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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研究方法考察以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本书的基本内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从晚清到辛亥，是中国近代变革的开端。众所周知，晚清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维新运动。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这两个运动合流，形成了最后流产、招致了革命的晚清新政。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是由两个不同的士大夫阶层主导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主宰了1860—1894年的自强变革，而1894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一个新的改革主导力量文人士大夫替代官僚士大夫，走到舞台的中央，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的百日维新失败了，但在民间的舆论空间创造了近代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压倒性的话语权。
最后十年的晚清新政，乃是由第二代官僚士大夫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主导的，但改革的路线在政治上延续了戊戌维新的轨迹，在思想上坚守“中体西用”的传统。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有冲突，也有融合，但最后都没有成为历史突变中的主角，反而被异军突起的另外两个知识阶层（地方士绅与革命游士）抢去了镜头，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主导力量。
社会政治的变革，不是客观的自然演化，它首先取决于改革的主体知识分子思想与精神的变化。那么，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来说，晚清士大夫的思想与精神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什么样的思想变化触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走上了改革的不归之路，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使得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迥然有异呢？
简单地说，晚清的思想处于宋明理学的延长线上。在宋明思想当中，分为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两派。而在理学内部，又有道德修身和经世致用两种不同的取向。晚清的改革，首先与经世致用的崛起有关，在官僚士大夫当中，理学家的经世派逐渐取代了修身派。经世致用风潮的出现，不仅出现在宋学内部，而且在汉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内部也是如此。晚清官僚士大夫的重心，从“理”还是“势”，转向了“势”（时势），如此才有了洋务运动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价值。
不过，官僚士大夫再如何重“势”，依然有“理”的规约。曾国藩的内心之中，“理”与“势”的紧张冲突就是典范。虽然到了李鸿章一辈官僚士大夫，“理”的位置无足轻重，一切以“势”（时势与利害）为转移。但要真正突破“理”和“经”的束缚，需要另外一种“心”的力量，这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继之而起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继承了阳明心学的精神传统，以强烈的自我创造能量，打开了戊戌维新的政治空间，并且以“六经注我”的勇气重新阐述了孔教。这一将心学与今文经学结合的传统，其实在龚自珍那里便有其先驱。
文人士大夫的极具破坏性的新教革命，与官僚士大夫的第二代人物张之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康与张之间，虽然都重“势”与经世，但是各自所凭借的“经”截然不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的背后，是对于不同的“保教”的选择。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朝野改革派的隔阂与无法合作，使得百日维新最后只有失败一途。
在戊戌时期，虽然形成了变法新政的大潮流，但在变法派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条不同变法路线。温和的变法路线，主要是体制里的洋务派以及甲午之后转向改革的清流，而激进的变法路线，乃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两条路线的背后，其实是戊戌前后代际更替的两代士大夫。
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之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其间，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浩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
然而，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作为启蒙运动的戊戌维新却大大成功了。这一成功的标志，是自戊戌之后，社会层面的话语权已经转移，从官僚士大夫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搞政治，不是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袁世凯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对手，但要论舆论宣传、鼓动社会，高高在上的官僚，远远不及靠舆论起家的文人士大夫。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从《时务报》开始，其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虽然都办在日本，但传回国内之后，几年以来，依然被反复刻印，传播全国。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
官僚士大夫处于体制的核心，文人士大夫处于体制的边缘，然而，在《辛丑条约》之后，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在体制外部，崛起了晚清第三代知识分子：激进知识分子。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与两个重要的因素相关：第一，从帝国秩序里面游离出一批反抗朝廷的边缘人；第二，这些边缘人抛弃了儒家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处的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乌托邦、反满的族群意识结合，再加上唯意志论的催化，形成了视死如归的志士精神，从而掀起了20世纪第一波革命的狂澜。
科举制度废除前后，晚清社会出现了一批游离了体制的游士，他们参加救亡，可以是革命者，也可以成为立宪派。那么，革命者是如何炼成的？有些什么样的内部、外部的因素会让他们走上反满的革命道路？就外部因素而言，时局的刺激、老师的启蒙与学潮的推动乃是三个最重要的动因。外部因素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青年学生趋向革命，他们可以投身保皇，可以趋向立宪。事实上，保皇党人以及后来的立宪派势力，在20世纪初，大大超过革命势力。要造就革命的形势，还需新观念的宣传和新心理的酝酿。晚清的革命思潮，除了学界早已熟悉的民权思想之外，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排满复汉的族群民族主义、无政府的破坏主义、虚无主义的志士精神。这些思想与心理，形成了晚清革命者三位一体的内在精神结构。民权思想是理性的，但这一内在精神结构更多地具有非理性的情感与意志成分。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士大夫阶层逐渐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晚清这代文人士大夫，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新的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崛起的时候，他们成了半新半旧的“旧派中的新派”。张灏教授将1895年的戊戌维新开始到192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型年代”，这个“转型年代”，其实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而完成的。第一次是戊戌维新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这批文人士大夫从新派官僚士大夫那里夺过话语主导权，使后者蜕变为“旧派”，自己成了“新派”的代表。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1918年以后，这批从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竟然也被新崛起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旧派”，重蹈前代新派人的覆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新旧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论战：《新青年》与林琴南、陈独秀与杜亚泉、傅斯年与张东荪之间的辩论。前者被认为是“新派”，而后者，则是“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之间的区别，如果从知识性而言，五四时期的两代启蒙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新旧，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知识与理性有关，而态度则是一种文化认同。“旧派中的新派”这代士大夫，虽然从理性层面意识到中国要成为像西方那样富强与文明的国家，必须吸取西学，但在情感层面他们依然认同中国文化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民国的制度肉身可以是西方的，但民国的精神灵魂必须是中国的。然而，“新青年们”的文化认同不一样。经过晚清梁启超的启蒙，他们有了强烈的“保种（中华民族）”意识，但对“保教（中国文化）”兴趣不大——文化只是一种生存的工具，与人的内在生命与情感无关，既然西方文化救得了中国，为何还要纠缠传统不放？“旧派中的新派”所办的杂志，都是新知识的公共平台，新文化运动的使命，便是介绍和传播“公理”，它是知识的、科学的，无须意识形态优先，因此新文化的态度就是兼容并包、客观公正。然而，《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同人刊物，具有强烈的党人倾向。陈独秀、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是革命党人，他们将党人的偏激、武断的革命气象带到杂志中来，文字充满了宗教性和战斗性。《新青年》开创了五四运动后期“主义”的先河，意识形态先行，立场与态度决定一切。而《东方杂志》和《学灯》还坚守着“公理”的知识传统。在启蒙的阵营当中，知识的理性主义与态度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
即使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也有老师辈和学生辈两代启蒙者的差异。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发生，乃是与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弥漫的特殊精神现象虚无主义有关。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权专制，儒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肉身轰然倒塌，成为精神的孤魂。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德性伦理开始动摇，从自我到家国天下的儒家精神世界由外到内全然崩塌，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降临了。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徘徊于新与旧之间，那么下一代知识分子则是在各种新知之间感到无所适从。“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但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
对抗虚无的途径之一，就是付诸直接的行动。1919年五四运动的突然爆发，就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运动之前，学生们还在争论各种各样新的思潮，还在为何为新的信仰而苦恼，运动一来，雷霆万钧之下，走向社会的直接行动振奋了爱国学生的精神，之前的颓废、彷徨一扫而去，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就是一切，整个学生界风气为之一变。但学生运动总有谢幕的时候。激进的行动可以短暂地遮蔽内心的虚无，但退潮之后，将是更大的虚空。果然，五四运动之后，在青年知识分子那里，出现了第二波苦闷。“五四”之前知识分子的苦闷多是精神上的，“五四”之后年轻一代除了形而上层面，还多了一层形而下的因素：毕业即失业，“娜拉出走”之后经济无法独立，恋爱与婚姻受挫，社会事业陷入困境。各种形而下的苦闷，在有思想能力的青年那里，最终都会上升为形而上的痛苦，这就是：人究竟为什么活着？普遍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成为五四后期青年人的普遍精神症候。于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为了摆脱虚无、苦闷和痛苦，最后走向了最激烈的集体行动：革命。
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是如何从“启蒙”走向“创党”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主义和组织。有两种不同的主义：“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这两种主义开始分化，“知识化主义”成为注重点滴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科学方法论，而激进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寻求可以“根本解决”中国危机的“信仰化主义”。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先是从“知识化主义”的点滴改造，走向寻求通盘解决的“信仰化主义”。五四后早期的不少知识分子小组织，比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改造社等，都几乎经历了三部曲：第一阶段，在一个抽象的、模糊的理想趋向感召之下，信奉各种“主义”的会员们集聚在一起，具有某种“态度的同一性”；第二阶段，围绕着要不要接受一个共同的“主义”发生分歧，产生了第一波分化；第三阶段，进一步辩论团体究竟要什么样的“主义”，成员之间发生第二波分裂，最终导致小组织解体。
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的是“柔性的”的社会主义和“复调马克思主义”，聚会了几次以后，立即发生了分歧。分歧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到现实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仅仅接受马克思的形而上部分？第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主义”兼容的“柔性化主义”，还是认同它为唯一正确的“刚性化主义”？第三，是否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学术性研究团体转型为共产主义政治团体？他们内部发生了分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以陈独秀为首的激进知识分子，逐渐从信仰“复调的马克思主义”，逐步走向认同“一元的列宁主义”。
创党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然分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第一类是观念人物，如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张申府、茅盾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理论的偏好，而非实际的组党与政治行动。第二类是陈独秀、沈玄庐、蔡和森、张国焘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不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部分，而是政治的学说与革命策略，对他们而言，理论仅仅是实现行动的工具。于是，形成了中共早期“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当一波又一波的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被淘洗出去，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无论是主义还是组织，也越来越统一与净化，拥有了比国民党更强大的信仰力和组织。
在五四激进知识分子走上了创党之路的时候，启蒙知识分子的内部也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京城知识圈中，继承《新青年》启蒙传统的杂志，最有影响的，当为《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群知识分子虽然同以启蒙者自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关于“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分歧，以往不少的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为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固然不错。然而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有时候文化气质的不同，要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能导致情绪上的对立。这两份杂志，虽然活跃于国民大革命早期，但两派知识分子依然坚守启蒙初衷，并不热衷皈依什么主义，更对政治本身保持警惕的距离。显然，彼此间的争论，文化上的相互鄙视要远远高于政治之间的分歧。学历出身的差异，活动场域的不同，以及与国家体制关系的区别，这三点构成了“语丝派”文人与“现代评论派”学者的彼此对立。但这些还仅仅是外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惯习”迥然有异。新绅士处在正统儒学的官僚士大夫延长线上，到民国以后与西洋的理性主义相融合，演化为体制内学者共同体的文明修养；而新名士继承了庄子、魏晋名士和阳明学的传统，到民国以后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体制外文人共同体的精神气质。
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随后崛起的新一代“狂飙派”青年，高倡“新流氓主义”，试图打倒“五四”的老师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从绅士、名士到斗士乃至流氓，192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的变异，是绅士气不断递减、流氓气逐级上升的一个过程。而彼此之间的骂战所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分子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新青年》启蒙知识分子的天下，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物，在前期，主要是晚清最早的启蒙者“旧派中的新派”，而在后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以“学衡派”知识分子最为典型。
“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分子为敌。
在五四时期，“启蒙派”知识分子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分子固守于学院的“新庙堂”。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等坚持的，是文化的贵族气质与精英传统，他们讨厌恶俗的平民文化，不满文化迁就于底层阶级，讨好大众的喜好，其守护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古典精神与“新青年们”的近代启蒙思想构成了有价值的平衡，他们所继承的晚清理学士大夫传统与五四知识分子的浪漫文人传统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来，学院是他们最好的家园与栖身之地，但梅光迪、吴宓等不甘寂寞，要走出学院，在公共空间与“新青年们”争夺舆论的话语权，这便导致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错置。“五四”之后，一个平民的世俗化时代已经到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主义战胜学理、大众文化压倒精英文化、平民精神打败贵族精神，成为不可逆之大势。固守轴心文明传统的“学衡派”，终究抵不过启蒙知识分子所造就的时代大潮。“新派中的旧派”与“旧派中的新派”一样，最终殊途同归，被日趋边缘化。
1949年之前的中共历史上，曾经有三代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第一代是五四时期的创党知识分子，第二代是“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大革命”知识分子，第三代是抗战爆发前后的“一二九”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层面的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虽然取决于年龄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与政治与文化的时代氛围有关，特别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显然定位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由此形成“创党”和“大革命”及“一二九”这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关于“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从年龄结构而言，差距仅在十年左右，也共享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两代人有许多共同点，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是有微妙差别的。“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有三个刺激的因素：家道中落、反抗父权与逃避包办婚姻。而富家子弟，一直要等到“九一八”以后国破家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刺激，燕京大学、清华和北大的富家子弟们，才出现大规模的投身抗日、走上革命之路的群体性现象，这就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
如果说家庭环境与少年遭遇是读书人走向革命的第一环节的话，那么，第二个环节便是在什么样的学校求学。真正的革命温床，是地方师范学校。五四时期的浙江一师、湖南一师，都是著名的红色摇篮，在新思潮和大学潮的刺激下，贡献了两个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如果说在高层的著名大学学府中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那么在底层的师范学校当中，则是“革命者成群结队出现”。那些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除了云集在各省的师范学校之外，在“大革命”前夕，纷纷投奔两所学校：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当年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称，这两所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文官武将，也是1925年国民大革命的人才摇篮。
家庭出身、学校和学潮，只是刺激一个青年人趋向革命的外部条件，是否付诸行动，最终还要取决于青年主观的个人气质。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取决于内在的四大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时尚的“主义”眼花缭乱，各种以革命自称的政党也在争夺青年，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了激进青年的人心，乃是因为中共是20世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具有19世纪议会式政党所不具有的两个优势，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正是这两种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
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把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革命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也是精神磨难的大炼狱，它要求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自由文人从传统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的一分子。“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也经历了精神的苦难。
最后要说明一下，按照本书的完整框架，本来还应该有“五四”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另一条脉络，这条脉络自然非常重要。然而，一方面我之前的研究在这一脉络上用力甚多，成果也已经发表，大多收入《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书，我不再想重复自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发表和出版的诸多不便，虽然已经规划、做好详细的写作提纲，但依然没有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后续脉络纳入本书的内容。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留待以后适当的时机再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