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建筑载道，珍贵遗产

中国古建筑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忠实而客观地反映历史发展脉络及面貌，甚至保存许多文字无法记录的史料。古建筑虽属物质文化，作为人与外在世界接触的媒介，却也是调适生活的创造物，蕴含了浩瀚无涯的精神文化。中国建筑历经六千年以上的发展，形成独立而完整的体系，设计理论与建筑技术均达到很高的水准，即形式与内容兼备，形式有其文采，而内容则奠定在人性之上。探讨中国古建筑，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来观察，不失为一个最适切的角度。儒、释、道影响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建筑背后的哲学与法则亦不脱离儒、释、道之思想精髓。建筑的外在形式得自孔孟与佛学较多，而空间架构则得自老庄之道较多。以住宅与宫殿为例，其布局常以中轴做左右对称，中为主，旁为从，左昭右穆，主从尊卑序位分明，体现儒家人伦之序。建筑物之外的庭院路径则依环境形势而变通，所谓“千尺为势，百尺为形”，从小而大，由近而远，渐层式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合于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之理。

因而，中国建筑的取材与择地，常因地制宜且就地取材，不过度伤害自然，因势而生。历代一脉相传，千年前的建筑著作仍为后世所绳，明清的匠师仍因循唐宋的设计思想。不明所以者，尝论中国建筑缺少变化，实则一大误解。中国建筑之变，不在皮相与技巧之变，而是深刻地领悟到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此为一种超越的设计观。中国建筑内涵深厚而形神皆备，它具有许多特质，在技术方面善于运用木结构，将木构技术发挥到极致，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

木造建筑用料取得容易，施工便捷，易于学习流传。古代师徒相传，只凭口诀与实务观摩，即可学得建屋技术。合理的屋架形式，放诸四海皆可运用。在中国幅员广大、地貌多变的地理区域，南北各地匠师根据官颁的《营造法式》与民间流传的《鲁班经》即可投入现场工作。木结构的优点被开发出来，千百年来亦影响邻邦，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及越南等，其典章制度为华夏文化之一环，建筑亦师法中国。中国本身因历史动乱所出现的建筑空白，往往可自邻邦保存之古建筑得到验证，如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唐招提寺及东大寺，以及韩国庆州之佛国寺，均可补唐宋遗物之不足。

然而，中国建筑之特性也是民族性之呈现。梁思成指出，中国建筑重用木材，乃出于中国人之性情，不求原物长存，服从自然生灭之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安于兴亡交替及新陈代谢之理。此为精辟之论，然亦表明中国建筑不求久存所带来的研究困难。建筑属百工之事，古时称为营造。周朝设“冬官”，置匠师“司木”职。汉代设“将作大匠”。隋唐尚书省下工部设“将作监”，掌管官府重大工程。清代“工部尚书”掌管官府、寺庙、城郭、仓库、廨宇等工程。帝王遵循礼仪制度，营建工程进行时，尚举行各种盛大而隆重的祭典。虽然如此，但设计的匠人却被埋没了，先秦时期只有鲁班的事迹流传下来，后代名匠如宇文恺、李春、喻皓及李诫等，亦只见简短的记载。中国的建筑研究要迟至20世纪初才展开。

起初，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深入中国内陆调查研究，创下了一些成果。20世纪30年代，在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的领导下，梁思成与刘敦桢以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查各地之古建筑，逐渐将建筑史的系统建构起来，特别是走访当时已为数不多的老匠人，将深涩难懂的建筑技术解密，透过文献史书的钻研，分析历代的演变。近年大陆第二代、第三代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分析理论并深入研究更多实例，在全面了解古建筑方面获得丰硕的成果。

建筑乃历史、社会、政治及文化发展的产物，研究时总会触及史观问题，如果能先理解建筑之历史背景，知其因果关系，即能避免以偏概全之病。中国建筑在浩瀚的历史舞台演出中，常与邻邦有文化交流，特别是汉代之后，西域中亚及印度佛教文明之影响，对中国建筑灌注了多元的养分。因此任何一个阶段的建筑，经过剖析，都可提炼出不同的元素。因而我们欣赏古人的建筑，如果只是透过文献分析前因后果，难免还是囿于记载之限。近代重视实务测绘调查之科学方法，可匡正及弥补文献之偏颇或不足。古建筑存在之先决条件，要能避开历代的天灾人祸，它具有稀少物种之价值与尊严，后世可经由建筑的文化承载，来探索过去到现在的轨迹。所以也有人说，古建筑能让我们与历史对话。

具备此宏观的历史理解，一座宏伟的帝王宫殿或一座僧侣弘法的寺庙与一座匹夫小民的窑洞民居，其价值在人类文明史上无分轩轾。“神灵的殿堂”包括佛寺、佛塔、石窟、喇嘛寺、道观与清真寺等，表现出人对超自然的敬畏；“帝王的国度”包括城郭、宫殿、皇家苑囿、礼制建筑和陵墓等，表现国家的体制规模；“众生的居所”包括城市、民居、书院、戏台、私家园林及桥梁等，表现生活的需求。

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特色为重用木结构，其精深理论既足以完成一座宏大复杂的建筑，也可以营建简洁的民间小屋。木结构的梁柱之间，最合理且方便操作的连接关系为直角，这就掌控了几千年来中国建筑平面与空间之发展。四根柱子上端架以四根横梁，所围成的方体被称为“间”。它不但成为各式建筑的基本单元，也是度量建筑规制的单元，并以面宽几间及进深几间来规范。

工匠费了很大的功夫竖立梁柱，其最终目的是支撑一座大屋顶，以获得遮阳、挡雨、保暖与防风之效。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国建筑屋顶形式多样，依不同等级而选择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或卷棚等式样。屋顶的意义象征天盖，承受天降之恩泽，所以屋顶的装饰兼具祈福、驱煞、防火及排水等功能。梁架与屋顶之间设置斗拱，负担悬挑与稳固之功能。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一书中举出许多种屋架，称之为“草架侧样”。以数目不等的椽木来规范建筑物之深度，同一种屋顶可用不同数目的梁柱，显示空间利用与结构之间的灵活性。至元朝，为了让室内空间开敞通透，更出现移柱、减柱及悬梁吊柱之法。南方建筑的大屋顶下，可以容纳几个小屋顶处理排水与室内空间之层次，两相合宜，将木结构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单座建筑的矩形空间框架也可扩及城市规划，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及北京城，以矩形街道网构成，日本奈良及京都皆模仿之。政治权力集中的都城，多取严密网格街道，有时融入风水思想，城中心建警报楼，四边依堪舆理论辟城门，山西平遥古城即为佳例。广大的南方城市，则多因地制宜配合自然山水筑成街道系统，不为规矩所绳，南京城与苏州城为典型之例。

建筑物及城市的布局呈矩形空间，而园林设计则相反，企图追求自由放任的精神，发挥虚实相生之作用。园林与住宅、寺庙或宫殿，构成阴阳相调与刚柔相济之关系，这是中国建筑空间组织之本质。

建筑物为了加强固定梁柱节点，或为了延伸出檐深度，或为了减短梁的长度，大量运用斗拱构造。“拱”如手肘，“斗”如关节，当“斗”与“拱”交替重复叠高，即能发挥上述的功能。斗拱的技巧艰深复杂，但却广泛运用，一定有其魅力。从宋代《营造法式》所用名词来看，斗拱之发明可能借镜于树干与分枝，干粗而枝细，愈向上则愈细，且分叉增多。中国南方建筑的斗拱不若《营造法式》所规定之严格比例，它仍保存早期的自由形式，如树枝向阳生长。细观汉代石阙及陶楼斗拱，即具备这种灵活性。

此外，中国屋顶喜做重檐，除了通气采光外，也具文化上的意义，前已述及屋顶即天盖，也是帽冠。当屋脊增多时，犹如凤冠。因此，在一组建筑群中，主殿常用重檐，以示尊贵。就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多重檐也意味着承天接水之神圣功能。西洋中世纪教堂的尖塔指向天空，意味通往天堂，而中国屋顶却强调“承天”，承接天降恩泽——雨水自天而降，经过多层屋顶，终及土地，将接水过程仪式化。

再如“天圆地方”观念，也引出“前方后圆”及“前卑后尊”的空间序位，明清帝陵的平面与客家围屋相似，闽、粤及台湾的民居，尚保存屋后种植弧形树木为屏之遗风。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五层佛像，实即一座立体化的佛寺，由下而上表现前“显”后“密”之布局。

简而言之，中国建筑整体呈现中国文化敬天与顺乎自然之思想，不过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工匠之手以建筑载道而已。

神灵的殿堂：显现宗教信仰

人类震慑于自然的力量，常将无法控制的现象归诸超自然。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尊昆仑山为起源之所，穴居野处，居住在洞穴或树上，即传说中的有巢氏。另有伏羲氏发明八卦，教民驯养牲畜，进入农牧社会，乃有部落及国家之形成。殷商时期迷信鬼神，建宗庙以表达对天神、地祇及祖先的尊崇。周代更扩大之，天神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地祇的河、海、山、川、人、鬼、祖先，还包括善恶的物魅，皆纳入祭祀。秦汉时期，大家族门第阶级形成，封建社会兴起建造巨大宅第与宗庙。在佛教尚未进入中土之前，祭祀天神、地祇及祖宗之所是最主要的坛庙。

东汉时期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胡人统治者多认为佛教之信仰有助于护国，崇拜不遗余力，佛寺及石窟大获发展。同时也出现中国自创的黄老道教，它渊源于古代的方术，仿释典而创出道经，似有与佛教抗衡之势。道教为寻求不老仙药，勤于研究炼丹之术，道士有如隐士，常喜筑楼观于山中，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及湖北武当山成为道观胜地。

中国的宗教建筑，主要包括历史悠久的敬天法祖之祠庙，以及汉代始出现的佛寺与道观。历代虽有帝王特别崇信佛、道二教，且佛、道寺庙常受到皇帝之册封，但终究未形成政教合一之局面。

中国佛教建筑主要为佛寺、佛塔与石窟。据传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至洛阳官署鸿胪寺弘法，其后盛行“舍宅为寺”，佛寺格局沿用传统汉式合院布局。东晋道安译佛经，后秦时鸠摩罗什入中土译经，促使士大夫乐于近佛，兴起捐建佛寺之风。唐代佛教形成八大宗派，其中天台、华严与禅宗成为中国化佛教。宋代佛教内涵趋于平民化，佛教势力握有许多寺田，强大的经济实力引起统治者之戒心。南方禅宗寺庙吸收儒家思想，而宋明理学亦受禅学影响，南北渐显差异，禅宗与密宗寺庙遂有区别：禅宗不重视寺庙之形式，主张“顿悟”，较少有巨大的佛塔或佛像；反之，北方的佛寺主“渐悟”，往往侧重于石窟的开凿及巨佛的塑造，敦煌、云冈、龙门及麦积山等石窟可见之。

唐宋时期北方佛寺的殿阁形式多样，早期佛塔居中，后期则代之以大雄宝殿。主殿有时为楼阁式，将二层或多层殿阁作为核心，内部供奉巨大的立佛，如独乐寺观音阁；也有些大殿宽七开间以上，表现密宗精神，内部可供五尊以上大佛，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另如正定隆兴寺，延续绕佛敬拜仪式的精神，将佛座置于中央，殿内设回廊。至于三开间小型佛殿，数量最多，它也许未具气势宏伟之优点，但空间紧凑，结构简练，如南禅寺、少林寺初祖庵及延庆寺，木结构灵活，运用移柱或减柱之法，使殿内空间符合所愿。

明代烧砖技术迈进大步，使用圆券者称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为技术极为成熟之巨构。清帝室崇信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在北方建造许多汉藏混合式寺庙，如承德外八庙融合汉藏式建筑创出前所未有之新形式，乾隆帝在北京北海西畔所建的“小西天”，则更是一座以汉式亭阁诠释密宗曼荼罗之创作。

石窟寺先从西域循丝路进入中土，敦煌以彩塑取胜，而云冈及龙门以石雕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像特色为秀骨清像，至唐代神态则转为丰腴。龙门石窟奉先寺巨大的卢舍那佛身披袈裟端坐，造型线条动静相互平衡，方额广颐，双目散发慈祥光芒，史载为武则天所捐献。石窟逐渐吸收殿堂空间形制，由洞转为殿，凿成前堂后室，顶做成覆斗形，模仿庑殿顶；前室做成双坡，仿轩之空间。

佛塔是中国佛教建筑之代表，具有高度创造性。佛塔初为珍藏舍利之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塔多居于佛寺之核心，例如嵩山嵩岳寺塔。随着禅宗之兴起，佛塔地位起了变化，塔逐渐偏离佛寺中心，过渡期出现双塔制，分峙于大殿左右，如泉州开元寺为双塔，大理崇圣寺则增为三塔。佛塔中国化之后，功能趋于多元，也作为航行灯塔、料敌塔或起胜风水塔。塔初多为砖石、土及木混用，但易遭祝融之灾，北魏洛阳永宁寺为史载最高之佛塔，惜因毁于火而不存。全用木结构之塔传世极少，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为硕果仅存之巨大木塔，历经千年仍完整，极为珍贵！唐代砖石塔仍保持木构方塔之精神，如西安大雁塔为楼阁式，小雁塔为密檐式；宋代则流行八角塔；元明出现喇嘛塔，如北京妙应寺白塔、五台山大白塔；清代则出现融合汉式之喇嘛塔，如北京北海琼岛白塔，另有金刚宝座塔，如北京碧云寺塔。

道教结合了汉代以前多种神仙思想、巫术、阴阳五行学说，道教庙宇表面上模仿宫殿与佛寺，但为了体现神仙精神，喜在钟灵毓秀之地建筑庙宫，多用楼阁，以表达通天之意，登楼令人心旷神怡。所谓“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道教吸收许多道家及儒家的理论，道观企图表现与天地相容的意境，即老子《道德经》所谓“有无之相生”“长短之相形”“前后之相随”；实体之建筑物与虚无之空间是相对存在的，所以又云“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观所处环境追求自然，摆脱限制，审美非为功利，空间得到解放，令人获得体悟及想象的启迪，亦可能得自道家之赐。

太原晋祠的殿阁与园林交融，山泉曲折环绕，体现引水界气之理论。圣母殿前凿池，池上架十字桥，腾空而过，空灵之境于焉而生。湖北武当山奇峰耸立，云烟缭绕，道观林立，南岩宫及紫霄宫为典型道观。河南开封延庆观玉皇阁之建筑形式暗示八卦，亦为深具道教特色之建筑。南方继承楚文化之古老传统，民间信仰种类繁多，最后逐渐被归汇于道教范畴。崎岖多山的地理条件影响道观至为明显，因而南方闽、粤所见道观，布局大多不强求左右对称，如画之经营位置，章法自由，强调揖让或欹侧，各殿因势而立，但整体仍保持脉络相通与空间贯穿之灵动特性，福建古田临水宫、安溪清水岩，以及四川都江堰二王庙皆为佳例。

外来宗教除了佛教之外，伊斯兰教在中国有近一千四百年的发展史，清真寺建筑形式多样。自汉代通西域，随着丝路贸易往来，中土与中亚文化交流渐趋频繁。唐代之后，伊斯兰教成为仅次于佛教、道教之重要宗教，特别是西北的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者众；东南沿海的广州及泉州为宋代大商港，也拥有广大的穆斯林。广州怀圣寺仍保有高耸入云的古老宣礼塔。宣礼塔及圆顶成为伊斯兰教建筑外观最明显的特征，新疆的清真寺多采用中亚及阿拉伯建筑形式，南京、北京、西安、兰州等地皆有规模宏大的清真寺。明清时期的清真寺，巧妙地融合了中亚及中国宫殿楼阁建筑，为了得到大面积的大殿，常将数座屋顶连接在一起，加强殿内礼拜空间之纵深，如北京牛街清真寺。另外，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布局亦具创造性，它将照壁、碑亭、殿堂、楼阁与园林穿插布置，形成一组纵深很长的汉式清真寺建筑。此外，纯为中亚建筑的伊斯兰教建筑，以新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及吐鲁番苏公塔礼拜寺为代表，它们运用泥土及砖石建造巨大的圆顶，从内部仰望穹隆，有崇高神圣之感受。

帝王的国度：展现皇权规制

中国已知最早的宫室建筑为商朝的王城，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的考古挖掘，出土的遗址可见到矩形平面的宫殿；后来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亦可见宫室遗迹。春秋战国时期，盛行高台建筑，秦之离宫分布于渭水流域，著名的阿房宫遗迹经近代考古出土，为夯土高台建筑。汉代亦继承高台宫殿。至隋唐时期，宫殿采用前朝后寝布局，奠定“三朝五门”之制。为标榜皇权至上，封建时代常使用“左祖右社”，与《周礼·考工记》所载之“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规制相近。但唐以后的都城并未遵照实施，例如唐代大明宫设在长安城东北角。明成祖定都北京，乃采历代宫殿之优点，集大成以“三朝五门”之布局建设紫禁城，其中午门仍保存汉唐双阙之遗制。

以宫殿为中心，外围建造高大城郭，成为宋、元、明、清四朝之典范布局。京师的礼制建筑不可偏废，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祖庙及文武圣贤庙均由官署定时举行祭典。礼制建筑源自先秦，以汉代长安南郊的“明堂”为代表。隋唐时期曾依据考证，试图复建汉以前之明堂，但未有定论。至清代乾隆年间，乃在北京孔庙西畔建造“辟雍”，方亭建在圆形水池之中，或谓泮宫。

礼制建筑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影响，儒家注重美与善的统一，如诗可言志，文以载道，所以礼制建筑的形式与布局趋向于对称性，以求谐和之美。人在建筑空间包围之内受到礼节的规范，建筑要表现人伦教化之功，敬天地而重人伦，天地君亲师五伦以牌位供奉之。祭天神的天坛，以圆象天；祭社稷之坛为方台，以方象地。周代观察天象，有观星台之设，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建观星台尚存。天子讲学，北京国子监象征君臣之礼。曲阜孔庙、解州关帝庙皆表达出对古圣贤之敬重。

随着历代宫殿之发展，皇家苑囿初为狩猎活动之场地，范围广袤且蓄养鸟兽，常筑高台以利远眺。先秦时期盛行高台建筑，《诗经》有灵台之记载。秦代阿房宫仿天象星座，以“体天象地”方法设计上林苑。观察天象指导建筑之布局，实为中国古代重要之建筑理论。南方闽、粤建筑之排水道亦因袭之，常以走七星步来设计排水道，认为可获天人感应之效果。至清代的颐和园，则转向佛教祈福，颐和园万寿山布满佛寺，甚至连后山亦建造许多喇嘛寺。佛寺或道观与皇家园林结合，成为规划之主流。再如承德避暑山庄，在行宫附近引水汇成湖泊，模仿江南名园重现许多胜景，环绕在山庄的外围，即为著名的外八庙，意图以喇嘛佛寺庇护离宫苑囿。

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园林设计多取“一池三山”之布局，这源自神仙传说，所谓东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另外也吸收五行阴阳之说，以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作为池岛丘壑配置之依据，隋炀帝在洛阳建行宫西苑，在湖中堆石为高台三岛即遵循此法。明代改建北京城时，将元代太液池改为三海，挖池填山，紫禁城后的景山即为三海之土所堆成。三海水系与皇宫相衔接，构成完整的山水关系。三海中的琼华岛、团城与瀛台，象征三山。清初建造圆明园，引水成湖，湖中筑堤堆山，形成许多小岛。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帝之经营，聘西洋技师融入洋式建筑元素，如时称“大水法”的喷水池，其遗迹迄今仍存。圆明园可谓中国皇家园林集大成之作，继承历代设计思想精髓，并吸取世界文化，在18、19世纪曾经影响欧洲的造园艺术。

厚葬源自灵魂不灭观念，原始社会即出现“慎终追远”的思想，对先人厚葬，被认为可以庇护后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为逝去的人建造如同现实世界的宫室，陪葬宝物，使其仍可享受荣华富贵，即成为中国古代墓葬建筑设计之依据。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匹夫小民，皆崇信葬先人于风水宝地，可为后人带来福祉。河南安阳商代王墓，深入地下，四出羡道，以活人殉葬。先秦时期盛行封土，人工堆山为“方上”，以秦始皇陵为最高典范；唐代帝王转为利用自然地形，因山为陵。地下墓道多用彩画装饰。明清时期综合历代陵墓形式，在前朝后寝布局思想下，逐渐塑造出前方后圆的平面，依序排列牌坊、神道、石像生、翁仲、享殿、方城明楼及宝顶，而宝顶之下深埋地宫。地宫即地下宫殿，模仿三殿之制。为了防水永存，地宫以石券构造为主，建造门楼与券道。

明十三陵与清东陵、清西陵的设计反映了近五百年来帝陵之形制趋于成熟，地宫之秘密则因近代定陵之发掘而解开。地宫内的“前朝”摆出皇帝坐的汉白玉石雕宝座，后寝则放置帝后棺木，旁边陪葬金银珠宝。明成祖永乐帝之长陵以天寿山为屏，三面环抱，左右两山拱卫，并有蜿蜒曲水盘绕。十三陵共享石牌坊、大红门、碑亭、石像生及棂星门，共有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及许多嫔妃、皇子、宫女等长眠山峦下。长陵祾恩殿所用巨大楠木梁柱空前绝后，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之一。

清代帝陵形制因袭自明陵，清初三陵在沈阳，东陵在河北遵化市，西陵在河北易县，皆依背山面水之形势而建。乾隆帝葬在东陵。慈禧太后也在东陵，近代曾被盗，地宫遭破门而入，宝物蒙受极严重损失。乾隆裕陵地宫的石雕布满佛教题材，似乎体现一处西方极乐世界。而慈禧陵寝的隆恩殿以花梨木建造，外贴金箔，金碧辉煌，艺术价值极高。

众生的居所：体现百姓文化

住宅是人类为了生存与生活所建的庇护所，史前时期的人多利用自然地形穴居，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即为举世闻名的五十万年前之北京人居所。南方沼泽地带则用巢居，在湿地上架木为巢。西安半坡村考古发掘出土了六千多年前完整的村落，数十座方形与圆形房屋呈自由分布。其中有一座似乎作为公共空间的大房子，内部有木柱基础及火塘遗迹。村庄外面围以壕沟，显示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已经形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年代最古远的村落。

汉代的住宅未见地上建筑之遗迹，但从汉墓出土之明器及画像砖上，可窥见住宅式样极为丰富。汉代社会有官僚、贵族、地主、农民等阶级，豪门望族建造巨大的楼房，外围以高墙，角隅建造望楼，以资防御。大宅第的门面可见门楼及前后庭院，主人生活区与仆役工作区泾渭分明，庭院中设置工作坊，有磨坊及纺纱机，充分显示汉代住宅已发展至一个高峰。明器中尚可见到梁枋彩画，即文献上所谓之“文绣被墙，彩画丹漆”。

唐代社会组织严密，阶级分明，政府规定“王公以下设屋，不得施重拱藻井，庶人不得过三间四架”。长安市街分布着一百多个里坊，每个里坊有如今天的街区，但四周围以方墙，只辟几座乌头门出入，市街两旁尽是高墙。至宋代坊墙制度解体了，民屋商店沿街排列，并直接开门对外，形成热闹的市街。今天的苏州城即宋代平江府，市街仍保存宋朝格局。明清时期住宅仍有许多实物保存下来，南北方自然条件差异极大，建筑材料与平面布局各异其趣，反映各地的民情风俗，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居的主要对象。在浩瀚历史中，各地老百姓依循物竞天择原则，寻求并创造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建筑。干燥的黄土高原产生窑洞，湿热的沼泽产生干栏式住宅，崎岖不平的山地产生了吊脚楼，逐水草而居的沙漠产生了蒙古包，而乱世之中为求防御，产生了高大的土楼及碉楼。这些都表明，越是处于逆境之中，越是能够激发创造力，建造具有特色的民居。

民居是安身立命之所，中国民居虽善用高墙，但并不会框限人们的心胸。在合院天井中，可以体会天地与人并存的关系。徽州民居的天井狭小，小到有如井口，雨水及光线通过这个狭小的天井到达地面，形成一道通风口，反而易使室内感到凉爽与幽静。事实上，徽州人胸怀大志，出外求功名或经商，成就非凡。再如闽西及粤东的土楼，厚实的夯土墙，凝聚家族向心力，而远赴南洋发展的子弟亦不计其数。一座民居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伦关系，尊卑序位及亲疏空间位置分明。南方的民居中，最重要的位置供奉祖先牌位，两旁依古制“左昭右穆”，分配各房兄弟居住。

四合院早在周朝即形成，它的基本平面是以四周房屋围合成接近方形的布局。根据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加之社会发展，四合院产生了多种变化。北方四合院的中庭宽敞，并以抄手游廊衔接；东北的中庭更宽阔，四周房屋不相接；长江流域的四合院天井狭小，并喜筑楼。山西的四合院天井呈纵长形，冬日可接受较多阳光；南方四合院天井呈横宽形状，可减少日晒面。云南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照壁来反照光线，并围塑出更多的天井，供家人作息之用。古诗所谓“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乡村民居前院木门之景象，跃然纸上。

构成汉族民居的基本单位为所谓“一明二暗”的三开间房屋。中间门窗较大，可引入较多光线，作为公共空间；两侧窗小，光线较暗，作为卧室。这种制度所影响的地区，包括黄河、长江及珠江流域，甚至陕北的窑洞也出现相似的一明二暗做法。而少数民族的民居则又是另一番面貌，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他们的住宅多设回廊，并有神圣庄严的祈祷房间。

民间私家园林之初现，可能是在豪门望族形成时期的汉代。出土的汉代陶楼中出现庄园，一座豪宅之内划分出住宅与庭园区，功能分明。南北朝时期尚清谈，避世之风兴起，寄情山水成为士大夫追求情趣的生活态度，私家园林大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庐山建草堂，有瀑布，水悬三尺，所谓“引泉悬瀑”。宋室南迁，江南成为富商巨贾云集之地，苏州沧浪亭仍保存至今。而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明代江南私家园林达到一个高峰，计成《园冶》一书标志着当时造园设计之水平。私家园林处在闹市之中，面积受到限制，如何以小见大，就得匠心独运，创造咫尺山林的境界。我们论及苏州古园林，赞美其空间之变化，实即建立在起承转合技巧运用之上，因而有人认为造园如作诗文。苏州拙政园始建于明代，经清代数度修缮，如今被视为江南私家园林之代表作。

无论是绿野平畴或崇山峻岭，芸芸众生往来奔波，桥梁为重要的公共工程，铺路造桥也是人们乐于歌颂的功德。中国古代桥梁以石、木及索为材料，隋朝名匠李春所建造的安济桥（即赵州桥），使用敞肩式石拱构造，在一个大拱上架以四小拱，既减轻荷重，又利于水流通过，为深谙力学又兼顾美学之巨作。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之大虹桥，为一种木梁构造。横跨江南运河之石拱桥，高度为一个半圆，以利船舶通行，远望时与水中倒影合为完整圆形，亦属神来之笔。南方崇山峻岭，地形错综复杂，出现了不少廊桥，即以石为墩，以木为梁，其上再盖以屋顶，犹如一座廊屋。屋顶可保护木梁，延长桥的寿命，也创造出可驻足停留之公共空间，福建武夷山区的云龙桥即属廊桥之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