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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茆山歌在江南地区具有悠久的传统。陈泳超先生曾撰文对白茆山歌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的描述：白茆山歌在建国之后，被革命的文艺政策充分利用和改造，在大跃进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白茆山歌也因此变成闻名全国的典型案例。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白茆山歌中的革命山歌都有着充分的展演。大跃进运动中，白茆一举成为新民歌创作的明星乡镇。1958年7月白茆山歌手出席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1959年8月举行的白茆山歌对歌会，据说规模达到2千多人，引动了上海、南京等文化都城的大量重要人物前来观摩，《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报纸都发表了报道，至今非但依然被白茆群众津津乐道，而且逐渐被夸大为“万人山歌会”而成了白茆政府对外宣传的经典代表。1960年代之后的大大小小很多山歌活动，基本都在礼堂或广场上进行。1986年白茆山歌代表二进中南海演出；1989年荷兰民间文艺学者到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1995年建立了白茆山歌馆；2000年，文化部以“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称来命名白茆镇；参加2001年中国苏州国际旅游艺术节，白茆山歌被誉为“山歌一绝”；2006年白茆山歌成为被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等等。
以上所列，还只是白茆山歌辉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将白茆山歌这样如此丰富且有着众多的关键时间和事件作为谈论对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在与白茆山歌传承人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传承人无法明确告诉我们在白茆山歌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具体时间，一部分传承人一辈子与白茆山歌发生交集，也无法明确表达出自己参与白茆山歌活动的具体时间，哪怕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已经在白茆山歌传承人的记忆中变得模糊或者消失了。鉴于以上原因，在对白茆山歌传承人进行访谈之后，传承人口述中的所有事件均需要再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互证。在此，并没有认为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材料就是可靠的，是真实的。而是认为，经过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可以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以下，以荷兰学者施聂姐在白茆的调查为例，进行说明。
作为吴歌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茆山歌，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荷兰学者施聂姐对白茆山歌的田野调查更是成为白茆山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老一辈的白茆山歌歌手对荷兰学者施聂姐是不陌生的，很多歌手都曾经接受过施聂姐的访谈。老一辈白茆山歌传承人口述中，荷兰学者施聂姐在白茆的调查工作是谈话中的重要对象。
Z：1997年6月荷兰施聂姐、高文厚来访，您唱歌了吗？
L：我的孙女陆晗、外孙女屈菲也唱歌，她们现在都40岁了。她们（指施聂姐和高文厚）来听歌、听故事，还送了本书给我，书被人借走了，这本书里面英文、中文都有。
Z：我看资料，说1997年施聂姐和高文厚来到你们家采访，那个时候您应该是在当书记吧？
X：他这里怎么是（19）97年？我记得他们是（19）90年就来了，他们到我们家里4次，都是（19）90年来的。
Z：1997年6月荷兰施聂姐、高文厚来访，您唱歌了吗？
L：我参加了，那个时候我女儿还不会唱（白茆山歌）。（他们）是荷兰人呀？（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两个来的。
Z：1997年6月荷兰施聂姐、高文厚来访，是您接待了他们吗？
Y：不是接待。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过来，我们（山歌手们）一起去，就是像座谈一样。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那种敬业，他们可能会跟踪一位歌手，他们是外国人啊，普通话讲得很好，他们长期跟踪一位歌手，不只是白茆山歌，整个吴歌地区他们都去了，非常细心。比如某某唱同样一首山歌，他（施聂姐和高文厚）会再去录音再比较，第三次再去，他（施聂姐和高文厚）会发现其他的一些变化，某个字，某个腔，研究得非常到位。（山歌）就是口口相传，没有一种固定的状态，但是它的韵味一直在的，就是绕来绕去，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做的非常细，他们后来出了一本书，我们古里镇只有徐老师（徐雪元）那里有这本书。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来调查，我参加过两次，当时我不是歌手，是学习者的身份，他们来过好几次，还记得当时给我们每个人拍照，那个时候他们就有DV了，那时候我们不懂，觉得他们那么高级啊，我记得见到他们的时候好像是1992年的春天。
Z：我看到《三邀三掼》有时候叫《三邀三甩》、《三邀三环》等其他的名称，这到底是什么歌呢？
Y：（19）90年代叫《三邀三甩》，后来一直有专家学者老师来采风，也做过很多的推敲，已经没有歌手可以完整的唱出这个《三邀三甩》了。后来把他（这种歌）叫成《三吆三环》，它的歌声在四周上空环绕的意思，现在都叫《三吆三环》。我之前介绍山歌的时候叫《三邀三甩》，包括那个时候荷兰的那一对夫妻学者，施聂姐和高博文，
他们也叫《三邀三甩》。他们（施聂姐和高博文）经常来，知道有这个山歌，他们可能录到过一些的。
Z：1997年6月荷兰学者施聂姐、高文厚来访，您参加了吗？
Y：哎，这个我参加了，家里面还有照片的，他们中间好像有一个也不在了（施聂姐去世了），当时我是唱歌了。
Z：我听说徐阿文和一位荷兰的学者对过山歌。
S：是的，后来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高文厚，女的叫施聂姐两个人双双到白茆来采风。那个女的（施聂姐）就提出来：我要和徐阿文对歌。因为她（施聂姐）对吴歌都接触过，对民间文化比较痴迷，也会唱吴歌。女的（施聂姐）先唱，对了一会，徐阿文卡壳，对不出来。徐巧林那会身体不好，躺在床上听他们对歌，徐巧林就说：老头太笨，我不是教过你的，你忘了？徐巧林就接着唱。这个讲的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外国人不多的啊，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两个没有和我们政府打招呼，没找文化局什么的，直接有老师从上海把他们带过来。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过来指名道姓找我沈建华，后来（施聂姐和高文厚）住在白茆。白茆这个地方怎么能住外国人呢？没有这个接待的条件呀。他（施聂姐和高文厚）了解这个中国的情况，知道住在这里也是很安全的。后来（常熟）市政府和公安局明确白天晚上24小时值班，把住的地方保护起来，就住在白茆这边的旅馆。那个旅馆条件差呀，不适合接待外国人的呀，就是常熟也没有几个地方有这个接待条件的呀。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不会住常熟，不方便，（当时常熟）到白茆的乡村刚刚通公路，晚上回到常熟，第二天再到白茆，半天的时间就过了。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那个好学啊，我也和她（施聂姐）唱歌了。
Z：这个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S：那是很早的事情了。我是（19）84年到文化站，（19）85、（19）86年的时候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就来了，后来（施聂姐）出了一本吴歌的书。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在民间文学界有影响，后来施聂姐生病死了，她的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
以上，就是围绕荷兰学者施聂姐在白茆的田野调查事件进行的访谈。在《中国·白茆山歌集》一书的“大事记”中，关于荷兰学者施聂姐在白茆的调查记录有如下信息：1976年秋，白茆又一次举办赛歌会。荷兰施聂姐在其著作中如此记述这次歌会：“庆典中宣传教化的色彩逐日浓烈起来。1976年正值文革时期，所有的歌都是事先写就，矛头直指被批判的个人。那时的民歌可以说已经尽失往日作为大众节庆的性质。这次盛会拥有空前数量的观众，但也是白茆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歌会。”；1989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博士研究生施聂姐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黄白老师研究中国民歌，该年她随导师到白茆采风；1992年4月，荷兰留学生施聂姐的丈夫高文厚来华陪读，两人共同深入白茆乡间，做认真的调查研究。1997年，荷兰施聂姐博士引用在白茆等地采风成果出版《中国民歌与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传统》（英文版）。
如果文献记录可靠的话，那么与荷兰学者施聂姐有关的时间有4次，即1976年、1989年、1992年以及1997年。其中能够明确表示施聂姐在白茆调查的时间为1989年和1992年，1976年和1997年，施聂姐是否到过白茆进行调查可以从文献资料中进行推敲。在1976年的这个时间记录中，信息来自施聂姐著作中的记录，没有明确说明施聂姐参与了这次白茆对歌会。1997年之后施聂姐来过白茆，可以从白茆山歌国家级传承人陆瑞英的口述资料中得到证实。
因年代久远，荷兰学者施聂姐在白茆调查民歌的时间、次数等问题成为白茆山歌传承人口述中的具有争议的事件。这个争议的形成与施聂姐多次到白茆做田野调查有关，不同传承人可能对某一次的调查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施聂姐的每一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全部的传承人或者歌手，这些都是白茆山歌传承人口述中关于施聂姐调查时间差异的形成原因。当然，也有传承人只关注荷兰学者施聂姐的调查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关注施聂姐何时来做调查，调查目的是什么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