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希罗多德踏上他的旅程，披荆斩棘，扬帆出海，策马穿过亚洲的旷野之前；在他遭遇可疑的斯基泰人，发现巴比伦的奇迹，探寻尼罗河的奥秘之前；在他经历迥异的土地，看到无数光怪陆离的事物之前，他会先在一堂关于古希腊的讲座中出现一会儿，讲座是别容斯卡·玛沃维斯特教授为华沙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每周两次。希罗多德会出现，然后迅速消失。他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致多年后的此刻，当我翻阅那些课程的笔记时，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笔记里有埃斯库罗斯和伯里克利，萨福和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但没有希罗多德。可我们做笔记做得那么认真。那是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战争在六年前结束，城市已成废墟。图书馆化为灰烬，我们没有教科书，或者不如说，没有任何书。
教授的嗓音冷静、轻柔、平和。她那双深邃而专注的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注视着我们，带着未加掩饰的好奇心。她坐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前那上百个年轻人，大多数都不知道梭伦有多伟大，不知道安提戈涅为何绝望，也没法说清楚地米斯托克利如何将波斯人引向陷阱。
说实话，我们甚至不知道希腊在哪里，或者说，不知道叫这个名字的当代国家有多么辉煌的过去，值得在大学里学习。我们是战争年代的孩子。打仗那些年，高中停课了，虽然在大一些的城市里偶尔会有偷偷摸摸开的学习班。但在这里，在这个演讲厅里坐着的，大多是来自偏远村庄和小镇的女孩男孩，读书少，教育程度不高。那是1951年。大学招生不需要入学考试，家庭出身最重要——在共产主义国家，工农子弟被录取的机会最大。
长条板凳很长，预备给几个学生一起坐，但还是不够，我们得挤在一起。我的左边是Z——一位沉默寡言的农民，他来自拉多姆斯科附近的村庄，他曾经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家家户户都会备些干的烟熏红肠当药品：要是婴儿生病了，就给他嘴里含上烟熏红肠。“有用吗？”我怀疑地问道。“当然。”他坚定地回答，接着再度陷入忧郁的沉默。我右边坐着瘦小的W，他的脸庞消瘦，布满麻子。每当天气有变化，他就会痛苦地呻吟；他说自己曾在一次森林战斗中膝盖中弹，但不肯说到底是谁在和谁打仗，是谁射中了他。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家庭条件挺好的学生。他们整洁体面，衣着更好，女孩还穿着高跟鞋。当然，他们是引人注目的例外，不同寻常——贫穷粗糙的农村人是大多数：穿着皱巴巴的军大衣，打了补丁的毛衣，细棉布的裙子。
教授给我们展示了古代雕塑和绘在棕色花瓶上的希腊人像的照片——漂亮、雕塑般的身体，高贵、修长的脸庞，五官精致。他们属于某个未知的神话世界，一个阳光与白银的国度，温暖，洋溢着光明，住着身形颀长的英雄和跳舞的仙女。我们不知该如何理解那个世界。看着这些照片，Z沉默不语，W弓着身子按摩他疼痛的膝盖。其他人在一旁看着，专心致志然而无动于衷。在未来的那些预言家宣布文明的冲突之前，这种冲突早就在演讲厅里发生了，每周两次，在那里，我知道了曾经有个叫希罗多德的希腊人。
我对他一无所知，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知道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名著。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到《历史》，因为当时它的波兰语译本还被锁在柜子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塞韦伦·哈默教授完成了《历史》的翻译，他将手稿托付给采特尼克出版社。我无法确定细节，因为所有的档案都消失了，但哈默的书稿碰巧是在1951年秋天被出版社送去排版的。一切顺利的话，这本书应该在1952年面世，在我们学习古代史时及时送到我们手中。但事与愿违，印刷突然被中止。谁下的命令？可能是审查员，但不可能知道确切答案。我们只知道，这本书直到三年后的1954年底才最终付印，1955年才在书店上架。
可以猜猜《历史》的出版为何延迟。它与斯大林去世前后的时间节点吻合。希罗多德译稿送达出版社时，正值西方电台开始谈论斯大林的重病。个中细节很模糊，但人们害怕新的政治浪潮，选择低调行事，不冒任何风险，不给任何人任何借口，宁可观望形势的发展。山雨欲来。审查人员倍加警惕。
等等，希罗多德会有问题？一本两千五百年前写的书？嗯，是的：因为在那些年里，我们所有的思考，我们的观察和阅读，都被对影射的痴迷所支配。每个词都让人联想另一个词；每个词都是双关，带着伪装，带着隐喻；每个词都包含一些秘密编码，被狡猾地隐藏起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字面的、明确的——每个手势和单词的背后，都有所指，都凝视着意味深长的眼睛。写作的人很难与阅读的人沟通，这不仅是因为审查员可以半路拦截文本，还因为，当文本最终抵达读者时，后者读到的东西与明明白白写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不断问自己：这位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就这样，当一个被影射吞噬、被影射极度困扰的人遇见希罗多德，将在那里找到多少影射！《历史》共计九卷，每一卷里的例子都堆积如山。这么说吧，他随便打开一卷，第五卷。他打开书，边读边看到，经过三十年的嗜血统治，科林斯那位叫库普塞罗斯的僭主死了，他的儿子佩里安德继位，最终他会变得比他的父亲更嗜血。这位佩里安德，在他尚是羽翼未丰的僭主时，想学习如何保有权力，于是派使者去请教米利都的老僭主塞拉绪布卢，如何最有效地让人民处于恐惧和服从之中。
希罗多德写道，塞拉绪布卢 带着佩里安德派来的人出了城，来到一片庄稼地。走过庄稼地时，他不停地询问信使，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从科林斯带来的问题。与此同时，每逢他看到比其他谷子高的谷穗，就掰下来扔掉，他反复这么做，直到他把庄稼里长得最好、最高的那些都毁掉了。这么走过田野之后，塞拉绪布卢就让佩里安德的人回去了，没给他任何建议。当那个人回到科林斯，佩里安德迫不及待地想听塞拉绪布卢的建议，但信使说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事实上，他说，他很惊讶佩里安德竟派他去见那种人——一个破坏自己财产的疯子——他描述了他目睹的塞拉绪布卢的所作所为。
然而，佩里安德明白了塞拉绪布卢的用意。塞拉绪布卢是建议他除掉那些出类拔萃的公民，从那时起，他对待他的人民一直残酷无情。如果说库普塞罗斯在他那一轮的屠杀和迫害中尚有未竟之业，那么佩里安德完成了使命。
再聊聊阴郁、多疑的冈比西斯二世？这个人物身上有那么多可以影射、类比和对应之处。冈比西斯是当时的强国波斯的国王。他于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522年之间在位统治。
一切都让我确信冈比西斯完全疯了……他的第一桩暴行是杀死了他的兄弟斯梅尔迪斯……接着又杀掉了跟他一起来到埃及的妹妹。她也是他的妻子，他的亲妹妹……还有一次，他发现十二名波斯贵族犯了微不足道的小罪，就把他们活埋，埋到脖子……这只是他对波斯人和他的盟友令人发指的暴行的几个例子。他在孟斐斯期间，甚至打开古墓，查看尸体。
冈比西斯……出发攻打埃塞俄比亚人，既没有筹集补给，也没有考虑到他将远征至天涯海角……盛怒与疯狂之下，他就这样带着所有陆军出发了……然而，他们还没有走到五分之一的路程就粮草尽绝，驮物资的牛马也被吃得一只不剩。如果冈比西斯见此改变主意，掉头回去，他就能用明智的行动挽回他原来的错误；然而他无视现实，继续推进。只要不是不毛之地，他的手下总可以靠吃草来维持生命，但后来他们来到了沙漠。这时，他们中有人做了可怕的事：他们抓阄，每十人中选一个——把他吃掉。冈比西斯听闻此事，对同类相食的恐惧使他放弃了远征埃塞俄比亚，班师回国。
我之前提到了，希罗多德的书1955年在书店上架。斯大林去世已有两年。气氛变得更宽松，人们的呼吸更自由。伊里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刚刚问世，书名呼应着刚开始的新时期。那时，文学似乎就是一切。人们向文学寻求生活的力量，寻求指引，寻求启示。
我完成了学业，开始在一家名叫《青年旗帜报》（ Sztandar Młodych ）的报社工作。我是新手记者，负责跟进读者来信，联络寄信人。有来信抱怨不公正和贫穷，抱怨国家牵走了他们最后一头牛，或者他们的村庄仍然没通电。审查制度略有松弛，比如读者可以来信说，乔杜夫村有一个商店，但货架总是空空如也，从来没有什么可买。进步在于，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你不能写商店是空的——所有的商店都必须备货充足，商品琳琅满目。我常常坐着干草车或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走村串镇，当时私家车极少，甚至自行车也不容易买到。
这样的旅程有时会把我带到边境的村庄。但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因为离边境越近，土地越空旷，遇到的人越少。这种空旷增加了这些地区的神秘感。我也对边境地区的寂静感到震惊。这种神秘和寂静吸引了我，让我着迷。我很想看看国境线另一边有什么。我想知道，当一个人越过国境线时会经历什么？是什么感觉？会想什么？这一定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另一边是什么样子？它肯定是——不同的。但“不同”意味着什么？它看起来像什么？和什么近似？或许它与我知道的任何东西都不像，因此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因此，我最大的渴望，让我不得安宁、百爪挠心的渴望，实际上很朴素：我只想做一件事——穿越国境线，体验那个时刻、那个动作、那个简单的事实。越过国境线，迅速返回——我想，这就足矣，足够满足我那难以言喻但又迫不及待的心理饥饿。
但怎么才能出国呢？不论是我中学还是大学里的朋友，都没人出过国。有海外关系的人通常都不会声张。我甚至对自己这种奇怪的欲望感到恼怒；但它还是一刻也没有减弱。
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了我的主编伊莱娜·塔尔沃夫斯卡。她是位漂亮的高个女子，一头浓密的金发掠向一边。她聊了聊我最近在做的选题，然后问我以后的计划。我报了我准备去的各个村庄，当地等着我去报道的问题，然后鼓起勇气说：“如果有机会，我非常想出国。”
“出国？”她有些惊讶，甚至略带惊恐，因为在那个年代，出国不是寻常事。“要去哪里？为什么？”她问。
“我在考虑捷克斯洛伐克。”我回答。我不敢说出像巴黎或伦敦这样的地方，坦率地说，我对它们也不感兴趣；我甚至无法想象它们。这事只关乎跨越国境——某个地方。哪个地方并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终点、目标、目的，而是这种神秘而无与伦比的行为。越过国境。
那次谈话后，一年过去了。有天我们新闻编辑室的电话响了。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我站在她的办公桌前，她说：“是这样，我们要派你出国。去印度。”
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紧接着是慌乱：我对印度一无所知。我焦虑地在脑袋里寻找与印度有关的形象、人名、地名。一无所获。一片空白。（派人去印度的想法源起几个月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波兰，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非苏联阵营国家领导人。双方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接触。我将要做的报道旨在拉近那片遥远的国度。）
当我们的谈话结束，我知道我将向世界进发，塔尔沃夫斯卡打开一个柜子，拿出一本书递给我：“给你的礼物，路上看。”那是一本厚厚的书，黄布装裱的硬质封面。书的正面，用烫金的字体印着，希罗多德，历史。
这是一架老式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DC—3，由于战时在前线服过役，机翼被废气熏得发黑，机身布满补丁。但它还是飞了起来，带着寥寥几名乘客，空空荡荡，飞往罗马。我坐在窗边，兴奋地望着外面，第一次鸟瞰世界。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去过山区。在我们下方缓缓掠过五颜六色的棋盘，斑驳的拼布被子，灰绿色的织锦挂毯，仿佛在地上摊开晒太阳。但黄昏很快降临，接着是黑暗。
“现在是晚上。”我的邻座用波兰语说，但有外国口音。他是准备回国的意大利记者，我只记得他的名字叫马里奥。当我告诉他我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时，他笑道，“别担心！”并承诺会搭把手。我大喜过望，稍微笃定了些。我需要信心，因为我正在飞往西方，而我曾被教导要像惧怕烈火一般惧怕西方。
我们在黑暗中飞行；即使在机舱内也几乎没有灯光。突然，发动机全速运转时施加在飞机各部分的紧张感开始减弱，发动机的动静越来越小，不再那么急迫——我们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马里奥抓住我的胳膊，指着窗外：“看！”
我惊呆了。
在我下面，我们飞过的黑夜的四面八方现在都充满了光。那是一道强光，刺眼、颤动、摇曳。让人想到某种液体，就像熔岩，下面微光闪烁，亮闪闪的表面和光一起脉动，起伏伸缩。整个发光的奇观像是有生命的物体，充满节律，振动不歇，元气淋漓。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灯火通明的城市。在那之前，我去过的屈指可数的城市和镇子都是令人沮丧的黑暗。商店的橱窗从不会亮，没有彩色的广告，路灯昏昏沉沉。谁还需要灯呢？晚上的街道阒无人迹，几乎看不到汽车。
随着我们的下降，这种灯的景观越来越靠近，铺天盖地。最后，飞机在停机坪上轰然停住，嘎吱作响。我们到了。罗马机场——一个巨大的、被玻璃罩覆盖的方块，人头攒动。在这个温暖的夜晚，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驱车进入城市。喧扰、车流、灯光和声音——就像致幻剂。我一度有些眩晕——这是在哪儿？我看起来一定像是森林里的动物：发愣，有点怯生生，睁大了眼睛，试图领会、理解和辨别事物。
第二天早上，我无意中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听出了马里奥的声音。我后来知道，他们在商量如何帮我打扮，因为我是穿着1956年在华约国家流行的休闲装束来的。我有身打眼的灰蓝色条纹切维奥特毛料正装——双排扣，肩部宽大，棱角分明，裤子又肥又长。衬衫是淡黄色的尼龙材质，领带是绿色格子纹。最后是鞋子——硕大的乐福鞋，鞋底又厚又硬。
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不仅发生在军事领域，也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西边的人穿得轻松，那么东边的人，根据对立面的规矩，就穿得正式；如果西边的人穿得合身，那么东边的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所有衣服都得无比宽松。不需要看护照——远远地，人们一眼就能猜出这人来自铁幕哪边。
在马里奥妻子的陪伴下，我们在商店里转悠。对我来说，这是趟发现之旅。有三件事最让我惊叹。第一，商店里堆满了商品，满满当当，压在货架和柜台上，像五颜六色的激流涌向人行道、街头和广场。第二，售货员不是坐着，而是站着，盯着入口处的门。奇怪，她们就那么不说话地站着，而不是坐下来聊天。毕竟女人之间有那么多共同话题：丈夫的烦心事，孩子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健康问题，昨天炉子有没有烧坏什么东西。而在这里，我感觉，她们根本不认识对方，也没有交谈的欲望。第三震惊的是，售货员会回答顾客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回答，还会在最后加上“Grazie”（谢谢）！当马里奥的妻子提问，他们会认真专心地听她说话，如此专注，身体前倾，看起来就像要准备赛跑一样。随后，顾客会听到那句时时萦绕耳边的、神圣的“Grazie”！
傍晚时分，我鼓起勇气独自出门。我应该是住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因为特米尼火车站就在附近，从那里，我沿着加富尔街一直走到威尼斯广场，然后穿过小街小巷，回到特米尼火车站。我不关心建筑、雕像和纪念碑；我只对咖啡馆和酒吧着迷。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桌子，人们坐在那里，喝东西，聊天，或者只是纯粹地看着街道和路人。在又高又窄的吧台后面，酒保们倒饮品、调鸡尾酒、煮咖啡。服务员忙个不停，以魔术师般的手法递上玻璃杯和茶杯，这种情形我从前只见过一次，在一个苏联马戏团，当时表演者凭空变出了一个木盘、一个玻璃高脚杯和一只尖叫的公鸡。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张空桌子，坐下来，点了杯咖啡。过了会儿，我意识到人们在看我。我穿了套新西装，雪白的意大利衬衫，系了最时髦的圆点领带，但在我的形象和仪态中，在我的坐姿和动作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暴露了我——出卖了我来自哪里，那个世界多么不同。我感觉到他们把我当成了另一种人，坐在罗马充满奇事的天空下，虽然我应该很高兴，但我开始感到浑身不自在，开心不起来。我已经换了行头，但显然，我没法掩藏衣服下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塑造了我，并将我定义为一个异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