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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1959— ）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她曾是一个弃儿，自幼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养父母家长大，后就读于牛津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步入文坛。由于温特森的写作技巧高超，行文大胆，主题创新，作品中反映了当代人对现实生活的焦虑、怀疑和超越，受到读者的热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
。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OBE），成为英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先锋女作家之一。
温特森的11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直接挑战了小说的传统形式，从虚构题材到叙述手法都另辟蹊径，屡获媒体好评，也受到各类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温特森有一个一战成名的写作生涯开端。1985年，26岁的温特森发表讲述自身经历故事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一举拿下英国惠特布莱德最佳首作奖（Whitebread First Novel Award），她也因此崭露头角，为步入文坛打下了坚实基础。作家同行们对她称赞有加：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称她为“20年来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作家”，英国作家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夸她是“有思想的新声音”。
1987年，温特森发表以拿破仑战争为历史背景的《激情》（The Passion），相继获得约翰·卢埃林·里斯文学奖（the John Llewellyn Rhys Literary Prize）、布鲁姆伯利奖（the Bloomsbury）、美国诺普夫奖（the Knopf）。由于《激情》中的丰富想象和奇幻元素，温特森被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加（Edmund Whitega）称为“西亚·马尔克斯再现”
。1989年，温特森发表以17世纪中叶英国为时代背景的《给樱桃以性别》（Sexing the Cherry），获得美国E.M.福斯特奖（the E.M.Forster Prize）。在这部作品中，故事的重要地位已经显现，《旧金山纪事报》将温特森和著名的“讲故事作家”比肩，将该作品和著名故事巨典并称，称这部作品是“一部以卡尔维诺的优雅口吻讲述、米兰·昆德拉的哲学形式编排的《天方夜谭》”
。1999年，她获得意大利的一个文学奖项（the Prix Italia）。她的作品被《卫报》评为死前必读1000本小说，入选《泰晤士报》所评的“六十年六十佳图书”。
接下来的十年，温特森可以说遭遇了写作生涯的黑暗时期，以自己和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妻子，经纪人帕特·卡瓦纳（Pat Kavanagh）的恋情为蓝本，温特森创作了描写女同性恋三角恋情的三部小说：1992年的《写在身体上》（Written on the Body）、1994年的《艺术与谎言》（Art and Lies）和1997年的《宇宙平衡》（Gut Symmetries）。浓郁的女性主义表达、实验性的语言风格和对同性恋情的大胆描写，使其成为她最毁誉参半的三部作品。特别是《写在身体上》的出版遇到了否定性的批判，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个有实质内容和创新性的作品，学术界和主流批判家似乎抛弃了她。
很多评论家批评温特森的作品无聊且晦涩难懂，杰勒德（Gerrard）认为她似乎已经丢失了自己的方向。
同时温特森特立独行的风格和自我推销引起诸多批判，尤其是她自己提名自己为现代文学最佳作者以及提名自己的作品为1992年年度最佳小说的行为招致了不少非议，很多人因此谴责她傲慢、自我。最典型的评论如利比·布鲁克斯（Libby Brooks）所说：“珍妮特·温特森凭借她第一部富有魔力的小说获得成功，不过像流星一般短暂，很快由于尖酸的个人攻击跌入谷底。”
2000年温特森发表《苹果笔记本》（The Power Book），这部作品被视为她的回归之作，也是风格转向之作，“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她事业的转折点”
。这部小说关注了网络故事创作。凯特·凯拉韦（Kate Kellaway）认为这部作品证明了温特森非常机智，是有独创力的好作家。
同一时期，温特森开创性地注册了自己的同名网站，在网络上和读者积极互动，并为域名问题上法庭打官司，这也让她名声大噪，拥趸激增。2004年出版的《守望灯塔》（Lighthousekeeping）成为英国年度畅销书，风靡数十国，入围2005年的英联邦作家奖，同时也入选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作品”系列出版计划，《纽约客》评论这部作品“充满了对语言和神话令人惊异的沉思”
。温特森本人则把这部作品看作自《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开始的小说系列的收尾之作：“在我的下意识中，那些作品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情感历程，《苹果笔记本》是一个总结，一部繁富的巴洛克式的作品，我在其中放入了我从《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来学到和感受到的所有东西，譬如穿越时间、变换性别、拒绝直线式的连接。”
2005年，温特森参与了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的重构神话计划，出版了小说《重量》（The Weight），以全新的角度叙述希腊神话里背负苍天的巨人阿特拉斯和大英雄赫拉克里斯的故事。史蒂夫·戴维斯（Stevie Davies）称赞该作品几乎具有了“神话诗性”。
这些小说的发表也为她争取到了更多的读者群。
2009年，温特森发表带有科幻小说特点的《石神》（The Stone Gods），被评论界再次鉴定为严肃文学作家。虽然评论家们对于其科幻小说形式和过度感伤的爱情故事颇有微词，但仍然认为它是个情节交错、生动形象、给人启迪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说敏锐地哀叹人类是个无可救药的轻率的物种”
。马特·索恩（Matt Thorne）在《周日独立报》中总结道：最终《石神》既不能说是科幻小说也不算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显得独树一帜。
2012年，温特森发表了重写中世纪英国女巫清洗运动历史的《日光之门》（The Daylight Gate）。2015年，她还参加了“霍加斯·莎士比亚项目”（Hogarth Shakespeare），改写莎翁名剧《冬天的童话》。在这部名为《时间之间》（The Gap of Time）的小说里，《冬天的童话》在原著和当代故事之间来回穿插，形成故事的合唱。2020年9月，她出版了重写玛丽·雪莱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弗兰吻斯坦》，讲述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和性别流动的故事。从这三部小说的创作来看，温特森在故事重写的道路上还将不断求索。
长篇小说之外，温特森于1986年出版散文集《适应未来：想要过得好的女人们的生活指南》（Fit for the Future： The Guide for Women Who Want to Live Well），1995年出版评论集《艺术之物》（Art Objects），199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世界和其他地方》（The World and Other Places），2011年出版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2021年出版短文集《十二字节》。此外，她还撰写过6部儿童小说和4部改编剧本，在市场和评论界均获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温特森在她所有作品中都始终展现出一种超常的“讲故事”激情。正如《纽约时报书评》评价的那样：“温特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一个传教士，她的作品和谈吐充满了一个真正信徒的热情——一个相信故事和爱之救赎力量的信徒。”
彼得·乔尔兹（Peter Childs）在《当代小说家》一书中将温特森的主要创作主题归纳为“爱，生命，宇宙和讲述故事”，认为有别于连续完整的现代小说，温特森在她的小说里重新采用了讲述故事的方法，并且作品的各种主题都“与高于一切的讲述故事主题有关”。
温特森不仅保持着对故事讲述的热情，更展现出诠释故事的使命感。以代表作《守望灯塔》为例，文本中“故事”一词的词频就达到了近150次；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和《苹果笔记本》为例，在小说主线故事的发展中，插入的故事、童话，分别不下15个片段。温特森对故事的关注可见一斑。故事在其作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温特森自己宣称的那样，推进小说叙述的，不是情节，也非情绪，而是“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使得她的每一本书“风格迥异但又似曾相识”。
温特森的多样故事呈现出多样现实，在被采访时曾被问道，“如何辨别你文章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在讲故事？”她答道：
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不是直线，过程更像是一个迷宫，而不像一条摩托车赛道，于我而言，乐趣就在于连接，那些看不见的连接，那些急拐和转弯，去了又回来，陡然出现的一条死路，让人头昏眼花地进进出出。
温特森创作的小说大多数由于蕴含形式各异的小故事而精彩纷呈，各种故事在小说中“进进出出”。童话、传奇、神话、趣闻轶事、历史事件、圣经故事等等故事素材经过改写、重述、戏拟穿插并置于主线叙事过程中，呈现“繁复的、巴洛克式的、夸张的”独特审美效果和平行的多重现实。这些插入的故事对于主线故事进行着解构。这些故事所呈现的多元现实也解构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固有认识。
温特森的故事讲述几乎充盈在温特森所有的作品中，有些作品甚至可以看成是关于“故事”的故事。温特森在这些作品中不断思索着：为什么要讲故事？讲“谁”的什么故事？如何讲故事？以及故事能对人起到什么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世界和其他地方》里的短篇小说，名为《世界的转角》，它集中而又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温特森对于故事的理解，突出了其解构性特征。
在这篇没有头尾、情节和具体人物的短篇小说中，温特森讲述了旅行者在世界边缘的四个奇特岛屿的经历和见闻，旅行者在这些地方获得了突破界限的契机，“启用旅行作为虚构的隐喻，来思索故事讲述的本质”
。其中，她以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用散漫游记似的笔触臆造出一个魔幻岛屿——艾洛斯岛，呈现出一个故事王国。其中的意象和隐喻方式在温特森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值得研究的文本现象。从其中可以一窥温特森作品中的故事世界，初探其解构主义故事观的核心和三大特征：
首先，在艾洛斯岛上，故事是具有生命的，说故事是一种生存方式，彰显了文学性真实。在这个“健谈的岛屿”上，居民都是说书人、贩卖故事的人，是故事的优秀演绎者，“即便是最简单的动作都能演化成一个故事”
，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讲故事。不仅如此，对于追寻故事的旅行者来说，艾洛斯岛的故事是一切起源和动力所在，也是所有存在和意义发生延异的场所：
当一个旅行者穿越岛屿……经历一个又一个故事，是故事开始支配一切。
任何人想要前行只能依靠一样东西：故事。
故事不再隶属于现实或是隶属于某个中心的反映、再现，而是取得实体化、主体化地位，成为源动力，拥有对生命改变、支配和推动的力量，创造出新的可能。从这些巧心经营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具有构建文学性真实的能力，有着解构现实主义中物质现实逻各斯中心的功能。
其次，温特森认为故事如同坚实的小小坚果，用小叙事解构对于虚妄的大一统话语的追求。太阳一直是温特森话语体系中烈日炎炎般大话语的存在，是逻各斯“真”的隐喻，万物都在确定性之中，温特森一直将视传播宏大话语为己任的“正午烈日下的英雄”
作为讽刺批判的对象。艾洛斯岛的故事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旅行者伸手想要抓住太阳，却抓到了一枚坚果。果壳裂开来，果仁光滑闪亮，散发出黯淡的光芒。
温特森诗意的描写展现了追求逻各斯真理和大一统话语的虚妄，正如想抓住触不可及的太阳时，只能抓住一枚小小的坚果，而故事这种私语性的讲述就如同这坚果一样实实在在、细小琐碎，却能散发出“黯淡的光”，即创造出属于个人的现实，讲述出对“真”的个人化阐释。旅行者在走进那片故事森林之后获得了这个小坚果，将果仁放入口袋，这一象征性的动作将小叙事纳入自身，成为前行发展的重要力量，旅人带着坚果“走向森林终结之处，直到他们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这隐喻着当人们说出个人的故事，并和故事融为一体后，就成为故事网络的建设者，成为故事的追随者，可以跟随故事成为涌动不息的生命过程，不再为宏大话语所禁锢限制。
第三，艾洛斯岛由于故事喧哗带来的魔力，成为一个自由来去的空中飞岛，这一意象展示了摆脱束缚、追求轻盈的释去重力的效果。岛民和旅人们所讲述的故事不停被打断，不停擦抹自身，在其过程中，叙事获得无所束缚的至轻状态，使故事岛拥有隐喻意义上克服重力、漂浮飞翔的可能，也使这个故事之城成为对抗物质理性、消抹沉重的异质之地，表达了解构界限、确定性等概念。
第四，艾洛斯岛上的旅人在听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时候会发生变形，忘却自己本来的人生，给自己带来解脱，“成为别的自己或重新找回自己”
。这种以故事推动变化发展、以叙事绵延存在的方式，响应了解构主义奠基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延异（differance）概念。德里达视延异为延缓的踪迹，代表着意义的不断重构和不断消解，最终目的是解构逻各斯中心。人的变形意象暗示了故事对于主体的延异性塑造，能够解构统一完整的传统主体观念，造就“进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
艾洛斯岛以及它所象征的故事世界构建起了“另类空间”，是温特森故事观的一种空间象征，成为有别于现实主义真实世界和逻各斯哲学理念的“异托邦”（Heterotopia）
的形象化呈现，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物、逻各斯中心的避难所存在着。在温特森看来，故事的价值核心在于其本体意义，在于能够表达文学现实主义，故事世界是一块生存之地，讲述故事是一种生存方式；故事的叙事内容往往是私语性的小话语；讲故事的叙事形式则是擦抹性的；故事讲述能重构主体，带来延异性转变。温特森眼中的“故事”是大写的，超越了文学体裁的意义，超越了对叙事方法的关注，成为其解构主义文学思想的核心。
通过其对故事异托邦的塑造，我们可以感受到温特森作为“故事信徒”的坚定信仰：温特森反对将故事看成娱乐性的消遣，仅仅从中寻找刺激和愉悦，她认为故事不是意义载体而本身就是意义，讲述故事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她要做的是创立自己的“故事诗学”，她在访谈中明确提出自己讲述故事的初衷：
你正在找寻故事，人们总是认为语言承载传达意义，而不是凭他本身权利存在的东西。而我相信，故事是凭他们自己存在的。而且那需要关注，就好像关注诗学一样，而不是寻找其下一点点的故事。
温特森有着为故事正名的强烈意识，自觉自愿成为一名讲述故事的人，成为故事异托邦的建设者，她本人就是艾洛斯岛的原住民，集市上的“优秀的说书人”。她讲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故事这种话语方式所呈现的解构精神。建构起艾洛斯岛这样一个充满解构的故事世界，就是要用故事的文学性真实观念、私语性话语内容、擦抹性讲述方式，对主体的延异性塑造发起“对概念化生活的挑战”
。
温特森作品的先锋实验性和丰富阐释性，引起了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索尼娅·安德玛（Sonya Andermahr）主编的《珍妮特·温特森：当代批评研究指南》（Jeanette Winterson： New British Fiction）；提姆·伍德斯（Tim Woods）等撰写的《“我正在和你讲故事”：珍妮特·温特森和阅读策略》（“I'm Telling You Stories”： Jeanette Winters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等，不断聚焦在温特森作品的故事讲述及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题特征。学者莫里森（Morrison）曾对温特森的作品总结道：
刚开始，温特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判家如劳拉·多恩（Laura Doan）、加布里埃尔·格里芬（Gabriele Griffin）、凯西·斯托尔斯（Cath Stowers）等视为创造新的机会去争论关于性别、性和文学再现问题的作家。十年后，她被世人看作一位杰出作家，能写出富有经验、有挑战性、不拘格套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小说。
从莫里森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评论界所关注的温特森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两大特色。
正因如此，除了对温特森作品主题内容的关注外，很多评论者将目光转移到温特森作品中的创作形式问题研究上，特别关注其独特的言说方式。温特森的讲述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学讲述特征。评论界的关注点大致围绕着互文、新历史主义、历史元小说、重写等等主题进行研究。
苏珊·克卡儿（Susann Cokal）强调温特森作品的互文性的语言特征，认为她在“弥散的文字景观”中创造了诗性语境，“充满了拟喻、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诗性的韵律和双倍的双关语”。
的确，温特森的小说文本在互文、经典重写、故事嵌套、叙事停顿、交叉融合中不断弥散着，完全不是传统小说开头、发展、结尾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弥散正是后现代去中心、反理性的一种呈现状态。她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知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的观念，认为温特森是一个认为“刺点”大于“知面”的作家，知面代表的是普遍性，是与社会和解的，对大众有教育意义的，合群的，是被现代化规训的结果。温特森强调与个体息息相关的“刺点”关注个体本身的情感，这也是能够使她语言风格超越内容的原因之一，用诗意对抗日常话语，用语言风格创造新世界。
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也常常被用来分析温特森的小说，认为其用这一观念给边缘化的人们叙事的机会。克洛伊·泰勒·梅洛（Chloë Taylor Merleau）、玛莎·塔克·萝赛特（Martha Tuck Rozett）等提出温特森在她的小说中倡导差异性，他们借鉴利奥塔对差异性的定义，认为牺牲者无法言说，伴随而来的就是历史对他们的施暴。“温特森发掘那些被认为是卑微的或是亚人类的（subhuman）角色，如被定罪的可怜人、动物、同性恋者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正是被历史和正统伦理观所抹除的。”
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历史叙事呈现不同的历史和真相，他们以《激情》《艺术与谎言》为例，研究了温特森如何通过个人叙事呈现被抹杀的历史、个人的历史。
有些学者还从元小说的角度分析温特森的作品，认为其实现并印证了哈琴对历史元小说的定义。认为这种历史小说启用了自我反思式的后现代模式，它无法反映现实，也不愿意去反映现实。在历史元小说里没有对于简单模仿的沾沾自喜。相反，小说通过思考历史的书写方式重新构造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念。
温特森的历史言说毫无疑问和她的解构主义思想密不可分。
温特森擅长于重述经典童话的创作特点也受到不少评论家的重视，他们在分析后认为温特森颠覆性地重写了这些父权家长制的童话。温特森对于历史和经典的重述往往借个人之口重新讲述一个或多个故事，重建一个真实。萝赛特认为温特森“说一个故事构建一个世界，及尽所能去丰富完善，细化到最不起眼的细节”
。对于温特森重述罗曼司经典著作的写作特色，皮尔斯（Pearce）等学者重点研究温特森的作品如何通过幽默、讽刺和颠覆的笔法去解构官方的“爱人的话语”
，认为“温特森对于罗曼司小说的改写关键在于她关注了性别差异性，并自觉地毁坏倒置叙事传统”
。也有不少学者研究温特森重述圣经、神话的作品，认为其写出了个人或是女性自己的经典。
国内研究也将温特森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元小说叙事、童话重写等作为研究焦点。不少学者关注了神话传奇、童话寓言等虚构的成分在叙述中的插入，认为作品通过写实性叙事以及自我反思性叙事这样两重声音的交叉和并置，揭示了小说的叙事性质和虚构本质。也有评论者认为温特森通过小说嵌套叙事、元小说、时空穿越、不确定的开头及开放式结尾、戏仿和互文等技巧，对历史和现实价值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凸显了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颠覆了传统读者角色和叙事策略，体现了温特森在后现代文学范式上的创新，以及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些前期研究也都为我们理解温特森的文学故事讲述提供了多元丰富的维度。
本书将考察温特森作品中的故事，分析温特森故事观的形成缘由，探讨温特森作品中的故事及其解构性，研究温特森故事观中核心而最有个性特征的部分，即解构性的功能观——故事讲述是解构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方式，具有重构现实的功能。通过揭示温特森中故事及其解构性的形成原因，本书将论述温特森作品中故事解构性的三个主要特征：私语性讲述、擦抹性叙事和对主体的延异性塑造。同时，研究故事作为一种小话语对宏大叙事如生活范式、历史、主体性、宗教、性别话语等方面的解构，研究故事讲述作为契合后现代思想的言说方式的内在逻辑关系。
温特森的故事讲述可以看成她对于后现代社会生活状态的深入思考，对研究后现代文学形式变革也具有参考价值。本书试图将温特森置于“故事讲述风潮”的社会背景中，将她的故事置于西方故事书写的创作环境下，置于和其他当代作家故事讲述的比较之中，以此管窥后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典型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