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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也好，清流也好，毕竟还是官僚士大夫内部的分野，同光年间在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群之前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精英：口岸知识分子。
说是新精英，在当时却被社会视为士人中的边缘人。古代读书人的正途，皆是科举做官。若仕途不畅，秀才之下，都属潦倒之辈，不是在乡间当塾师，就是行医谋生。这批新精英，原本就属于这群倒霉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家庭出身不是平民，就是破落的官宦之家，或者父亲早逝。因为家道中落，所以无法支持他们长年复习备考，不得不出来“觅食”。以两位苏州人王韬和沈毓桂为例，王韬的父亲是乡间贫穷的塾师，在王韬二十岁的时候去世，王韬不得不到上海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院，从此走上不归路，在仕途之外闯下另一片天地。沈毓桂也是父亲早逝，由祖母带大，虽然聪颖过人，但在科场不顺，只能行医、当塾师，最后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上海滩“觅食”，同样进了墨海书院，后来担任了十二年的《万国公报》主编，这张报纸启蒙了康有为、梁启超整整一代文人士大夫。
若放在晚清之前，像王韬、沈毓桂这样的边缘读书人就必定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一生默默无闻。然而，1843年五口通商之后，就为这些边缘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中原的农耕文明的边缘，海洋文明首先在南方出现，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在东南沿岸，形成了香港－上海走廊，与传统义理考据辞章的旧学不同，声光化电的科学和上帝福音的基督教义在口岸城市得以传播。这些来自西域的新知是传统士大夫全然陌生的，而是由在华的传教士和外商所掌控，王韬等人跟随他们，很快成为中国最早拥有新知识的口岸知识分子。
即使如此，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依然是中西社会的双重边缘人。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是士林中的另类，为洋鬼子服务，自然被看不起。而对于洋人来说，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当地雇员，也缺乏受尊重的地位。他们具有新知识，但缺乏社会权力。从事的是被看不起的边缘行业。他们靠西学谋生，观察世界的方式已经是新式的，但心态是传统士大夫的，在香港、上海讨生活，但并不喜欢洋场的文化，犹如列文森所评论的，理智上面向西方，但情感是传统的。
口岸知识分子由三部分人组成：自由职业者、买办和具有新知的幕府。第一类的自由职业者，除了前述的王韬、沈毓桂，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建忠、马相伯兄弟，李善兰，华衡芳等。马氏兄弟原本就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到上海之后自然进入传教士文化圈。李善兰、华衡芳出身世家，本来可以走正常的仕途，但独独对数学有特殊的兴趣，遂摒弃仕途，到上海随传教士研习科学。王韬作为报人，是梁启超、汪康年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先驱，只是在1894年之前，还没有大规模出现而已。
第二类是具有买办身份的知识分子。自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是知识分子，但像郑观应、经元善这样的买办文人，与后来出现的张謇这些绅商不同，因为家庭的经商氛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走科举之路，身份上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买办。常年与洋人打交道，对西学新知有敏锐的观察，对世界大势有深刻的感受，他们像王韬那样，思考中国的改革路向，但因为从事实务，又没有受过旧学的学术训练，故所发表的多为务实之论和具体的改革国策。
第三类是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的乱世之际，湘军、淮军这样的私家军队趁势崛起，曾国藩、李鸿章礼聘了大批读书人作为自己的私家幕僚。在正式的官僚体制之中，很难选拔和培植人才。而晚清的幕府制度，可以绕开体制的种种弊端，选择一流的专业人士服务于军政与洋务事业。同治中兴，除了洋务派官员的远大识见之外，离不开这些具有新知和新视野的卓越之士。魏源、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容闳这些才俊，无一不是幕府出身。晚清的幕府，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绍兴师爷，不再是技术性的刀笔小吏，而是有各种专业才能的饱学之士。幕主与幕僚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共商大计。幕府与前两类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非体制外的边缘人，而是体制中的边缘人，多有进士、举人等显赫功名。才干卓著者，被曾国藩、李鸿章保荐，直接出任四品以上高官。到了晚清，幕府在翰林院之外，也成了候补高级官员的蓄水池。
无论是体制外的报人、买办，还是体制内的幕府，这些口岸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多出生和成长于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广东人与江浙人为主，比一般传统士大夫要早一步接触和了解西方的新知。知识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而视野又定义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香港和上海，是1895年之前对外开放的两个最重要的门户，同光年间最优秀的口岸知识分子，无不有在香港或上海的生活经历。一百二十年之后，当第二轮开放重新启动的时候，最早吹入海洋文明的区域，与同光年间的第一轮开放一样，依然是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中心，并非历史巧合，既有地理政治的因素，也是文化传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