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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经世文编》，又名《皇明经世编》，明末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主编。列名参加选辑者有二十四人，列名参阅者一百四十二人，主要为松江的学者。始编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同年十一月书成。明末由云间平露堂梓行。清代列为禁书。故现存主要版本为明末刻本。中华书局于1962年据平露堂本影印，并略加校订，补编内容分类及人名索引，改称《明经世文编》，为目前最完整的版本。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又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松江）人。善属文，诗、赋、古文、骈体均精，尤擅制艺（八股），号为江南名士，参加复社，并发起组织几社。崇祯三年（1630）举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选绍兴府推官，后授兵科给事中，未及上任，清军已占北京。旋加入南明政权。清军南下，参与组织太湖民众反清武装，兵败被俘，投水自尽。著有《诗问略》、《白云草庐居》、《湘真阁》等。《明史》卷二七七有传。
徐孚远（1599—1665），字暗公。松江华亭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为几社创办人之一。明亡后参加郑成功领导的反清武装，来往闽台间，后卒于台湾。主编《几社会义》。
宋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崇祯十六年（1642）年进士。明亡后降清。
陈子龙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古者有记事之史、有记言之史”，而明代缺乏记言之史，其原因在于“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上无实学”。朝廷上下对此不加重视，士大夫则热衷于无关世道的“求禄”时文。为矫此弊，故编辑明朝“经世”之作，为以后统治者提供指导性意见。
《皇明经世文编》全书共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共选编明代官员、学者四百三十多人、近三千篇议论时政的文章。全书体例按各人文集编排，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序。因此检索较难。这些政论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大致有时政、礼仪、宗庙、职官、国史、兵饷、军政、边防、边情、边墙、军务、海防、火器、贡市、贡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课、役法、科举、学宫、弹劾、谏诤等。
本书宋徵璧撰“凡例”，说明本书选编的几个出发点。首先是“明治乱”，系统总结明朝二百七十年的政治经验教训，“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攸关”。尽可能编辑明代官员、学者有关“治道人心”的论文，以探索长治久安的途径。无论作者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废”。因此收录如明代大“奸臣”严嵩的论文。又如熊廷弼在崇祯时被视为罪臣，但本书仍收其有关边防的一些议论。其次是“存异同”，对于某些政治、礼仪、法律、财政等有争议的问题，将双方主要文章均予收录，“得失虽殊，各有可采，不妨两存，以俟拣择”，为后人提供各种意见及经验教训。再次是“详军事”，本书编辑时明王朝已风雨飘摇，疲于用兵，故着重总结明代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选编大量有关军事、边防、治安的论文，约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
本书编入的许多议论时政文章，在作者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如明太祖洪武间叶伯巨所上《万言书》，批评明太祖施政“事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并详细分析了分封制的利弊及用刑求治的方法。虽然作者因而罹祸，但其分析不幸而言中。又如明嘉靖间杨继盛所上《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弹劾权臣严嵩十项大罪，曾轰动一时。嘉靖末年海瑞所上《治安疏》，指责皇帝不理朝政，迷信道术，薄于父子、君臣、夫妇之义，“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并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启间杨涟所上《纠参逆珰疏》，以二十四项大罪弹劾当时权倾天下的太监魏忠贤。本书编入这些著名奏疏，对于激扬正气，提倡名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实行高度君主专制制度，明朝学者对此虽不敢正面评论，但本书所收论文不乏触及这一问题的。如刘健《论票拟疏》（卷五二）指出由于君臣不见面，“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阁臣草拟的文书、皇帝所批意旨，都要通过太监、管文书官往来，“经历太多、耳目太广”，无法保密。又如高拱《论辅臣面对》（卷三〇二），具体分析君臣不得面对是由“内官不乐”和“臣不敢苦请面对”所致。前者指太监揽权，后者指大臣惟恐面对时出差错。“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
本书所收法律方面论文不多，但其中有些有一定影响。如卷六四所收马文升《为申明律意以弭盗贼事疏》，指出犯罪在十恶之外最重者，是强盗。由于明英宗天顺间确立秋审制度，所有死刑罪犯应经秋审后方可行刑，马文升认为重罪如十恶强盗应决不待时，仅一般死罪可以监候秋审。此疏对日后死罪分为“立决”、“监候”两大类有直接影响。又如卷一八六所收霍韬《天戒疏》，指出明律原定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故禁平民至死绞，故勘平民致死斩；而后世文臣托钦定事例“改从杂犯而许之赎”，造成“赃官以法轻易犯”，“酷吏无忌”。要求立法从重处罚赃官。
《皇明经世文编》突出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力图扭转明代文人学士崇尚空谈，追逐名利的腐败学风，对于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具有很大影响。虽在清代列为禁书，但其编辑指导思想和体例，对清代编纂本类书籍有直接启示作用。本书收录的名家政论，对于清代政治、财政、军事、法律等方面仍有一定影响。本书保留大量珍贵史料，有关清朝入关前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明代与海外各国外交往来，明代各级政治操作等方面的资料，尤有重要价值。
（郭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