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故事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佛陀是谁？在你的心目中，他是怎样的形象？
如果你曾经去过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大概都会被洞窟里各种精妙的造像震撼，无论是壁画和造像，还是在藏经洞里画匠创作的一些诙谐有趣的涂鸦草稿，其中关于佛菩萨的形象各有特色，也有很多相似的特征。正是中国佛教在造像和绘画方面的熠熠生辉，会让一般人以为，佛教从一开始就和佛陀造像密切相关，甚至会以为，千百张佛陀的面孔，总有一张代表了真正的佛陀形象。
历史上的佛陀到底长什么样？大概谁都无法确定，因为那时候并没有任何类似影像留存的技术。但是在佛教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却见过千万张不同的佛陀面孔。其实在佛陀所在的时代，佛造像并不流行，虽然经典中有佛像的记载，但并没有留下任何相关实物。根据考古发现，佛陀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佛教徒多是用佛塔、佛陀足印、佛发、菩提树或法轮来象征佛陀，比如可以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的桑奇大塔看到，塔上的雕刻基本除了药叉等神灵外，还有大量的动物、植物形象，但没有佛陀的形象。另外，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佛塔，其建筑物上雕刻的本生故事都以足印、宝座、菩提树等形象来代表佛陀，而不以人像的方式。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佛像，大约是贵霜王朝时期，也就是1世纪到3世纪，在犍陀罗地区及秣菟罗地区所兴起的造像。这些造像的风格整体上和今天我们在中国寺庙中看到的佛像非常不同。
直到2世纪左右，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陀的形象才开始流行。佛像和早期的佛塔、法轮一样，都是供后人忆念和瞻礼佛陀功德用的。不过佛像其实更像是一个符号，并不代表真实存在的佛陀形象。或者更准确地说， “相”（外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佛陀所说的“法”。 所以《金刚经》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意思是要见到真正的“如来”，必须知道种种的外相都不具备永恒性。
不过，我们日常在佛教寺庙里，往往看到的都是各种高高在上的佛菩萨像，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佛陀似乎就是神灵。事实上，带有“神灵性格”的佛陀和带有“历史性格”的佛陀在形象上的确常常交错并存。一方面，佛教经典中的佛陀形象往往带有某种超凡色彩，比如“身黄金色”，就是全身金光四射，而“手足网缦”则是在手指、脚趾之间都有辐缦相连，这和凡人的形象显然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信仰容易把佛菩萨神格化；另一方面，佛陀毕竟是人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个体，这也注定了他有人间性和世俗性的特点。
对于看重历史价值的中国文化而言，佛陀的这种历史性和神格性常常是并行不悖的，比如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对佛陀的描述，同样夹杂着所谓的神话色彩，但也带有很强烈的人文访古的意趣，以历史的眼光来介绍佛陀的生平。比如迦毗罗卫城里的“太子逾城处”，舍卫城祇园精舍里的“佛陀为患病比丘盥洗处”，以及拘尸那揭罗城佛陀的“毘荼之处”——“城北渡河三百余步，有窣堵波，是如来焚身之处”。窣堵波，就是供奉佛舍利的塔。这些都是玄奘朝拜佛陀行迹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在玄奘的记录里，这些和佛陀相关的古迹都真实地存在于印度这片土地上，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佛陀形象，或多或少带有贴切现实之感，而不像很多佛经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让很多人感到充满神话的气息。
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佛陀本人是否真实存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怀疑佛陀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直到1898年，一位名叫佩普（William Claxton Peppé）的英国工程师在印度比普罗瓦考古发现出一个装有佛陀遗骨的舍利瓮，而就在前两年的尼泊尔的蓝毗尼，尼泊尔总督雷纳将军和德国考古学家福勒博士发现了在佛陀出生地出土的阿育王石柱。这些新发现最终让西方学者开始相信，佛陀并非神话人物，而是曾经活生生地在印度行脚弘法的一位僧侣。
不过有读者或许会发现，很多佛经中关于佛的形象描述，看上去充满各种神异，完全不像凡人。比如金庸先生最初接触佛学时，就因为大乘佛教经典里的相关描述过于夸张而难以相信，最终因为理解了《法华经》中“方便教化”的精神，才对大乘佛教有了新的认识角度。这里我想对“方便教化”多解释几句。所谓“方便”，其实就是因为众生各自的性格、经历不同，因此所执着的对象也不同，如果只用一套道理或者一种模式，就很难做到因材施教。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的道理，看起来有很多是彼此矛盾的，但其实它们都是针对不同对象而说，有的浅，有的深，甚至有的看上去还违背了佛陀常说的法义，这些不过都是想让众生暂时“以毒攻毒”，以欲望安抚欲望。这些道理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众生都能像佛陀一样，达到真正的觉悟。这就是大乘佛教所讲的“方便”的意涵。
说回佛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明明释迦牟尼佛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悉达多太子，怎么就演化出了上天入地的神灵形象？在佛教中，有“三身佛”的说法，意思是佛有三种身相，“化身”“报身”和“法身”。觉悟程度深浅不同的人所见到的佛，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如我等凡夫俗子，尚未觉悟，看到的佛陀就是朴素过日的和尚，如平常人一般，这叫作“化身”，也就是随凡夫的认知而显现出的形象；已经觉悟的菩萨，所看到的佛陀形象则是庄严恢弘的，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样貌，这就是佛的“报身”；而“法身”是说，真正的佛其实是无形无相的，随众生的心而显现出不同的样子，也就是说，真正的佛其实没有所谓确定的“相”。
讲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感觉到，佛教对于“相”的解释背后有一些更深的理论基础，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接下来，我们先从历史上的悉达多太子开始，谈谈他如何从一位平凡的王子走上修行觉悟的道路。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佛陀的生平经历并不算复杂，但是关于佛陀的出生年代则有很多说法。比如流行于东南亚一带的南传佛教，以及流行在中国内地、日本等地的北传佛教，各自都有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但都很难说是可信的结论。比如，其中一个版本是依据锡兰的《岛史》及《大史》的记录，推测出佛陀的在世年代为公元前563年至前483年；另一个则是以史料中记载的阿育王在位时代为标准，推断出佛圆寂于公元前383年。如此种种，众说纷纭。不过我个人认为，悉达多太子的具体生卒年月并不是关键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到底向人们传达了什么样的观念。
关于佛陀生平，一个比较简要的版本是这样的：悉达多太子大约在19岁成亲，娶了城中的美人耶输陀罗，但却在29岁毅然出家，经历数年苦修，终于35岁时在菩提伽耶觉悟，然后在北印度赤足游历讲法45年，最终于80岁时在拘尸那揭罗涅槃。其中的细节，在佛教流行的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版本。
佛陀的全名为乔达摩·悉达多，属于释迦族。释迦族本身属于刹帝利种姓，即贵族阶层。悉达多的母亲是摩耶夫人，是迦毗罗卫城的邻邦天臂城的公主，可她在太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于是悉达多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成人。相传，摩耶夫人怀孕是因为梦见白象入肋，后在皇室的行宫，也就是尼泊尔的蓝毗尼园，生下了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出生时，自己的国家与邻近的拘萨罗国是依附关系，从经典中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相当微妙，迦毗罗卫国并不强大，迦毗罗卫城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而已。太子出生时，一位名为阿私陀的仙人听说后，急忙赶到王宫，要求见其一面。见到之后，仙人不禁悲痛流泪，释迦族人不禁疑惑，猜测这是否为不祥的预兆。仙人回答道，这位太子未来将获得无上的智慧，以法王的身份弘化四方，而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自己年老体衰，没有机会聆听他讲法了。
这个关于乔达摩·悉达多出家的预言，让其父净饭王感到非常害怕，于是他用特别优渥的生活“圈养”住太子，想让他感受不到生活的苦。可悉达多最终还是走上了出家修行的道路。从今天的角度看，悉达多算是一位“富二代”，既不用担心生计，婚姻、事业也都相当顺利，应是年轻人比较艳羡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世俗人生，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放弃。
但是，悉达多为什么会出家？
关于悉达多出家的动机，经典里有很多描述，比如在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中，就描述了这样的场景：释迦太子在路边看见农夫辛劳，耕牛疲乏，虫蚁被杀，心中产生强烈的怜悯之心。
对他人的“苦”生起恻隐之心，当然足以证明太子的善良，不过这也并不稀缺。更触动太子的，则是遍布人世间的“苦相”，这让他感觉到了某种生命的不自由，仿佛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一种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巨大束缚感！
一个关于悉达多出家修行的动因更为直接的描述，则是太子游经四个城门的故事：有一天悉达多太子出行，在其中一个城门，他见到一个耄耋老人，于是问侍从，这个人为何这般模样？侍从告诉太子，这就是“老人”，“夫老者生寿向尽，余命无几，故谓之老”；第二天，太子又在城门遇见一位重病的人，问侍从，这又是什么情况？侍者回答说，这是“病人”。太子于是追问什么是“病”，侍者回答说，“众痛迫切，存亡无期，故曰病也”；又有一天，太子在城门处遇见有人亡故，亲人嚎哭围绕。太子又问：“何如为死？”侍从回答：“死者，尽也。风先火次，诸根坏败，存亡异趣，室家离别，故谓之死。”短短数语，道尽了人生的无奈。
因为看到世间的老、病、死，太子郁郁寡欢，净饭王想起阿私陀仙人当年的预言，担心悉达多出家，于是召集舞女，装扮宫殿，试图用世间的欢愉吸引太子的注意。不过当太子再度出游时，却见到街道上有一位出家的沙门，便好奇询问侍从这是何人。侍从告知，那是“沙门”，“舍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门”。也就是说，出家修道能让人远离欲望的伤害，并对众生生起无尽的慈悲，这让年轻的太子非常羡慕，萌生了出家修行的念头。
或许有人会感到惊讶，年轻的太子为何会不知老、病、死，还要询问侍从？这并不难理解，如果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年幼时的生命经验便可知，当你的亲人去世时，是否也曾问过长辈这样的问题：“死是什么？亲人到底去哪里了？”父母可能解释道：“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你或许会追问：“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吗？”这些提问来自对生命的深层疑惑，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命的觉醒，是对人生的起源和归宿的好奇。
其实，人与老、病、死的初次遭遇，是对一种尚未经历的生命现象的认知与警觉，可以被称为“觉醒意识”。之所以有这种体验，是因为人反推自身，意识到自己也和他人一样将注定遭遇老、病、死，从而产生恐惧与不安。衰老不正是如此吗？不经意地看到镜子里脸颊上的皱纹、双鬓的白发、枯黄的脸色，都可能让你感叹一声：“老了！”这时多少也会有些对岁月流逝的伤感与惆怅。
无论悉达多遇到的是哪个场景，他的出家动机都不像是对不幸的世俗生活的逃避。恰恰相反，他很早就感受到，无论世间如何完美，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命的天花板，也就是老、病、死，这是生命的绝对不自由。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自由的渴求，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人为了衣食温饱，努力发展经济民生，随着社会进步，逐渐衣食无虞，却又感受到更深层的不自由，例如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出现，于是各种社会变革理想又开始此起彼伏。可是从根本上来讲，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对于生命而言，老、病、死的束缚感永远围绕着我们，这也是人类永远无法停止对生命意义问题思考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类逐渐从对上帝、天道、祖先崇拜的传统信仰秩序中摆脱出来，走向“肯定自我”“重构自我”的时代精神。个体意识的高度发展，使我们对于个体自由和权利有着强烈的偏好，渴求实现个人价值。但与之相悖的是，当我们前所未有地伸张自我时，却感受到更多的焦虑，似乎有一道无形的枷锁，让我们困于其中。现代社会虽然制造出消费主义的繁荣幻象，却伴随着更深重的不自由感。
无论是老、病、死，还是现实里短暂的物质欢愉，似乎都在暗示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努力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难题，更无法解决精神的自由问题，反倒让人陷入更大的迷茫。所以即便相隔了两三千年，我们与悉达多当时感受到的痛苦和不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太阳底下，其实并无新鲜事。
悉达多游经四个城门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隐喻。琳琅满目的卖场如同迦毗罗卫城的繁华宫殿，被净饭王安插在悉达多身边的翩翩舞女，不正像今天充斥在电脑、手机中的声色幻象吗？想要获得自由，却一次次地被欲望束缚。就像《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那番尝试：“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不过宝玉仍然执迷不悟，耽溺于太虚幻境，不能明白世间本是虚幻的梦境。
这也可以理解，从现实角度来看， 我们如同温水中的青蛙，往往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就失去了对“苦”的敏感，许多迫在眉睫的人生问题其实一直在被回避和掩盖。 比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于有着预期稳定的未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全世界都脱离了过往习以为常的轨道——交流几乎停止，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些都提醒着我们：人生之“苦”，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
毫无疑问，悉达多太子对“苦”有着极高的敏感度，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不会为他富足的生活所缓解，或让他因此暂时转移注意力。这种渴望超越“苦”的冲动，让他对现世看似安稳的世俗生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足感，想要通过修行来获得生命的觉悟，这就是佛教谈的“出离心”，也是悉达多太子选择出家的真正理由。
关于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场景，在今天有两种版本的描述。比较流行的版本是，太子在夜半之时，为了不被族人挽留而悄悄离开王宫，骑上自己的爱马健陟，越过城墙，由马夫车匿跟随。而另一个版本则充满着祝福与希望：在一个月圆之夜，他脱下王族的服饰，辞别净饭王，告别了出生不久的孩子罗睺罗，并且得到妻子耶输陀罗的允许，如常走出城门，开始了他梦想已久的修行之路。
就如同在小说《悉达多》里，赫尔曼·黑塞用文学的方式描述了悉达多的出家时刻：“乔文达意识到：时候到了，悉达多要去走自己的路。他的命运即将萌发。”
是的，悉达多走到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开启了影响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时刻。下一讲，就来介绍悉达多的修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