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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之前有几个通用的视角：“古与今”“中与西”“左与右”“上与下”。所谓“古与今”，乃是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考察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所谓“中与西”，指的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差异与文化不同；所谓“左与右”，是从政治或思想的视域，讨论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立场选择：革命左翼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谓“上与下”，意即从社会流动的视野，探究知识分子的分层与上下流动。这些独特的论域，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丰富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认知，然而，作为对整体大象的把握，在古今、中西、左右、上下之外，是否还有一个盲点呢？
是的，这就是“前与后”。
从晚清到民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世代更替，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重大事件的刺激之下，登上历史舞台，与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竞争、矛盾和冲突，最终实现了世代更替。新的一代知识分子面对老的一代，最初有着“态度的同一性”，然而随着其自身的成熟，发生内部的分化，分化为不同的政治或文化趋向，从而为下一轮的世代更替提供历史的前提。如此反复循环，形成了一波又一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景况。
这几年，我主要从事的研究，就是从“前与后”的视角，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和内部分化。鲁迅先生生前曾经想写一篇小说，描写他的老师章太炎一代、他自己“五四”一代以及他的学生一代，但后来忙于写杂文、打笔仗，小说没有写出来。已经过世的李泽厚先生，也曾经考虑继承鲁迅的遗志，做一个几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但同样没有付诸实践。我在1990年代，曾经拟过一个大纲，考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六代人：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以“五四”为轴心，分为“晚清”、“五四”和“后五四”三代。后三代以1966年为轴心，分为“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1966”一代和“后1966”一代。因为忙于其他更为重要的课题，这个研究计划，一直被搁置，直到2016年以后，才开始着手进行。
我的研究，分别从两头着手，一头是研究当下中国的三代人。原先我以为，革命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是与1966年一代不同的新人类。待90后、00后横空出世，我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新人类，即所谓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70后、80后，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一代。于是，我将当代中国分为三代人：50后、60后出生的启蒙一代，70后、80后出生的过渡一代，90后、00后出生的新人类一代。关于这部分研究，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恕不赘述。本书所呈现的，是我这些年另一头的研究，即1840—1949年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
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场景，我发现，对晚清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部分，我原先的三代人（“晚清”、“五四”与“后五四”）架构，同样有问题：虽然在逻辑上有美感，但失之于过于简化，而且无法实现黑格尔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任何预设性的分析框架都要受到历史的检阅，倘若有错位，就要以历史自身的真实，予以逻辑上的调适。经过几年的探索，最终本书确定了在代际和分化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
历史的本相永远比逻辑要复杂很多，这几代知识分子在时间和空间上并非那般整齐划一、前后交替，彼此之间既有断裂，又有联系。当我扬弃了逻辑框架的简单之美之后，希望呈现的是历史本来的相对性和暧昧性。
整体框架确定之后，是研究切入的角度。古今、中西和左右模式，大多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的研究。不错，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其行为的选择更具有自觉的观念意识。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正是从抽象的理念角度来演绎知识分子的历史。不过，以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理性人，而且也是一个情感人和意志人。在1980年代最初进入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时候，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又读了不少心理学的著作，我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分子。1990年代以后，我转向观念史研究，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因而更多地从思想观念的方法着手。然而，我一直希望将心态史和观念史这两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精神史的整体视野，鸟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世界。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呢？我个人的理解，乃是从知识分子个案或者群体的角度，研究影响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这些公共精神，不仅表现在自觉的观念形态，同时也体现为他们的潜意识、心态人格和生命实践。“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最早开创者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狄尔泰，他强调理解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认为我们需要通过直观来洞察和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价值观和意义结构。狄尔泰关注人类的“生活世界”，即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存在。相信每个时代有其独特的生活世界和心理结构。本书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正是类似狄尔泰所说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精神史与观念史的区别在于，观念史注重的是思想史中观念演变的内在理路，而将观念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思想者主体的非理性因素都忽略不论，而精神史不仅讨论观念，而且要研究这些观念背后的精神，这些精神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或者意志的。而知识分子的精神，又与其个人的心路历程，与其生命历程和历史语境无法分离。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又与我最早从事的心态史研究也有区别。心态史研究的是个人，分析某个人物复杂的面相，而精神史则从一个或若干个案出发，试图体现出影响了那个时代知识群体的整体价值和精神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