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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森自小熟读各种教义和宗教故事，这带给她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对于“爱”的理解，其二是对于宗教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种种规训的强烈反感。年少的温特森接触最多的是《圣经》，养母一直向小温特森灌输宗教故事以规范其行为，每天耳濡目染的就是宗教的教义和训诫。温特森多次讲到，她小时候一直以为语言是只有神才能掌控的权利，因此语言是神圣的。直到离家出走后，接触了更多样的文学故事之后，她才知道话语权并非上帝专有，话语无处不在，“故事谁都可以讲”，“关键是怎么讲”。于是，宗教等宏大话语被温特森树立为挑战和解构的标靶，这也是她开始讲述解构性故事的重要原因。
童年遭遇的思想禁锢反而倒逼出了温特森故事讲述的热情，激发了她编织自己故事的迫切需求，从而走上叛逆、激进的创作之路：“自己设置情节时只图对抗她的故事，无时无刻不是如此。从一开始，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自己能否掌握故事讲述权，对于温特森来说是不得了的大事，这意味着自己能否参与自己的人生构建。温特森曾在评论文章中感慨：“我对于语言有着对其他事物所没有的激情，这种激情也是其他人所不能体会的。”
这种对于讲述的激情，可以看成温特森自己的话语权在长期压抑之后的能量爆发。
温特森一直在作品中严厉批评着基督教，自己也一度离家出走，和养母断绝关系，以此表达对于压抑人性的宗教话语的不满。同时，被家庭强行植入的宗教故事却也成为温特森创作过程中的双刃剑，圣经故事成了她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和故事素材，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她的小说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亚瑟王之死》与《圣经》象征着对于故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在前者中，故事张扬着浪漫、奇幻的气息，石中剑、湖中仙、国王、骑士、贵妇演绎着各种曲折跌宕的传奇、爱情、友情和幻想，体现了个人的存在；后者中的故事被宗教教义所绑架，所有故事传达的信息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相信并服从神的安排，个人故事在《圣经》中被宗教话语掩盖。可以说，《亚瑟王之死》与《圣经》以及它们所象征的故事观念，从一正、一反两方面促成了温特森对于故事的思考和热爱，成为故事智慧的拥有者。
可以这么说，温特森摒弃的是《圣经》中对于各种边界的定义，对于宗教权威的塑造，对于训诫话语的惶恐遵从，但另外一方面，她也汲取了《圣经》的文学营养，开发了其中的故事宝藏。在她的小说中，宗教经典和宗教故事面目全非，成为被戏拟、重写、解构的对象。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的章节框架整个套用了《旧约》章节框架，重构了魔鬼形象；《激情》里埋伏着宗教副线，戏拟了《启示录》场景，有意错置圣徒和魔鬼的身份。这些故事的重写，让话语权从神降到人，解构了宗教的话语地位，也解放了她自己长期以来遭受的宗教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