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白茆山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获得了太多的声誉，其中包括集体性的外出参赛及表演，也包括个体性的外出参赛及表演。既有政府组织的演出活动，也有民间自发性的演出活动。白茆山歌的传承人及歌手众多，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3名，市级传承人6名，还有许多活跃在民间的白茆山歌歌手。白茆山歌所拥有的丰富“经历”以及较多的亲历者，使得白茆山歌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拥有“多重色彩”，为白茆山歌传承人的口述史访谈工作带来了挑战，也为今后深入而广泛地研究白茆山歌提供了新的材料。以下，兹举数例说明传承人口述中的事件给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带来的新的研究材料。
徐雪元是白茆山歌省级传承人，他的父母亲也是白茆山歌传承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徐雪元的父亲徐阿文，母亲徐巧林都是白茆山歌的著名歌手。徐阿文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上过学，不能断文识字，小时候在同村富裕农家做长工。徐阿文善于唱山歌，他的歌声高亢嘹亮，会使用真假嗓相结合演唱山歌，经常在劳动以及闲暇时间唱山歌。富农家的女儿徐巧林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徐巧林也特别喜欢唱山歌，其歌声甜润细腻，委婉动听。两人在农田干活或者农闲时，经常借歌传情，一唱一和，心心相印，历经阻隔和磨难，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白茆山歌中极具特色的大山歌《三邀三掼》就是出自以徐阿文为代表的老一辈山歌手的口中，由张民兴先生挖掘整理而成。无论是徐阿文的爱情还是《三邀三掼》，都已经成为白茆山歌发展史上重要的代表性事件。
徐阿文与徐巧林之间的爱情故事是白茆山歌传承人口述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口述资料反映出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中应该要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徐雪元在谈论其父母亲的爱情故事时，其描述如下：
（我爸爸）有一个好嗓子，那么就是（徐阿文）在富裕农民家里放牛、种地，什么都干。白天干活，晚上乘凉的时候，他们（李市）那个村庄很大，等于有三个生产队，他们原来是4队、5队、6队，三个生产队在一起，有两百多户人家。那么到夏天乘凉的时候，人很多很多，坐在那里听我爸爸唱山歌。我爸爸唱：啥个圆圆天上挂，什么圆圆水中飘，什么圆圆人人有，什么圆圆在阿姐的身边，这是一个情歌对唱，也是试探性的唱，看有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那么听山歌的晚上大概有一、二百人，一共有两、三百人那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围在一起在听。忽然间有一个小姑娘（徐巧林）唱了：月亮圆圆天上挂，荷叶（以前叫什么［wulingpa］）圆圆水中漂，铜钱（铜板）圆圆人人有，小镜子圆圆在姐身边。小姑娘出来照照脸的那种小的圆圆的镜子。
那些老百姓都好奇的不得了，一个小姑娘怎么会唱，而且对的出来呢，一般人想不出来什么圆圆天上挂这些，想不出来，这个小姑娘，这么聪明。后来，时间长了，白天劳动，晚上对歌啊、唱歌啊，或者我们爸爸唱：什么鸟飞来天上高，什么鸟飞来像双刀，什么鸟飞在青草里，什么鸟飞在太湖哨，小姑娘都对的出来。老早的时候，有一种鸟，比现在麻雀大一点，叫叫天子，叫天子飞来往上，往上飞嘛。燕子飞来，燕子的尾巴不是张开像剪刀吗。野鸡喜欢青草，野鸡飞在青草里，鸭飞在太湖哨，就是那种小野鸭。我们在沙家浜那里就看到过小野鸭，小野鸭飞在太湖哨。这个小姑娘这么聪明，那么后来呢，他们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唱歌，时间一长呢，他们（徐阿文和徐巧林）两个人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有情，唱得来是恩恩爱爱不能分离，现在叫海枯石烂不变心啊，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小姑娘是富裕农民家里的女儿，她有文化的，原来女的不能上学，但是他们富裕农民，她也从小上学，也是有一点文化。我们爸就在他们家里做长工，那么两个人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唱歌，这样一来嘛，两个人有了情了，从山歌里面唱出真的感情来。
一晃，我们爸19岁了，那个小姑娘（徐巧林）17岁，小两岁，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小姑娘富裕农民家里，旧社会不是有娃娃亲吗，从小已经给了李市一个地主姓朴，朴家地主，已经娃娃亲给了他家，怎么办，两个人没办法，现在讲是私奔，原来叫出走。冬天，两个人就离开了家，跑了，回到我们老家。回到老家嘛，原来我们爸是一个人吃哥嫂，现在是两个人再吃哥嫂，不行，那么我们村上正好有一个老太（姓徐），她死了儿子，她有三亩地，有三间茅草房，在茅草房后面有一个竹林，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到竹林里面去。她死掉了儿子，看到我爸妈回去了呢，我们村长介绍以后呢，叫他当她的孙子、孙媳妇，就是这样，那么我爸爸原来姓陆，叫陆阿文，现在改姓徐，领给他们，姓徐了，现在叫徐阿文。所以他到老以后，好多人还是叫他陆阿文。两个人（指徐雪元的父母亲）在老太婆那里，正好有三亩地种种嘛，恩恩爱爱生活，一晃到第二年夏天，（有一天）到半夜里（我父母亲）听到外面狗声、鸡叫声，汪汪汪汪不得了的声音。那么（我父母亲）住的茅草房，那个墙也是泥草墙。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有这种窗子，原来那种泥草墙（房子）没有这种窗子，只有草帘做一做（窗子）。我爸爸把草帘拉开来一看，外面黑压压几十个（人）拿着枪。啊呀，（我爸想）肯定要来抓我们了，那不得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爸爸穿这个［chalagulie］（光着背，赤裸着上身的意思）光背，夏天睡觉不是那个光着背嘛，衣服都没穿，只有一条短裤。他就把泥草墙推开，（跑到）在竹林里，竹林密密麻麻，晚上走不来，他就把双手挡在头上低头往前走，手臂割伤了不少地方。刚才我不是说（房子）三面环水吗，他（我父亲）冲到河边，跳到水里，走在河底下游到对面。（我父亲）在对面爬起来嘛，那边枪声啪啪啪，枪打在泥土上，没有打到他脚，没有伤着。他（我父亲）游上来，那么到对面以后，他来到一块坟地，老早死了人不是有坟地吗，人烂掉了那种棺材木板还没有烂掉，他就躲在哪里。
到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了，他过来了（指回到家中），过来以后，我妈妈不在了，那怎么办呢，肯定被他们抓起来了。那么一个19岁一个17岁（指徐雪元父母亲），他们刚刚恩恩爱爱，半年不到，现在抓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爸就着急了，白天吃不了饭，晚上睡不了觉，东打听西问询。（我妈妈）哪里去了，找不到。他（指徐雪元父亲）夏天带着个凉帽，手里拿着个鱼叉，人家看到他以为是要去叉鱼。那个时候在旧社会，好多人都是拿着鱼叉去抓鱼的。（指徐雪元父亲）带着个凉帽，这样人家看不到他了。（指徐雪元父亲）去打听，后来有人说，（指徐雪元母亲）关在现在的沙家浜，唐市。
唐市有一个国民党，一个营驻扎在唐市。那么他（指徐雪元父亲）去，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没找到，第三次总算找到了，看到我母亲了。看到以后嘛，但是我爸也被他们抓住了，抓住以后嘛，把他绑起来，绑在那个大树上，白天啊，就是要到正日，正日就是现在的十二点，太阳在中间，原来是叫卯日啊什么日，正日就是正好十二点，要枪毙。
那个时候看的人很多，都来看。忽然间这个看的人群当中有一个正好是我们村庄上的，一个女的，（她仔细一看）哎，这个人是陆阿文嘛，他怎么要被他们枪毙，这个人苦得不得了，13岁就去当长工，现在又要被国民党枪毙。她（指上述同村的女性）是走亲戚走在那里，那么她马上走到亲戚家里，（就是）她姐姐家，（她）喊姐姐、姐姐，不得了了，我们村庄上有一个陆阿文，小伙子要被他们枪毙了，等一会儿中午就要枪毙，这个人很好啊，好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当长工，现在富裕农民家有个女的跟他唱山歌有了情，跟他过来了，现在被国民党抓起来枪毙。她（指同村女性的亲戚）说不要紧，你放心好了。那个她（指同村女性）的姐姐就是国民党营长的太太，巧了，太巧了。她（指同村女性的亲戚）说在我这里，我说了算，营长是最大了，营长也是听太太的。她（指同村女性的亲戚）说妹妹不要紧，我们去救他。
她们两个人一起去，两个小兵拿着枪，被那个老太咔嚓两个耳光，两个小兵吓得不得了。她（指同村女性的亲戚）问你们枪毙的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小兵说不知道。（指同村女性的亲戚）说他是我的弟弟，我弟弟你们也敢枪毙啊。啊呀不得了，（小兵）马上（把我爸爸）放下来。她（指同村女性）姐姐把我爸爸领到她家去。我爸累得不得了，他（指徐雪元父亲）知道肯定死了呀，没人来救他了，想不到有人救他。那么后来呢，我爸爸叫她（指同村女性的亲戚）姐姐。解放以后呢，这个国民党营长被共产党枪毙，这个老太（指同村女性的亲戚）重新嫁了一个农民，到80年代末，大概已经到90年代（指同村女性的亲戚）才死。到了八十几岁，我还叫他舅舅（指同村女性的亲戚改嫁的人），就在我们这里，叫坞邱村，离唐市很近的，坞邱村也是吴歌的发源地。那么救出来以后呢，后来我外公花了钱到国民党那里把我妈妈救出来，救出来（我妈妈）那就要选择啦。你（指徐雪元母亲）现在到底是回家还是怎么样。我妈说就是跟徐阿文讨饭也不回娘家了，就是跟他了。那么我外公要面子，他是大户人家的人，要面子，那你（指徐雪元母亲）要跟他，我跟你一刀两断，断绝父女关系，从此以后她（指徐雪元母亲）就不能回妈这里了。那么以后我妈跟我爸回到家里再生活，一晃再过了两三年呢，生了我哥哥，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子。
关于徐阿文与徐巧林之间的爱情故事，沈建华的口述如下：
你听过徐阿文的故事吗？叫《山歌王奇情》。徐阿文是个长工，没有自己的房屋，靠一年到头给富人打工（生活）。徐阿文好动活泼，喜欢唱山歌，嗓子不错，后来跟他结婚的女的叫徐巧林，是当地富人家的小姐。徐阿文是文盲，这个富人家的小姐读书，有文化，而且人长得太漂亮了。徐阿文没有对象，富家小姐的爹妈给她订了娃娃亲，给她订了一个挺富的人家的小伙子。徐阿文在徐巧林家打长工的时候呢，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劳动的时候唱山歌。徐巧林呢，青春好动，青年人嘛，听见唱山歌好奇，跟他（徐阿文）学，日久生情，一来二去他们有了感情。徐巧林就毁约，（父母亲）都不同意啊，怎么办呢？徐巧林的爹妈就想出来一个绝招，把徐巧林和徐阿文隔断，不让他们接触。（徐巧林的爹妈）就出了一大笔钱请唐市，就是沙家浜那边，有土匪的一个势力范围。沙家浜是水乡，有芦苇荡，包括那个吴昌奎也是在芦苇荡里。（徐巧林的爹妈）把女儿送到那边（唐市）叫他们保护，徐阿文去找，差点吃了枪子。（徐阿文）逃走的时候，土匪在后面开枪，他是晚上去被土匪发现的，他们（土匪）就追啊，就打枪啊，（徐阿文）差点命都丢了。没有办法啊，徐巧林在里面（土匪把她关起来）很冷静，土匪里面有一个老二，也是年纪比较轻的，他看到这个女的（徐巧林）太漂亮了，他想采这朵花。和徐巧林一接触呢，徐巧林不同意，他就去找老大，希望老大成全他。老大出面和徐巧林一说，听下来还是不行，她（徐巧林）非徐阿文不嫁，老大就觉得不行，强抢也不行，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又收了人家的保护费，怎么办呢？老二从心底里不服，老大就说，我带你当面去问她，如果她同意我成全你们。当面一说还是不同意，老二这条心也死了。徐巧林的爹妈听说土匪要娶她女儿也急了，土匪的名声是不好的，再加上（徐巧林的爹妈）只有这么一个千金，又不在身边，就把徐巧林接回来。（徐巧林的爹妈）一看（徐巧林）这个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后来还是答应她嫁给了徐阿文。
同样是关于徐阿文与徐巧林的爱情故事，我们却从不同的口述者的口述当中看到不一样的事情经历。为了清晰呈现，我们可以把事情的要点列表如下：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口述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虽然不同，但是这个事件的核心内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事件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并不影响旁观者对整件事情的判断。
另一个事件，关于“徐家山歌”的称谓问题。徐雪元的口述如下：
《三邀三掼》是我爸爸的歌，是大山歌，实际上就是我们徐家山歌，这个山歌在我们江浙沪一带已经没人唱了。我上次到阳澄湖去，他们说：我们最要听的是大山歌，老早大山歌是最好听的，老早的时候他们阳澄湖那边都有大山歌，现在他们没人唱了。
同样是关于“徐家山歌”的话题，其他传承人则认为：
《三邀三掼》这首大山歌是白茆山歌的代表性民歌，徐阿文为《三邀三掼》的面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张民兴先生在采录这首大山歌的时候，除了徐阿文之外，还有其他的老一辈歌手在场演唱。大山歌《三邀三掼》不是由一人演唱的，需要多人配合演唱。
同样有意思的口述资料还有很多，比如下面这一则：
徐雪元：我们白茆的山歌是千人唱来万人和，一唱唱到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来了。刘少奇主席一来到白茆呢，一听到（看到）白茆稻麦种的好，到处一片山歌声，他（刘少奇主席）说：噢哟，这个白茆好。他（刘少奇主席）回到中央开会，开政治局会议，说白茆怎么好怎么好。后来邓小平（主席）说：主席啊，你不要说白猫（白茆）怎么好，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我们在国内流行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就是刘少奇（主席）说的我们白茆，他（邓小平主席）变成猫腻的猫了，邓小平（主席）他不知道白茆，他说：主席啊，你不要说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句话，这是这个来源。
谢嘉幸先生在《话语博弈——音乐口述史的内在张力及其多种类型辨析》一文中讲道：亲历者如何叙述？亲历者记忆与体验叙述的真实性、评价性及其丰富内涵又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揭示口述史话语内在的结构张力——“话语博弈”。话语是人的存在表达，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话语体现了人类社会存在的语言样态，因此话语首先具有群体性、民族性或阶级性。群体性既说明话语的属性，又说明个体以特定群体性话语的方式存在，这就是话语的群体性。但话语又一定以个体的方式承载，话语只有在个体在场的条件下获得确证，这就是话语的个体性。话语环境还先于特定个体而存在，特定个体是被抛入特定话语环境的，这就是话语的先在性；又由于社会生态的多样化，话语也必然是多样的，这又是话语的多样性。话语的群体性与个体性说明话语既约束亲历者的表达，又接受亲历者的检验。由于社会是动态发展的。个体在场势必与特定话语产生博弈，既接受话语制约又批判特定话语、试图挣脱特定话语的束缚。个体生命以其人生的酸甜苦辣，或赞美或控诉特定话语，试图改造话语或寻求新的话语，此为话语博弈的第一层内涵；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势必产生不同话语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为了适应话语环境，个体在场的表达往往在不同话语之间进行迂回或妥协，此为话语博弈的第二层内涵；又由于口述访谈发生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这对话由于采访者与受访者多样话语环境之不同，也存在着博弈。此为话语博弈的第三层内涵；由于多样化的生态环境，话语表述又隐含着不同生态的立场、利益和诉求，也势必产生各式各样的博弈。此为话语博弈的第四层内涵。从音乐口述史的角度来看，话语博弈可以归纳如下：个体生命试图改造话语或寻求新的话语——生命表达；个体表达在不同话语之间进行迂回或妥协——话语应用；采访者与受访者多样话语环境之博弈——访谈对话；音乐话语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音乐生态。
从上述传承人对徐阿文与徐巧林之间的爱情故事、“徐家山歌”、“白茆”与“白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话语博弈现象。不同的个体在场、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访谈环境、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口述史的资料丰富而生动，使得口述史的资料具有话语分析的必要。话语分析的必要性正是在于如何去接近口述史访谈资料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性。我们如何、以及如何可能达到事实的“真”？在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实践以及音乐口述史的研究实践中，研究主体与行为主体的关系为何？研究主体与被研究的对象的关系怎样？我们能够达到真正“观察的客观”吗？人文学科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学科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做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特殊有困难的问题。按照瑞士哲学家J.皮亚杰的理论，因为研究者是以自身的感官（按：例如我们听音乐所必须的耳朵）和自己的行动（按：例如为音乐研究所必须的“田野工作”）来观照对象的，因此这个主体必然是自我中心主体。这是产生主观性歪曲和错觉的根源。人文科学的复杂在于，“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试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对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甚至性质的根源”。结果，自我中心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界限越发不明确。
对于音乐口述史以及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意义寻求，则肯定是建立在“理解”对象的基础之上，而所谓的理解，有“外观的”和“内观的”两个方面：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材料，是因为我们与这种对象建立了价值关联，我们对它已经有了价值态度，取样就是表态。从这方面来说，表述出来的音乐材料总是一种“思想分配”的结果，它服从于我们潜在的音乐价值观和实际目的（学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目的）。而内观的理解，就必定是与研究者个人的体验、感受有关，所以，内观的理解过程肯定是主观的。因此，“理解本身无法客观化，当然也就不可能提供客观的知识”。理解有着双重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那么，音乐理解的价值性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