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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洋务派士大夫，从李鸿章开始，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世俗化的程序。辜鸿铭当然要视李鸿章为心目中的仇敌了。他想象中的晚清贵族化的“牛津运动”，乃是清流党人。清流派与洋务派，是洋务运动时期士林中的死对头。清流讲是非，洋务讲利害。洋务派视清流派不识时务，不谙世界大势，是一批过气了的迂腐之儒；而清流派反过来将洋务派视为利欲熏心之徒，全然忘却了儒家名教的基本义理。
清流派与洋务派，不仅有观念的差异，而且文化气质也全然不同。洋务派的不少封疆大吏，未必有最高的功名，同光年间三位位居总督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是举人，刘坤一、张树声只是廪生出身，湘军、淮军中的不少洋务派官员只是军功显赫而得以上位。清流的出现，与翰林拥挤有关。清流派多是正途进士，甚至点了翰林，只是军功者与捐纳者占据了他们外放做官的仕途，鸠占鹊巢。于是清流党人不得已只能在翰林院中暂时栖身。他们自视甚高，看不起洋务派这些“粗才俗吏”，自认“清流”，而洋务官员只是“浊流”，批评后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说，清流党人有三种人，其中上品者，乃是“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中品者乃是“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下品者本来“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
这段分析虽然不无洋务官员的偏见，但所谓清流，的确并非辜鸿铭所想象的那般品格整齐，人品格调高下者，不一而足。
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从来等级森严，在乡野打拼得以出人头地的乡绅，与翰林院里饱读诗书、讲究优雅礼仪的上层贵族，自然不在一个文化地平线上。清流只是正途出身，清流之外，更有名士，所谓名士，科举出身未必重要，要紧的是要有非凡的文化品位，除了正宗的学问，金石书画，皆能玩赏。张之洞当年在京城，就组织过名士俱乐部，这都是张之洞看得起之人，不同于一般的“粗才俗吏”。文化品位的差异，形成了晚清士大夫的等级化落差。
同光年间，洋务派官员与奕䜣内外联合，打造了自强运动的高峰。慈禧太后当然要借助朝廷中的清流党人，牵制和平衡在一线主持实务的洋务派。这些在翰林院中夸夸其谈的文人词臣，所攻击的不仅是庸俗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同时横扫各种贪官污吏。于是，同光年间的士林舆论，出现了有清一朝以来前所未有的难得活跃。
明末的士林，曾经人声鼎沸，处士横议，形成了古代士大夫“清议”的顶峰，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黄宗羲甚至提出要办学校，让皇帝大臣到学校来，洗耳恭听读书人对国是的批评。天下之是非不应取决于朝廷，而是民间的天下之人。但清朝以控制舆论起家，开国两百五十年以来，即使康乾盛世，皆是死气沉沉。同治中兴，不仅表现在世俗化的洋务兴起，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乃是舆论板块的松动。对外开放必然带来统治阶层的分歧，而有了分歧，便会形成权力板块的松动，从而刺激为舆论的活跃。不过，清流与洋务的对峙，基本发生在体制内部，清流的“清议”，乃是庙堂内的声音，这与晚明的“清议”主要在庙堂之外，形成于江南的民间士林迥然不同。
不过，在同光年间，在上海的租界飞地，已经有洋人主办的民间报纸，最有影响的是《申报》，各级官员都通过阅读《申报》，了解国内外见闻与新知。《申报》的知识偏重洋务，但它的立场却是青睐清流的，常常放大清流对官僚的批评，《申报》与清流里应外合，形成了晚清庙堂内外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公共舆论，正式发端于1890年代的《时务报》，但在1860年代，已经有其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