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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将晚清的大势形容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与春秋战国同一个级别的大变革，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潮如潮水般涌入、传统的价值与结构解体，晚清及民国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使得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有加速的趋势。在19世纪末，是三十年一代人，进入20世纪，则是二十年一代人，甚至十年就有明显的代际特征。在本书论述的晚清民国，重要的世代更替，主要有这么三次：第一，戊戌变法前后，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世代更替；第二，五四时期，启蒙派文人士大夫（“旧派中的新派”）与启蒙派文人知识分子之间的世代更替；第三，“大革命”前夕，启蒙派知识分子与激进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世代更替。
世代更替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重大历史时刻或历史时段。张灏教授将从1895年到1925年这三十年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世代更替的“转型时代”，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短短的三十年发生了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三个重大事件。在重大的历史关节点，前后代的知识分子在各种时代因素刺激之下，也由于不同的身份和知识背景，围绕着时代主题，争夺变革和话语的主导权。
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的知识分子世代更替，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世代更替不是历史的瞬间，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本书的研究发现，在五四时期，经过1918年春天到1919年春天三场与“旧派中的新派”的论战，《新青年》与《新潮》名声大噪，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昂然登上了思想舞台，原来占据舞台中心的老一代启蒙者开始从顶峰跌落，步入衰运。不过，这一思想上的世代交替，并非一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事实上，大约一直到1925年新文化运动结束、国民大革命兴起，其间的七八年时间，都是两代人的交替期。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层面上，是以一种非革命的渐变方式实现的。《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获全胜，因为城市青年需要一个激进的文化变革方案与可供行动的简便态度，但在边缘城市的“小镇青年”那里，他们不在乎新旧两派的态度差异，更注重从两派那里吸取新知，对传统也保留一份中庸的温情。“旧派中的新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一直要持续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风暴兴起，席卷南方城乡，不仅“都市青年”，连“小镇青年”也被革命的狂风刺激，日趋激进化，到这个时候，不要说“老新党”，甚至胡适、鲁迅这些“新青年”也被更新的“革命青年”视为新的“老新党”了。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新的科学范式替代旧的科学范式，并非取决于新旧范式之间的知识较量，而是坚信旧范式的人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信奉新范式的人们拥有了话语权之后，新范式才最后战胜了旧范式。科学革命的逻辑如此，文化范式的变革更是如此，知识分子的话语竞争，更多比拼的是谁活得更长寿，谁拥有更多的年轻粉丝，谁的文化基因得以继续传承。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是不同代之间身份上、文化上的断裂，然而这种断裂是相对的，有断裂，也有链接。如果说从立场的“左与右”考察知识分子是一种横向的光谱研究的话，那么从纵向的角度观察，便是要寻找各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脉络。本书发掘了两条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三代启蒙知识分子和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第一条脉络是三代近代启蒙知识分子：戊戌维新之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领袖的文人知识分子，国民大革命前夕的启蒙知识分子，包括“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第一代文人士大夫是近代启蒙的先驱，到了五四时期，虽然与新一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发生了启蒙阵营内部的论战，显现出上下两代不同的代际特征，一个是依然拥有科举功名、知识结构以旧学为主体的文人士大夫，另一个是拥有近代文凭、具有西学新知的文人知识分子，然而，这两代启蒙者都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文人气质，在文化基因上一脉传承。
有趣的是，与这两代文人启蒙者同时代的晚清官僚士大夫与民国新派士大夫“新派中的旧派”，同样具有隔代的基因传承：从朱熹的两宋理学到晚清的“湘乡南皮”，以陈寅恪为精神领袖的“学衡派”，继承的是正统的理学传统，只是到了民国，他们不像传统的官僚士大夫那样固守庙堂，而是中经沈曾植、王国维的过渡，转向了学院的象牙塔，成为纯然的学人，从官僚士大夫变为学院知识分子，但精神气质依然是理学知识分子。
与曾国藩、张之洞到陈寅恪、吴宓这一理学士大夫脉络平行的，乃是另一路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路线。从龚自珍到康、梁的文人士大夫，再到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激进的文人启蒙者，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尼采与阳明学的融合，充满了崇拜自我的创造力、浪漫主义的破坏精神和宗教气质的实践勇气。这种文人的浪漫主义，上接魏晋的名士气质和我心即宇宙的阳明学，秉持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他们开创了近代中国最早的舆论空间，擅长在公共领域制造声势，掀起一代的思想潮流，然而，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在权力场域就显得书生气十足，缺乏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不是那些老谋深算的官僚士大夫和政客军阀的对手，最后一败涂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刚愎自用，四处树敌；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时期从政的失败，被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排挤；胡适等在五四后期提倡“好政府主义”，但好人内阁只维持了两个月就垮台这些事实——证明了最适合文人知识分子的场域，并非政治权力场，而是舆论空间，用胡适的话说，是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的兴趣”。
第二条脉络是从晚清到1930年代的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晚清一代、“创党”一代、“大革命”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三代知识分子，前面已经有简单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近年来的新革命史，对中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对晚清同盟会那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研究，反而比较冷门。事实上，晚清与民国的激进知识分子，虽然各自信仰的意识形态不同，但精神世界中的心态、情感与意志，则有着文化基因上的脉络关联。20世纪中国三次革命的狂潮，无论其社会起点、组织形态，还是思想源头、精神世界，其实都在晚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分子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比如，在“大革命”浪潮之中，激进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需要一种志士精神，正如张灏教授所分析的：它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使命感，认为人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活的，必须把一切无条件地奉献出来，透过政治去实现道德理想。因此，志士作为人格理想含有一份道德绝对主义的精神，类似韦伯所谓的信念伦理，为了实现道德信念，可以只问目的，不计后果与代价。革命党人是一批韦伯所说的尊奉信念伦理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具有双重的理想主义精神：历史的和道德的。历史理想主义让他们相信在光明的理想乌托邦与黑暗的现实之间，需要一个激进的跨越与暴力的行动，以求局势的速变，而道德理想主义则促使他们愿意以决然之牺牲成就个人之德性，推动从现实到理想的跨越。这两种理想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催化出革命者热烈的献身激情和为了崇高的目的、不惜合理化一切手段的功利主义。晚清革命知识者的精神气质，在后面的几代激进知识分子那里，都得到了传承，并发扬光大，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