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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留着胡子是事实，他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布劳瑙市也是事实。他很邪恶同样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与前两者的不同在于，它是评价性的。它牵涉到判断，或者也有人称之为“观点”。上述例子中的判断很容易做出。至少在我交往的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反对将希特勒描述为邪恶的。然而，评价往往充满争议，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而且，更麻烦的是，评价往往暗藏在看似事实性的陈述中。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提出了一个概念，被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命名为“厚重的伦理学概念”（thick ethical concept）。 [8] 厚重的伦理学概念指将事实和评价相结合的描述，比如“粗鲁”和“慷慨”这样的形容词、“懦夫”和“英雄”这样的名词、“粗心地”和“细心地”这样的副词，甚至是“匆忙”和“闲逛”这样的动词。
当我们提供“深描”（thick description）时，就像陈述单纯的事实一样，需要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既适用于支持（或反对）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Francesco Schettino）是“懦夫”这个结论的证据，同样也适用于“歌诗达协和号”（ Costa Concordia ）邮轮沉没了这个结论的证据。2012年，“歌诗达协和”号邮轮在海难中沉没，作为船长的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弃船而逃，造成32名船员和旅客死亡。 [9] 但是，我们需要参考“怯懦”的标准，才能确定什么是将某些行为描述为“怯懦”的证据，而“怯懦”的标准不像描述一个事件为“沉没”的标准那么显而易见、没有争议。
看看最近的政治事件和争议，比如我们认为指控某人是美国共产党成员一般来说是一个非真即假的指控，因为美国共产党是一个真实存在、拥有真实成员的组织。但指控某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或者现今更常见的，指控某人是社会主义者，则是提出了一个包含着有争议的定义的指控。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问某人是否认为美国存在着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法官巴雷特在她的确认听证会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预设了对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个充满价值取向和争议的概念的定义，它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问题伪装成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仿佛其答案也不含有评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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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关于修辞或政治策略的，也不是关于规范性政治或道德论证的书。本书关于证据，也就是关于我们如何知道某物或某人是否符合特定标准或定义的某种事物。黄昏时分在房子周围飞来飞去的是一只鸟还是一只蝙蝠？那辆20世纪30年代的汽车是道奇（Dodge）牌还是奥斯莫比（Oldsmobile）牌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但本书的重点不是关于一些评价性特征——比如粗鲁、懦弱、勇敢、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定义（或标准）应该是什么。或者换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关于证据的问题，尽管人们总想把价值相关的问题装扮得看起来像是只关乎证据的单纯的事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