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解构思想对温特森故事观的影响

温特森故事观念的形成也受到了时代影响。鉴于她的成长经历和专业学缘，她的思想来源很复杂。除了寄养于宗教家庭之外，她还成长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一个底层工人阶级家庭，在青年时期四处游历打工，也参加过左翼运动，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对于批判现实主义和商品社会对于人的异化等理论也有一定的切身体会。她考入牛津英语系，系统深入地学习研究了英国的文学传统以及各时期的思潮理论，特别是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中反对物质化的现实、反对线性时间的观点心有戚戚焉，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她后来也将伍尔夫、艾略特、叶芝、劳伦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撰写过多篇评论文章，认同他们对于文学价值的认识，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提倡打破各种界限。同时，一些学者认为温特森明显受到过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她在其作品中多次引用加缪阐释的西绪福斯神话，在《重量》中大量讨论存在和虚无的主题，拒斥由社会话语造就的自在存在，倡导追寻基于个人的自为存在。

受到中学时音乐女老师的影响，温特森开始思考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她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同性恋情的切身体验，在大学里深入研读英国女作家作品和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渐渐萌生了解构批判屈服于男权话语的“女性”主体定义的愿望。她曾在文章中戏称：“我是个工人阶级同性恋女人，这是我的政治。” 她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思想正如前文所写，是和后现代的解中心主义纠缠捆绑在一起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兴起。1978年，温特森成为英国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代表作《书写与差异》的英文版本出版，在大学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牛津大学在80年代初期还创立了一个专刊，刊名就叫《德里达》，专门介绍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等解构主义学者曾前往牛津讲学或举办讲座，而这段时间正是温特森在牛津求学时期。温特森文学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或多或少受到了解构思想的影响，在她的小说作品中解构主义理念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温特森从来就不承认自己举着某个主义的大旗，是属于某种流派的作家，她在不同的文章和访谈中强调，作家不应该被贴上标签：“不要根据作者评价作品，而要通过作品评价作者。” 但是她的创作思想还是可以归纳出共性的：无论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她都从中汲取了理论营养，认同理论中对于个体性的推崇，对于话语压制和边界规定的解构。无论受哪种思潮影响，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她对于一切存在的界限、一切逻各斯中心大话语的厌恶和抗争，对于固定不变的生活之真实的怀疑和批判，对于片段式、虚构性的小叙事即故事的赞许和热爱。温特森坦言：“我写的作品尝试回答21世纪的所需……我是为新时代而写作。” 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里，温特森的作品难以避免地留下了后现代主义的印迹，解构思想已经悄无声息地扎根在她的思想意识之中。

温特森的特殊经历使她对故事讲述情有独钟。她处处受限的人生境遇和少年时期的痛苦窘迫让她形成了用故事去思考、去诠释、去反抗、去解构的习惯，这相较于为了表现某种理论观点而精心设计出的作品要更加多一些真诚，多一些原始情感。可以说温特森从提笔创作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将故事讲述看成是反叛和解构生活陈规的方式，因而其故事讲述的本质特征无疑是，也必然是解构性。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创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原因：

能够围绕你自己的混乱写成一个故事，让你把自己视为一部小说去看待，那是很宽慰人心的，因为小说是机动的，既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让我们举步维艰的只是现实。我常想，如果人们能把自己当作故事，肯定会开心很多。

温特森就是要用“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的故事去解构令人“举步维艰”的现实，去获得对生活的不一样的理解，从而达到“宽慰人心”的目的。温特森就是这么生活、思考、写作的，也是这么告诫读者的。作为自我解脱、自我诠释、自我发展的方式，通过讲述故事理解世界、建设世界是温特森分享给广大读者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智慧，也是赠予人们的解构逻各斯中心的行动指南。 QRcMFx+QhwTCL6cAnORyX9szQLzhQRjSEHqzkt+8PXQSZ5gzCCIeMPlGt2MxWA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