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四次分化

与世代更替同时出现的精神与社会现象，是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这些分化既有代际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文化惯习”的因素。内部分化与世代更替交替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内在突出的精神现象。

从晚清到民国，经历了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文人启蒙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四代人。当他们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具有代际的同一性。随着时势的变化和自身的成熟，同代知识分子必定会出现内部的分化。这样的分化前后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在洋务运动后期，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之中，曾国藩、张之洞挣扎在“理”与“势”之间，弃“理”从“势”的李鸿章、袁世凯在变革派官僚士大夫当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第二次，在晚清文人士大夫之中，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康、梁也发生了精神上的分歧：康有为更注重“保教”，作为国家灵魂的孔教；而梁启超在意的是“保种”，中华民族的生存；

第三次，在五四运动后期的192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分化为海外归来的“绅士”“现代评论派”和国内的“名士”“语丝派”，而在“语丝派”内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名士”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斗士”又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的一波又一波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派别，启蒙阵营最后解体；

第四次，在创党时期及之后，中共内部的知识分子有观念人和行动人的区别，前者信仰“柔性的、复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孟什维克的倾向，后者偏向“刚性的、一元的列宁主义”，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共的建党和发展，就是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走向具有统一的思想信仰、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有力的行动力的政党。

本书详细叙述了这四次分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试图探索知识分子分化背后的秘密，为什么本来具有“同一性”的同代知识分子，最后总是难以避免发生分化乃至分裂？

之前的众多研究，多是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持的政治立场、信奉的意识形态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来分析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与冲突。这些固然很重要，也依然有效。然而，我在研究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两个因素，同样值得发掘：一个是“场域”，另一个是“文化惯习”。

“场域”与“文化惯习”都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分析性概念。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

本书在研究五四后期启蒙知识分子的分化，原先同属一个阵营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为何相互鄙视，以至于发生激烈的骂战，发现除了政见有别，还有各自活动的“场域”不同。“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差异，在于他们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前者的“场域”在体制之外，而后者的“场域”在体制之中。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域，乃是以科举体制为核心的知识－政治系统，从汉代的儒生到宋元明清的道学家，都具有一脉相承的正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我将之称为绅士。与绅士形成对比的，是名士。所谓名士，也是正途出身，有士大夫的身份，却不屑于在体制内部的“场域”活动，他们少了一点正统士大夫的方巾气，多了一点文人的潇洒自然、风流倜傥，在民间创造一片个人自由的小天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的士大夫体制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传统的绅士与名士依然演化为新绅士和新名士，新绅士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大学体制内部，而新名士虽然也不乏大学教授的职业，却更多地以文人的身份在学术体制外的民间报刊上获取文化的象征资本。他们对体制那个“场域”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现代评论派”跟官场和军阀有千丝万缕的暧昧联系。而“现代评论派”也看不起非学术正途出身的“语丝派”，认为他们是野路子，陈西滢甚至诬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学者的。

不同的“场域”，所形塑的是不同的“文化惯习”（habitus），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现代评论派”基本是英美留过学的学者“海归”，而“语丝派”多是没有国外文凭的文人“土鳖”，新绅士与新名士的“文化惯习”迥然两分。留学西洋的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相信自己有特殊的知识，理应是社会的中坚。鲁迅称这些西洋留学生是“特殊知识阶级”。最让“语丝派”文人鄙视的，是“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道学家的一本正经，缺乏真的生命和真的“私见”。但从另一阵营的绅士们看来，有性情的名士们就是一帮咄咄逼人的“真小人”。假如仅仅涉及意识形态的分歧，虽然会剑拔弩张，但争论双方诉诸的只是理性，不一定会伤害到根子，知识共同体的基本盘亦可勉强维持，但是一旦涉及“文化惯习”，绅士与名士之间彼此看不起、看不惯、情感好恶就会统统卷入，由此产生的裂痕从此难以弥合，成为终生的精神创伤。

本书对“场域”和“文化惯习”的研究，乃是尝试一种新的视野，这也涉及知识分子本真性的理解。知识分子不仅是政治的动物，也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知识分子也是情感和意志的主体，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之中，从“文化惯习”观察不同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对立，会深化对知识分子整体的认知，以接近历史完整的本相。

作者谨识
2023年岁末于沪上樱园 9zcFs6CcrFY/xSL3WUBdeV/npxUCczX0OsB8DYYEFfqLhLAnfWbzA2XW+JWQVh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