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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五十多岁的教师，轻微有点嗜酒，每天早上，他和自己体态稍嫌臃肿的太太共进早餐。在这个秋日，十月里的一个星期一，他坐在早餐桌前，头有些胀痛，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一天。和每天早上一样，他小心翼翼穿上干净光洁的衬衣，似乎这样就能减轻他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诸多框架里那些无法摆脱的不适感。在静默中他吃完早餐，望着窗外的雅各布街，这些年来他曾无数次像这样望向这条街。这是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他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是晦暗沉重的一天，铅灰色的天空，零星的云朵像黑纱一样飘过。如果下雨也不奇怪，他想，拿起他的折叠伞。他把伞、头疼药片和几本书一起放进了公文包里。他亲切地与妻子道别，语气里的真心实意，与他自己的暴躁和妻子疲惫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十二万分不情愿地打起精神，说一句情意绵绵的“再见”，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多年来他们朝夕相伴，理应感情深厚，虽然他现在基本上只能感受到这种感情的余温，但每天清晨他都必须通过这一句愉悦的、简单的“再见”向她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相信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他们也都知道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但为了体面起见，他觉得有必要强迫自己达到足够高的境界，以便作出这一姿态，特别是因为随后他会得到一句同样语调自然而真切的道别，这使得他内心的烦乱不安得以减缓，这是他必不可少的。他步行去的学校，法格博格高级中学离他的住处走路只需七八分钟。前一天晚上喝了啤酒和阿克威特烈酒，他的脑袋沉甸甸的，心里有点烦躁不安，啤酒的量很合适，烈酒有点多了，他想道。这过量了的阿克威特现在就紧箍在他的额头上，像一条锁链。到了学校，他径直走进办公室，放下公文包，把书本拿出来，取出一粒头疼药片，向那些已上完了一节课的同事们简单自然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自己的课时到了。
他走进教室，把门在身后关上，在安放于高处讲台上的教师课桌后坐下来，背后是占据了大半个长墙的黑板。黑板和粉笔，还有泡沫板擦。在这所学校执教的二十五年的光阴。当他步入教室的时候，学生们匆忙坐回自己的课桌前。面前这二十九个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望向他，他向他们问候，他们也向他问候。他们把耳塞从耳朵里取下来，放进衣服口袋里。他请他们把学校发的教材《野鸭》拿出来。他们的敌意让他又是心下一惊。但他不加理睬，随他们去，他要讲授课程，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他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身体里投出的巨大反感。就每个人来说，他们可能个个都是愉快可爱的年轻人，但当他们聚在一处，就像现在这样坐在座位上，就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对抗情绪，一致指向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都按他说的话去做了。他们没有拒绝把《野鸭》的教材拿出来放在自己的课桌上。他也同样把教材放在自己面前。亨利克·易卜生的《野鸭》。这部著名的戏剧是易卜生1884年在他五十六岁时写成的。这个班已经学习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才学到第四幕的一半，这就是他们的进度，他想。睡意昏沉的星期一的上午，法格博格高级中学一个毕业班两节连堂的挪威语课。窗外天色昏沉。他坐在他所谓的讲台后面。学生们的鼻子眼睛凑近书本。有些人几乎是趴伏在课桌上，而不是坐在桌前，这让他很恼火，但也懒得理会。他开始讲课，从第四幕的中间开始。索比太太出现在艾克达尔的家中，她宣布她将同批发商威利结婚，在场的还有艾克达尔的房客瑞凌医生，他开始读起来（他自己读的，有时为了做做样子他会让一个学生来读，但他更喜欢自己读）：“瑞凌（声音微微颤抖）：这话靠不住吧？索比太太：瑞凌，靠得住。”他这样念着，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新思路，是他以前研究《野鸭》时从未注意过的东西。
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给高中毕业班十八岁的年轻人讲授亨利克·易卜生的这部戏剧，他始终搞不明白这个瑞凌医生。他不是很理解瑞凌在这部剧中的意义。在他看来，他的作用就是对剧中其他人物、甚至整部剧的本质进行了一番基本的、不加修饰的陈述。他认为瑞凌就像是易卜生的传声筒，他不理解为什么有这种必要。事实上他一直认为瑞凌医生这个角色削弱了这部作品。易卜生为什么需要一个“传声筒”呢？这部作品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吗？但这里，就在这里蕴含着某种不可言传的意味。亨利克·易卜生触碰了他的配角瑞凌医生，让他用颤抖的嗓音——在插入语里——问索比太太她是否真的要同这个有钱有势的批发商威利结婚。有那么一瞬间，亨利克·易卜生把原本只会冷嘲热讽的瑞凌推入了剧中。他在这里被自己悲惨的命运所禁锢，在索比太太的两次婚姻里（先是索比老医生，现在是批发商威利），他始终是一个失败的仰慕者，在这短暂的瞬间，舞台上定格的正是他的命运，而不是其他。属于小人物的瞬间。此前此后他都还是一样，还是那个妙语连珠的人，他贡献了挪威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台词之一：“如果你剥夺了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同时就剥夺了他的幸福。”
现在他开始给学生们布置功课，他们一些人坐在座位上，一些人趴伏在桌上。他请他们把书翻回到剧本的第三幕，瑞凌医生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念着剧里的台词，然后往前翻到第四幕的结尾处（他料想学生们对全剧都已经了解，虽然他们只学到第四幕的中间部分，但他们刚开始时最早的作业是通读全剧，他假定他们已经完成了，不管完成得如何，是自己单独完成，还是分组共同完成。在昨天醉酒全身颤抖之后，他没有理由在课堂上扮演警察的角色，他这么想着，在心里轻轻一笑），瑞凌医生就在这里说出了关于生活幻想的不朽的经典台词。他说：你们可以看到，瑞凌医生一直在喋喋不休，只除了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现在他出现在剧情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生们照他说的话做，先把书页往后翻，再往前翻，返回原来的位置，那个瑞凌医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剧情里的地方。他们打哈欠了吗？不，他们没打哈欠，为什么要打哈欠呢，这又不是什么激烈到非打哈欠不可的示威活动，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法格博格高中毕业班的一堂极为普通的挪威语课。现在他们坐在这里，听老师讲解他们挪威语期末考试的指定教材，戏剧《野鸭》，这个名字取自一只暗黑阁楼里的野鸭。一些人看着书本，一些人看着他，一些人望着窗外。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师继续讲着这个虚构人物瑞凌医生，说他在易卜生的戏剧里说过一句经典台词，说他在这里被自己悲惨的命运所禁锢。对他来说是悲伤凄惨，对我们其他人则近乎荒谬，特别是如果我们让他用瑞凌医生那种嘲讽的方式来表述的话。
但是，他补充了一句，用手指向全班，下面有几个人被惊得一怔，他们不喜欢被人这样指着，假如没有这一幕，会发生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发生。这部戏剧还是会跟之前一模一样，除了没有瑞凌那颤抖的一刻。因为这纯属多余，它丝毫未影响剧情的进展，如我们所见，也没有改变瑞凌医生这个人物。在那一刻之前和之后，他还是同样的性格，在剧中还是同样的作用。我们知道这部剧是大师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人物和场景都是精心设计的，不会留下一丝例外，那我们就得问了：为什么易卜生会安排这样一个多余的场景，让瑞凌医生在这里念一句“声音微微颤抖”的台词，然后突然被命运拉进剧情中？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既然这场戏是多余的，是一个实际上的赘笔，那么原因就只能是亨利克·易卜生想要展示这个虚构的小人物瑞凌医生，给他一个出色的亮相。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时学校的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立刻脊背一挺，振作精神，合上《野鸭》的教材书页，站起身来，安静地若无其事地经过老师身边走出教室，谁也没有朝他瞅一眼，一个人也没有，现在唯一坐在椅子上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的问题刚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为此他窝了一肚子的火。
他想，十年前，他也会站起来的时候，他们至少会等他把话说完。可现在，学校的铃声刚一响，他们就合上书本离开教室，走得理直气壮，因为毫无疑问，学校的下课铃声就是授课结束的标志。是铃声来决定一切，这些规则就是对上下课的制约。要是他说他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课程，他们就会说，要遵守规则，镇定自若，理直气壮。他们会看着他并且质问：如果是由你而不是铃声来决定下课时间，那我们为什么要打铃呢？他想他们一定会这么说的。他想指出，学校的打铃只是一种提醒，以防老师们上课时过于投入而忘记了时间和地点，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他向办公室走去，心里有点恼火，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跟他们一样盼望着休息。他确实需要休息，因为他很累了，在这之前以及之后几乎一刻不停地讲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需要一杯水和一片头疼药。他站在水龙头跟前，在杯里灌满凉水，掏出药片，把它吞下去，心想，这可真是，我现在的感觉一定跟瑞凌医生在整部剧里的感受一样，胀痛的头，微微颤栗的身体，精神和四肢都有点疲惫，是的，他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走来走去，说着那些半优雅的台词（是的，他承认他是这样看待这些台词的），至少其中还有些不朽的金句，想到这里他不禁自嘲一笑。他在办公室那张巨大的桌子旁边自己的固定位置上坐了下来，和同事们聊了几句周末的球赛，诸如此类。教师们都是来自挪威不同的地域，当然有各自的喜好，前两个赛区的每支球队都至少有一名狂热的追随者，周末获胜的一方也从不吝于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他自己支持的球队是第三赛区的第一名，每年都有希望晋升第二赛区，但当有人问起时，即使大部分是出于礼貌和同情，他也无话可说。（那些女同事不参加这类讨论，当然她们也坐在同一张桌边，男同事们的身旁，但她们在织毛线，他通常带着一点坏笑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
然后又回到了教室。为什么易卜生给他的传声筒这种特殊待遇呢？最后几个学生还没有进教室，关上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就开始提问了。我不明白，这看上去完全没有必要，是自相矛盾，几乎像是个蹩脚的戏剧构想，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瑞凌医生在这整部剧里究竟是不是易卜生的传声筒。瑞凌医生作为他的传声筒的作用之一，是不让格瑞格斯·威利轻易地得以逃脱。但格瑞格斯·威利真的就这样轻易逃脱了吗？是他请求海特维格做出牺牲，枪杀了那只野鸭，并因此导致悲剧发生。他引发了这场悲剧，同时又对雅尔马·艾克达尔因此而在道德上有所成长一事耿耿于怀。格瑞格斯·威利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这理由难道还不充分吗？够了，我们相信不需要什么瑞凌医生，格瑞格斯·威利的行为也将受到谴责。那么瑞凌医生作为配角的作用是什么呢？——甚至易卜生还毫无必要地让那颤抖的一刻定格在了舞台上。假如我们睁大眼睛，在阅读时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这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需要瑞凌医生出现呢？答案一目了然。最后一幕接近收尾时，瑞凌医生的出现就是必要的。他请学生把书往后翻，他们照做了，有的书页翻得飞快，有的动作慢吞吞，所有人都坐在挪威学校教室特有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柔和光线里。他自己也把书页往后翻到暗黑阁楼里的枪声那一幕。再往后人们发现是海特维格开了枪，子弹打到了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她听从了格瑞格斯·威利的请求，要去阁楼那里杀死那只受伤的野鸭，却在黑暗的摸索中误伤了自己？一个可怕的意外，一场深重的悲剧，是吗？不，不是什么误伤，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把枪径直对准自己，扣响了扳机。为了体现这一点，也为了把这一幕从一个普通的意外提升为一场震撼人心的悲剧，易卜生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角色对情况加以证实。换句话说，易卜生需要一位医生。瑞凌医生，他激动地拍着桌子叫道。学生们被吓了一跳，有几个困惑地看着他，还有几个甚至皱起了眉毛，他注意到了。易卜生需要瑞凌医生作为天然的官方代言人和事实的见证者，于是他可以这样写道：“瑞凌医生（走近格瑞格斯，向他）说：谁说手枪是偶然走了火我都不信。格瑞格斯（站着吓傻了，浑身抽动）：谁知道这场大祸是怎么惹出来的？瑞凌医生：火药烧焦了她胸前的衣服，她一定是先把手枪贴紧了胸膛才开的枪。格瑞格斯：海特维格不算白死。难道你没看见悲哀解放了雅尔马性格中的高贵品质吗？”
这里，也只有这里，才需要瑞凌医生。因为这个场景，他才出现在剧中。但在戏剧的结尾，当易卜生需要一个医生，需要瑞凌时，他不可能凭空出现，他必须事先向我们介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认为他作为“易卜生的传声筒”在剧里进进出出。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在一直不停地解说评论这部戏剧。他评论剧里这些表演者的人物性格特征，也说及发生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易卜生已经把他作为一个评论者嵌进了自己的戏剧。那么瑞凌医生又是如何评论的呢？它们都明确指向同一个方向。某某是个蠢货，某某一辈子都是个笨蛋，某某是幼稚的猪脑子，某某是个傲慢得让人受不了的“富二代”，有种病态的正义感。全都是直白的嘲讽，堪称平庸。请注意，在易卜生的戏剧上演时，这些平庸的事实就会落到剧中人物的身上。瑞凌医生把整部剧带到了沟里。瑞凌医生远不是易卜生的传声筒，他是这部剧的敌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毁掉它，毁掉亨利克·易卜生写的这部剧。雅尔马·艾克达尔是个被骗的傻瓜，不用搭理他和他的家人就好了。然而格瑞格斯·威利并没有放过他，瑞凌医生说格瑞格斯·威利也是一个傻瓜，用我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病态的自我陶醉，他补充了一句，带着一点羞涩的微笑坐在讲桌前。格瑞格斯·威利能够设法制造出的一切，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本应避免的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这个家里的女儿，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自杀了，雅尔马·艾克达尔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傻瓜，而被揭穿的格瑞格斯·威利，正如意料之中，他像一条冷血的鱼，一直对“大海深处”垂涎欲滴，他补充道，几乎要为自己和自己说出的话感到吃惊，因此，当海特维格死去时，他只能想到雅尔马·艾克达尔能否真正有尊严地承受悲伤。老实说，这是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吗？！他喊叫起来，几个学生再度投来责难的目光，其他人有一半趴伏在桌上，一半坐在桌前，表情镇定，昏昏欲睡。假如瑞凌医生是对的，那就是不值得的，他把声音降下来，而瑞凌医生是绝对无比的正确，正如每个人所见，就连易卜生本人也不能否认，瑞凌医生所表达的“意见”，就是他自己对笔下人物的看法。但易卜生依旧写下去，因为有一些瑞凌医生不应当看到的东西，为此这位五十六岁的知名戏剧大师继续写下去。瑞凌医生是亨利克·易卜生的对立面。这是瑞凌医生和易卜生医生的较量。亨利克·易卜生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他给予了瑞凌医生一切，是的，甚至让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一边解读，一边挥动双手。为什么？他紧跟着问出来，同时让自己镇定下来。对，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这是瑞凌医生和易卜生医生的较量，但瑞凌医生是易卜生医生发明或者说是他创造出来的。瑞凌医生不存在于别的地方，他只存在于易卜生医生在纸上写下“瑞凌医生”的这一刻，并让他带着几分讲究揭穿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这些真相几乎可以撕裂整部戏剧。易卜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他问道，朝下面的课堂望过去，没有收到任何鼓励的反馈，相反地，学生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另一类意见，通过各种不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捉摸的对立的实体，这让他再一次意识到，坐在这里沉浸于有关《野鸭》和剧中的配角瑞凌医生的讲解，是一种折磨。
这并不是说他们感到无聊，而是他们用受伤的表情来表露自己的无聊。在一堂挪威语课上学习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并为此感到无聊，这不奇怪。毕竟他们才十八岁，应该接受通识教育。不能把青少年当成已经完成了进一步高等教育的个体看待。从清醒和客观的角度来说，将他们描述为不成熟并不会冒犯任何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监护人。这些未成熟的个体坐在学校里是为了获取挪威古典文学的知识，而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事实上他是受雇于政府部门来完成这一使命的。但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接受他要传授的东西。未成熟的个体处于孩子与成人之间，本身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阶段，不可能理解亨利克·易卜生的《野鸭》，否则的话就是对这位旧日文学巨匠的冒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每个从共同的人类文化遗产中获取知识的成年人的冒犯。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教育水平上，我们说的是中小学生，而不针对大学生。大学生重在自学，而中小学生需要老师的授课。他是老师，他们是学生。然而，由于这是挪威普通教育的最高一级，因而必须对教学质量有所要求。也就是说，传授的内容并不总是能够适合学生们尚未开化的智力与情感世界，往往是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所以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理解传授的内容。人们普遍认为，完成了挪威普通教育最高一级的学生应该对挪威文化传统有一定了解，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下着雨的星期一上午，他坐在这里，法格博格中学，尽职尽责地评论亨利克·易卜生的一部戏剧。学生们将对这部戏有所了解，但因为正如刚才所言，这部剧对如今置身于未成熟生命阶段的他们来说难度过大，教室里的沉闷气氛自然在所难免。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已经融入了教学的本质和目的，是的，他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也在高中的挪威语课堂上感到乏味。七年之后，他作为一名新教师，一踏入教室，就立刻在他的学生当中认出了同样的乏味无聊，现在他将传授给他们的，是自己在当学生时同样感到无聊的东西，这属于青少年接受普通义务教育的部分条件，给他们传授知识的人必须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对待，他在挪威这所高中教学的前十五到二十年就是这样的。是的，对于自己的教学让学生们感到百无聊赖，他甚至一度觉得好笑，心里想：是的，是的，这就是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的中学里教学，就应该是这样。人只要稍微思索一下相反的情况就足以很快明白，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想想吧，如果文化遗产唤起了这些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巨大热情，于是他们贪婪地吸收知识，因为对他们秘密关注的事物，这些知识中既有问题也有答案，看上去是个很美好的想法，但如果考虑到现实，情况就不同了，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未成熟的人，他们的智力与情感生活是混乱的、不完整的，有时完全是平庸的。如果通过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的文学真的在心灵上和思想上都触动了我们的年轻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把这种文学称为“我们的文化遗产”的这种文化就有了几分难堪。此外，这也意味着学生们向老师——在这个下着雨的天色铅灰的星期一上午，坐在奥斯陆法格博格高中的一间教室里的讲桌前——提交的论文，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论文，他一直捱到回家才忍不住要扑上去，不是批改，而是阅读。这与真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幻影，一种想象，说得客气一点，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尽职尽责地批改学生们未完成的智力创作，每个月至少三大摞作业本，他对此非常了解。不，文化遗产中的文学并不能唤醒年轻人的激情，他们的文章还远未能达到文化遗产的杰出水准。所以我们再看看真实的状况：教师在给学生们讲解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作品，课堂上笼罩着沉闷而乏味的气氛。甚至教师自己也无法避免这种乏味的感觉。二十五年来他基本上一直在讲授易卜生的相同作品，不可否认，他常常感觉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东西。他非常讨厌《培尔·金特》的开篇，“培尔，你撒谎！”“什么？我？撒谎？”第一幕第一场也是，他非常小心，不让学生们知道这些。是的，他很少像今天这样在教学中获得这么多的个人乐趣。总的来说，他给学生们讲授的内容都是众所周知的，对他来说只是一些基本的注释，无法引起他的兴趣。确实，他有时会从一个相当著名的论点开始，比如雅尔马·艾克达尔和培尔·金特之间的相似性，布朗德和格瑞格斯·威利之间的相似性，他在设法表达自己的时候，再次从这种双重比较当中找到兴趣，产生灵感，感觉瞥见了什么，并说出一些此前未曾想过的东西，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然而今天他就这样做到了。完全出乎意料。啊，想到这位瑞凌医生，他发出一声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叹息，请学生们把《野鸭》的教材翻到四十三页，他自己也把书翻到这一页。这个不朽的传声筒。然而，正是因为四十三页这一场景里的瑞凌医生，通过“声音微微颤动”的插入语成为易卜生戏剧的一部分，他才突然意识到，瑞凌医生并非只是充当一个无趣的代言人，如若此，易卜生作为戏剧大师，就不会特意屈尊给他“微微颤动”的嗓音，把他安排在索比太太这小小的一幕里。在这一出戏中，他作为一个命运悲苦的戏剧角色出现，是索比太太永远的仰慕者，尽管在读者看来后者并没有太大的魅力，他再次感觉自己受到了启发。但他的口才和灵感当然不可能唤醒他的学生们，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他。他的口才只能激励自己，学生们则任由天性驱使，继续一部分人趴在桌上，一部分人坐在桌前，忍受着母语文学课上常有的枯燥乏味。只有他，这个当老师的，终于从挪威语课堂上令人窒息的沉闷单调里解脱出来，在这节课结束时有些东西让他对自己感到莫大的无与伦比的欣慰。但这微不足道的情感只与他自己有关，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还没有资本来感受这种快乐。尽管他可能还存有一种希望，在研读易卜生作品的枯燥乏味中他表现得如此激情，至少有人会感到一点点的惊奇。但即使这些未成熟的年轻人当中确实会有那么几个感到惊奇，从大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件微不足道（虽然是快乐的）的事情。他的任务压根儿不是对民族文学的伟大作品进行激动人心的阐释，他的任务相当简单，就是在这个教室里，通过三年内每周固定数量的重复课时，培养和塑造这些未成熟的学生，让他们理解建设这个国家、建构文明社会的某些要求，作为成年教师的他，和迷茫困惑、尚未完成学业的学生，都有自己要担负的一份责任。其结果就是，他，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拿着政府支付的薪水，坐进了这间教室，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讲授了一定数量的来自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学作品，不论学生们无聊与否：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存在，无论他谦逊的个性有无闪光，无论他是否具有启迪人心的能力。他坐在那里——无论是着眼于长远或是眼前——社会已经把他放到这个位置，让他来执行塑造他们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最近，学生的百无聊赖才对他有所触动，因为他们只是不够成熟，有些不足，他和学生们（直到现在）都认为这种无聊是一种缺失。这种缺失会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留下印记。要么是因为他们消除了它，要么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大多数人受过教育的言谈里都留下了这种印记，在成熟的人格里表现出一种社会决定性的缺失。他常常有这种经历，譬如当他与高中时代的老朋友相遇，他们站在一起聊天，他告诉他们自己现在在大学里学习挪威文学，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多岁，是他最常与高中朋友见面的时候，或者他告诉他们，他在法格博格中学教书，主要工作是给学生们讲授易卜生的戏剧，这时可能对方就会说：啊呀，易卜生，对我来说可能太高深了，或者：是吗，你知道我对文学从来没有兴趣，话语里带着一种遗憾。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遗憾，毕竟他们对文学和易卜生戏剧的兴趣不大，没有理由感到遗憾；对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不，作为社会人，他们觉得有必要表达这种遗憾，这是文化背景的一种必要表现，每个文明社会都试图向其公民传授这种文化背景，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几年后偶然相遇的老朋友之间的简单对话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文明社会都是构筑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他常常这么思索着，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里。
他的学生们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得心安理得。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之所以没有站起来抗议他的教学，完全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他们深信，他是在他们的怜悯下才能够将课程一意孤行地继续下去。他坐在那里，有赖于他们的怜悯。他的年轻的、未成熟的学生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他们能有这样的信念，不可能出自他们自己尚未完善的生活和不够成熟的程度，而是完全出自他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因此他们本身不应受到责备，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二十五年母语教学经验的成年人来说，这种境况实在令人憎恶。瑞凌医生。配角瑞凌医生。当然，也有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不仅对与他们无关的教学不满意，同时也反对他浪费他们这些以考试为导向的学生的宝贵时间，强迫他们去研习亨利克·易卜生戏剧中的一个配角，尽管这部作品本身是必读教材。同样，在这些最聪慧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老师如果将他们正在阅读的文学史纳入考虑，原本可以让教学更有趣味。文学史上说，亨利克·易卜生在构建戏剧场景中使用的回溯性的叙事技巧，预示了侦探小说的出现。预见侦探小说，这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至少对他们来说很了不起。还有一些人觉得奇怪的是，他没有抓住机会让易卜生更贴近当下话题，譬如自杀，毕竟以他们的理解，海特维格是自杀的。今时今日有那么多年轻人自杀，为什么他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呢？但这也没有。瑞凌医生。这个配角瑞凌医生。啊，如果老师能说：易卜生不是故纸堆里的经典，事实上他的作品几乎和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然后他就可以解释易卜生的作品在哪些方面和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这样他就提供了一些可能与他们有关的东西。
但是，非也。老师教授的挪威古典文学是基于挪威公立学校挪威古典文学课预设的固定教材，要引导这些脸颊圆润的十八岁的年轻人完成这个国家能够给予他们的最高一级的普通教育。他开口了。讲述他现在十分感兴趣的瑞凌医生，《野鸭》中的配角，因为——如果他可以这么说的话——作为法格博格高级中学毕业班的挪威语高级教师，他有权这么做。这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四部易卜生戏剧中的第三部。在此之前他们阅读了《培尔·金特》和《布朗德》，在《野鸭》之后他们还要阅读《群鬼》或者《海达·高布乐》（他尚未决定选哪一部，权衡将易卜生的哪一部剧目纳入教学大纲作为第四部这件事每年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海达·高布乐》《群鬼》《罗斯莫庄》还是《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其结果是他的学生要比其他老师的学生学习更多易卜生的作品，其他老师通常只要求学一部《培尔·金特》，或者最多两部。这并不意味着他忽略了比昂斯滕·比昂松、谢兰和约纳斯·李，好吧，他确实有点忽略了李，他认为时间的摧残已经严重侵蚀了约纳斯·李，使他无法再捍卫自己在挪威四杰中的地位，所以他不再让学生阅读约纳斯·李的作品，而是让嘉宝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人们（即指他自己）仍然可以谈论四杰，现在分别是比昂松、易卜生、谢兰和嘉宝（尽管归根结底，他认为比昂松，谢兰和嘉宝都不能真正跻身四杰之列，就他自己而言，真正的四杰是易卜生、汉姆生、塔吉·韦索斯和昂纳尔·米克勒，但他绝不会在每天例行公事履行职责的课堂上透露这些个人的想法和观念，尽管他一直盼望着他的学生中有人能问他这个问题。当他提到近百年来，人们公认的挪威文学四杰一直是易卜生、比昂松、谢兰、李，而现在挪威文学四杰可能应该是易卜生、比昂松、谢兰、嘉宝，为了防止四杰的概念崩坏，是时候让嘉宝取代李的位置了，这时会有一个机敏的十八岁的少年举手问道：但是老师，老师，这意味着这四位是你最喜爱的作家吗？于是他就获得了否认的机会：不，不，我最喜爱的作家是易卜生、汉姆生、韦索斯和米克勒，等等。当他（在他的白日梦里）有机会说出这一切时，他得赶快加上一句：但是你们不要过于看重这些，因为当我这样表达时，我说出的话来自一个受到局限的人，我受制于我那个时代的局限，我的言论所表露的，是我多么容易被我自己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所打动，而不是我的判断力精准到足以对我们国家的文学做出有效的总体评价。假如有一个聪慧的、极其热切的十八岁学生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回答，能够传达出自己可能会让学生感到惊讶的一面，他可以生动地想象（梦想）学生们惊讶地发现，比起早期的古典文学，他居然也更容易被当代文学打动。在他的想象里，当他真诚地回答这个假想中的聪明而感兴趣的十八岁学生的问题，学生们应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他们也许就会明白，他的课堂上当代文学作品如此匮乏，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在他想象出的场景里，现在、此刻，他们会对这个规划的性质恍然大悟，就像惊鸿一瞥中发现了比他们自己（学生）和教导他们的人（老师）更重要的东西。所以首先是与易卜生比肩的比昂松、谢兰、嘉宝，他们每人每年都有一部作品。这是四杰。然后是在他们之前的大作家。古挪威文学。民谣。彼得·达斯。霍尔贝格。韦塞尔。韦格兰和韦尔哈文（并不是通常所见的韦格兰【和韦尔哈文】）。伊瓦尔·奥森。温耶。阿马利娅·斯克拉姆。二十世纪：奥拉夫·布尔，金克，汉姆生，韦索斯。没有米克勒，至少要逝世之后才能进入学校。就这些。没有人漏掉吗？有的，奥布斯特费勒。还有吗？他无法完全绕过西格丽德·温塞特，但他对《克里斯廷·拉夫兰斯达特》的兴趣相当有限，他宁愿选科拉·桑德尔。现在可以说：画上句号了。没有当代文学，除非是作为各个时代古典文学、语言发展，主体变更等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