苏州吴宽、王鏊倡导于前，钱塘田汝成、武进唐顺之、昆山归有光继起于后，太仓王世贞、归安茅坤、德清胡友信、应天焦竑、太仓二张（张溥、张采）、常熟钱谦益等前后相继，堪称盛事。
如考据家，清初顾炎武初肇其端，到清中期苏州惠氏三世治经，树起“吴学”大旗，与“皖学”相颉颃。后来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陈瑑等考据成果斐然，三吴经学走向极盛。如陈瑑，于《诗》《书》《礼》《易》《春秋》《孝经》等皆有所发明，尤以疏解经义发为文章，冠绝一时。
如史学家，明代海盐郑晓、太仓王世贞、南京焦竑、乌程朱国桢、上海王圻、苏州陈仁锡、华亭陈子龙等，清代无锡顾祖禹、昆山徐元文、华亭王鸿绪等，均有代表性史著留传后世。清代前期三大史评著作，即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作者都是江南人。
如书画家，清中期无锡钱泳说，明代江南士大夫，大约“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明代江南人士，绍承“南宗”元四家的风格，明初有华亭的沈度、沈粲兄弟，稍后有“浙派”代表人物戴进，明中期有沈周、唐寅、文徵明、祝允明“吴门四家”，后来居上的是董其昌开创的“华亭派”。清初有娄东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常熟的王翚“四王”，更与常州恽寿平、常熟吴历合称清六家；有钱塘蓝瑛和长期活动在杭州的陈洪绶；有南京龚贤和“金陵八家”。书家在清中期则有娄县张照和钱塘梁同书等人，篆刻则前有丁敬、蒋仁、黄易、奚冈“西泠四家”（亦称“浙派四家”），后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西泠后四家”，后世并称“西泠八家”。
1949年底，龚方纬先生搜集清初直到民国年间的书画金石家资料，共得8970人。今据以检索出江南各府州人共4429人，其中苏州府1474人，常州府739人，松江府494人，杭州府477人，嘉兴府466人，镇江府219人，太仓州212人，江宁府199人，湖州府149人。
可以肯定，自清初直到民国年间的书画金石名家，江南人占了整整一半。就书画金石名家的分布而言，其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府州城和附郭县中，当在2400人左右，约占60%。但若深究其具体情形，也有例外。如常州府的无锡、金匮县多至328人，远超府城及附郭县的216人；苏州府的常熟、昭文县多至324人，足可与苏州城及附郭县的人数相抗衡；上海一县多至206人，占了全松江府的42%。江浙地区的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地域分布也呈现出相当一致的现象。徐沁《明画录》收录画家约800人，江苏约占370人，其中苏州约有150人，南京约有70人，松江约有50人，常熟、太仓约各有30人。
如文物收藏鉴赏家，明代苏州王鏊、王延喆父子，无锡安氏、华氏，丹阳嵇应科，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嘉兴项元汴，秀水程季白，嘉兴李日华，南京姚汝循、胡汝嘉，松江朱大韶，华亭董其昌，清代苏州张丑、潘祖荫、吴大澂、顾文彬父子，镇洋毕沅兄弟，太仓陆时化，钱塘高士奇，湖州吴云、庞元济，嘉兴汪爱荆、汪砢玉父子和张廷济等人，江南可能是收藏赏鉴家人数最多、收藏最丰之地。
以学术团体学派论，江南学人“非得于师友之渊源，则得于家庭之传习”
，群体力量特别强大，后先相继，别出一格。明后期的东林学派，抱道教时，关心国是，志在世道人心。继之而起的复社，振衰起颓，阐扬文艺，其中皎然君子，苦苦撑柱于残山剩水之间。入清则浙西词派、常州文派、吴学考据，常州经文学派、华亭派等，各有源流，别出机杼，多倡新说，在诗文、词翰、舆地、史学、考据、书画等各个方面，都独树一帜，辉映东南，影响及于全国乃至东亚。
以地域论，如明代苏州，洪武时高启、杨维桢等四隽，领袖诗坛；永乐、宣德年间，王、陈诸人，跻矱词林；英宗、孝宗之时，徐有贞、吴宽、王鏊等人，执掌朝政，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风景服，靡然而从。其时，当地人沈周、祝允明、都穆、文徵明、唐寅、徐昌榖、蔡九逵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蔚为大观。嘉靖以后，黄勉之、王履吉、陆浚明、皇甫子安、袁永之等人，仍能力追先哲，刻意著述。万历以后的50年，江南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厉名行，蕴义生风，坛墠相望”。如清代常州，后人褒美其乡前贤道：“吾乡乾嘉诸儒，其经学、古文、词章、宦绩，无不诸美毕具。”
如明代常熟，明初有吴讷、张洪等人，以名德清节主持风教。如清代常州，涌现出的文人大师不胜枚举，晚清名士龚自珍曾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形容之。如明清吴江，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周、袁、沈、叶、朱、徐、吴、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
杏花春雨，灵山秀水，涵育着一代又一代诗文才艺之士。明代江南，驰骋疆场的赳赳武夫百不见一，而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却如积薪，陈陈相因，后来居上，文史成就远超其文治武功。
诗文是江南文士的看家本领。吴县进士徐祯卿是反对三杨“台阁体”的“前七子”之一，又与著名画家、书法家祝允明、唐寅和文徵明合称“吴中四才子”。其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有“娄东三凤”之称的张泰、陆釴和陆容，诗名仅次于当时最负盛名的李东阳。王韦、顾璘与陈沂，雅称“金陵三俊”，与稍后的宝应朱应登又称南直隶“四大家”，在明后期的江南诗坛具有重要影响。长洲（今属苏州）皇甫涍兄弟四人，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清初宜兴人陈维崧在词坛上享有重要地位，人称“国初以来，江左言词者，无不以迦陵为宗，家娴户习，一时称盛”。太仓有“娄东十子”，以诗闻名，其中黄与坚为十子之首，王揆等则为中坚。乾隆初年老名士长洲人沈德潜，以诗名于时，其诗中正和平，颂扬圣德，为台阁体诗人代表，尊为“诗之正宗”，“名动四裔”。乾隆中期苏州、上海一带的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七人以能诗名，号称“吴中七子”。常州人赵翼，《清史稿》推许他“所为诗无不如人意者”，礼亲王昭梿称道他“诗才清隽”。乾隆后期阳湖人孙星衍因为诗文优长，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袁枚赞为“天下奇才”。嘉庆时苏州人陶樑，与诗坛大家董国华齐名，有“陶董”之目，又与倾动当时东南诗坛的王昶、孙星衍、赵翼等为师友。乾、嘉之际，又有常州词派崛起。创始人是张惠言，中坚是周济、左辅、李兆洛等人。该派尊崇词体，强调寄托，直到清末词坛仍深受其影响。此外，顺治时阳羡（今宜兴）人蒋景祁，康熙时华亭（今属上海）人黄之隽，无锡人顾栋高、顾光旭、顾奎光、顾敏恒、邹炳泰等，均在词坛有出色表现。蒋景祁的词气势开阔，黄之隽的词情厚而笔奇，顾栋高、姚之骃的词则以劲峭老辣见长，分占清代词坛一席之地。乾隆时丹徒人王文治，“自少以文章书法称天下”，与以诗鸣江浙间的袁枚声华不相上下。常州人孙星衍诗词之外，又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主持浙江诂经精舍，“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常州人洪亮吉，学问渊博，以诗与里人黄景仁并称“洪黄”，以经学与里人乾隆进士孙星衍并称“孙洪”，与黄、孙等合称“毗陵七子”。可以说，清代江南人赋诗为大家者，灿若繁星。凡此可以概见诗文最为江南文人之长。
江南文章大家也为人瞻目。古文称家者，在明代几乎全是江南人，清代仍由江南人绍其余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唐宋派，领袖人物大多是江南人。苏州吴宽、王鏊倡导于前，武进唐顺之、昆山归有光继起于后，太仓王世贞、应天焦竑、太仓二张（张溥、张采）、常熟钱谦益等前后不绝，堪称盛事。王世贞、钱谦益更是文史大家，前者主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后者则高举诗文大旗，俨然一代诗宗，领袖东南文坛数十年。康熙初年长洲人汪琬，与同县人监察御史董文骥等为“海内名能诗之士”外，绍承顾炎武经世有用之学，为一代古文大家，“岿然揽古文魁柄”。昆山人叶方蔼，生平服膺王士禛诗、汪琬文，而其“实兼有二家之长”。状元长洲人韩菼，其文“横被六合”，时人比作唐代韩愈，康熙赞其“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前代所仅有”。长洲人尤侗，登第前即因文优被顺治帝叹为“真才子”，致仕后家居，“以诗文缣素请者，户外屦恒满”。状元常熟人汪应铨，熟读经史，“发为文章，苍古典奥，诗渊源选体，出入于韩、苏，书法圆劲秀逸，人争宝之”。探花无锡人秦蕙田，通经能文章，尤其精“三礼”，撰文“博大宏远，条贯赅备”。洪亮吉又留意于声韵训诂，擅长考订，尤精地理之学，于边疆沿革最为专门，更重视社会实际，提出人口增长过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具有前瞻意识。
文史不分家。明代中后期起，私人修史蔚成风气。在杰出的史家中，江南文人独占鳌头。海盐人郑晓、太仓人王世贞，南京人焦竑、苏州人陈仁锡、常熟人钱谦益，上海人王圻、徐光启、陈子龙等，蔚为壮观。这些史学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注重当代，立足现实，考订严谨，强调直笔，开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一代风气。他们广泛搜集材料，评论人物得失，探讨明代治乱的经验教训，差不多在各体史书的编纂方面，均有代表性成就。日后由思想大家顾炎武振臂高呼的经世致用思想，早就体现在他们的史学理论和丰富的史籍中了。入清后，江南文士身与其事，评论古今，著述辉煌。康熙帝下诏修《明史》，昆山人徐元文、叶方蔼，华亭人王鸿绪，先后充总裁，充分显示了江南进士群中多史家的优势。在官修史书中最享盛誉的《明史》，基本上是在江南人任总裁下告成的。乾隆、嘉庆时的三大史评著作，全部出自江南人之手。这就是，嘉定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嘉定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常州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清史稿》说钱大昕于“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瞭如指掌……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以这样的功力撰成的史评著作，自然在史坛享有地位。赵翼则力图总结一个时期的历史趋势，阐发社会史或制度史的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源，已不仅仅局限于就史评史的范围。这种从历史的长时段总结盛衰治乱的高屋建瓴之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体有用”，发挥了儒学的经世致用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盛清江南文士的经世意识。
论到书画，自然不能不提及元四家、明中期的吴门派、明后期的华亭派、清初的院画家。元代无锡人倪瓒的画，以平淡天真、幽秀旷逸、意境悠远为特征，明中期受到全社会追捧，以有无收藏倪画为“雅”“俗”之辨。明末上海人董其昌，“以自然刚健之姿，雄浑超逸之态，左右明末乃至清代近三百年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居有开一代风气的显著地位。
董氏之画也集宋元诸家之长，出神入化，与顺天米万钟南北辉映，时人即有“南董北米”的盛誉。康熙时，常熟人蒋廷锡，工书善画。清代特别是清初画坛，江南人俨然正宗高座，康熙时代著名的院画家，全部是江南人，即太仓人王鉴、王时敏、王原祁和常熟人王翚。王原祁得其祖父著名画家王时敏亲授，对于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年又笃好吴镇墨法，既得明代华亭派创始人董其昌画法之神，又得王时敏绘画之形，迥出时辈之上，受命鉴定宫廷内名迹，充当《书画谱》《万寿盛典》总裁，为院画派一代大家。王翚主持了大型绘画工程《康熙南巡图》。稍后的常熟人蒋廷锡，善画花卉，多用逸笔写生，“点缀坡石，无不超绝”。雍正时武进人邹一桂，工花卉画，是“南田三绝”恽格后的大家，曾作《百花卷》进呈乾隆，乾隆为题百花句。
清代书坛，最负盛名者也多江南人。华亭（今属上海）张照，官至刑部左侍郎，长期入直内廷，博学工书，为一代之雄，乾隆帝将其列入五词臣，并作《怀旧诗》论其书法，极为推许。海宁陈元龙，官至大学士，其书法也优，尤工楷书，乾隆、嘉庆之际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梁同书认为，“本朝人不以书名而其书必传者”，陈元龙是二人之一。海宁陈邦彦，“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颜、欧、虞、褚及宋四家，无不研究，遇真迹必拨冗仿写，无间寒暑。书名倾动寰宇，夷酋土司，金潾玉巑，咸欲邀公尺幅以为家宝”
。其书法屡次得到康熙褒奖。乾隆初年的内府书籍、秘殿珍藏，都由其掌管。直到晚清，常熟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为世所宗。
乾嘉考据，成绩斐然，最著者，皖派吴派而已。吴县惠氏，父子进士，祖孙三世治经，惠周惕为创始者，惠士奇为继承者，惠栋是发展者。惠氏治经，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本意，又以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乃强调“古训不可改”，“经师不能废”，从而专宗汉儒。惠氏矫正宋明理学空谈虚妄流弊，疏证文字经书本义，在经学史上有廓清之功。其弟子江声、余萧客等都是苏州人。吴派更有后进嘉定钱大昕，博采众长，发扬光大，“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被人叹为“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阮元甚至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钱大昕的贡献，不独成就了乾嘉考据各方面的业绩，而且先后主持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为紫阳书院山长长达16年之久，门下从其学者2000多人，从而造就了十分壮观的学术群体。
乾嘉考据学推进了学术，但远离社会现实，无关民生疾苦，于是有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兴起。常州人庄存与，兼治六经，尤长于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借援古今时势，主张“约文以示义”，在乾隆时期诸儒中别立一派，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开创了标划学术时代的常州学派。其侄乾隆进士庄述祖，“抱其明智通辨之材”，治经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深思独辟，推见本源。嘉庆时常州人刘逢禄，少从外祖父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尽得庄氏之学，与其表弟嘉庆举人长洲人宋翔凤高树今文经学大旗，常州学派至是蔚为大观。刘逢禄治经，精于《春秋公羊传》，力主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之说，恪守今文师法，倡“大一统”“张三世”“三科九旨”之说，寻求微言大义，对清末今文经学及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也受其影响。道光进士仁和人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今文经学，探求微言大义，阐述变易进化观点，与林则徐、魏源等同倡经世致用，走在了时代前列。
明代的戏曲作家，江南人如太仓王世贞、无锡邹迪光、吴江沈璟、昆山梁辰鱼、苏州李玉辈，都为一代戏曲高手，在他们引领下的昆山派、吴江派，在艺苑占有重要的席位。突出的是，明后期的江南缙绅，很多人都妙解音律，工于审音度曲，致仕后，往往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将其资财浪掷于丝竹之场，家蓄戏班，广坐命伎，成为一时风尚。他们以其财富、地位、嗜好，及其影响力，使得“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江南成为全国戏曲表演、佳丽云集的重要场所。
江南园林，集中体现了江南人的聪颖和智慧，也是明代江南士大夫奢侈享受的典型侧面。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士大夫竞治园亭。时人何良俊描述其盛况道：“凡累家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
一时间，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明代江南上百处园林，考其主人，多是位至显要、财大气粗的进士。缙绅所置园林，其规模、气派，其结构，其罗致的奇峰异石、名花珍草，自非一般庶民地主所能比肩。即如留存至今的上海豫园而言，时人描述道，当时“朱门华室，亦如栉比，崇墉不可殚述，而独称潘氏为最。如方伯公所建豫园，延袤一顷有奇。……大江南绮园，无虑数十家，而此堂宜为独擅”
。其主人就是位至四川右布政使的潘允端。再如苏州葑门内一园，也“广至一二百亩，奇石曲池，华堂高楼，极为崇丽。春时游人如蚁，园工各取钱方听入”
。其主人则是浙江参议苏州人徐廷禄。
嘉靖时起，全国兴起文物古玩时髦物件的收藏之风，倡率者据说就是江南缙绅，王世贞所谓“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或谓“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整个江南，“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蔚成风气。嘉靖中，华亭双鹤张氏、文石朱氏，上海研山顾氏，将“江南旧迹珍玩，收藏过半”。苏州王延喆，家聚三代铜器多达万件。对于明后期的收藏之风，嘉兴人沈德符评论说：“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大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
江南缙绅是收藏兴趣最浓、人数最众的最具法眼者。他们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搅得藏品和书画市场狼烟四起，价格一再飙升，书画市场空前繁荣。江南也成了假冒伪劣藏品的渊薮，那些著名才士、能工巧匠的社会地位也大升，甚者至列座公卿大僚之间。
综上所述，明代江南进士仕途顺畅，布列朝野，成为明朝统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决策和运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系和延长了明朝的统治。江南文士流品不一，人品且杂，是一个多面体，但识大局、持大体者后先相继，为国家为民族抱残守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他们提倡并践行立足现实，敦尚气节，崇正实学，关心国计民生，发展社会经济，体现了明代江南文士的主流风貌，深深地激励和影响着后人。直至清末，当地人翁同龢说：“大江南北人才甲天下，其文章亦关系天下风气。”外地人黄绍箕说：“本朝士大夫之学问、词章，一切风气，大概皆江南人主之，上而至于圣学圣治，无代无江南人密赞。”江南士大夫，文化素养优，知识起点高，经济实力巨，有利条件多，在学术文化领域十分活跃，以其博学多闻，赋诗填词，作文撰史，写字画画，审音度曲，藏书籍，砌园林，收古玩，使得富庶的江南更加多姿多彩，熠熠生辉。他们不但在传统的诗文、书画、经史、收藏等领域卓有建树，发扬光大，而且在清代竖起丰碑的考据学、今古文经学领域，也与皖派各树大旗，业绩骄人，垂范后世，大师辈出。江南士大夫是国家统治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江南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杰出贡献者，他们的文化学术活动代表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