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呻吟语》,六卷。明吕坤著。成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前。《明史·艺文志》著录为四卷。以后又有经吕坤本人删削的《呻吟语摘》二卷本行世。今六卷本有明万历中刊、清同治光绪间修补印本;四卷本有《吉林探源书舫丛书初编》本;《呻吟语摘》有《四库全书》本。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轩、王秀梅编校的《吕坤全集》。今人有多种注译本,如王国轩、王秀梅的《呻吟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吴承学的《呻吟语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心吾,晚号抱独居士、了醒亭居士。开封府宁陵(今河南宁陵县)人。万历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陕西左、右布政使,左、右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后辞官,归乡著书二十余年。在宇宙观上主张气一元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呻吟语·天地》)。反对把道和器、理和气分开,认为“道无形,以万有为形”(《去伪斋集·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理者,气之自然者也”,“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件”(《呻吟语·谈道》)。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人当法天”,“人定真足胜天”(《呻吟语·应物》)。反对生而知之和良知良能,认为“能行方算得知”(《呻吟语·谈道》)。为学强调以自得为宗,提出“我只是我”(《呻吟语·问学》),强调“各人走各人的路”(《呻吟语·品藻》)。对宋明理学持批评的态度。著作另有《去伪斋集》、《反挽歌》、《实政录》、《四礼疑》等十数种。事迹见自撰墓志铭、《明史·吕坤传》、《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等。
《呻吟语》是反映吕坤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据吕坤自序云,其撰此书断断续续近三十年,后因其朋友司农大夫刘景泽所请,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行。吕坤撰著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想。他借用生病疾痛时发出呻吟,来表达他的撰著目的,说:“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惟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时呻吟,辄志所苦以自惕曰:慎疾,无复病。已而弗慎,又复病,辄又志之。盖世病备经,不可胜志;一病数经,竟不能惩。语曰:‘三折肱成良医’,予乃九折臂矣。沉痼年年,呻吟犹昨。嗟!嗟!多病无完身,久病无完气。予奄奄视息,而人也哉?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呻吟语序》)
《呻吟语》全书六卷,一至三卷为内篇,四至六卷为外篇。其中每卷内又另有标题:卷一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卷二有《修身》、《问学》;卷三有《应务》、《养生》;卷四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卷五有《治道》、《人情》;卷六有《物理》、《广喻》、《词章》。
概括《呻吟语》的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以自得为宗的学术精神。吕坤公开声明自己的学术立场,说:“人问:君是道学否?曰:我不是道学。是仙学否?曰:我不是仙学。是释学否?曰:我不是释学。是老庄、申韩学否?曰: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毕竟是谁家门户?曰:我只是我!”(卷一《谈道》)他反对为学“蹑着人家脚跟走”(卷二《问学》),甚至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的路”(卷四《品藻》)。从这种独立的治学精神出发,使吕坤具有了批评百家、冲决三教的气概。他认为汉儒议论驳杂,宋儒穿凿附会,先圣之言杂于百家而良莠难分,“汉唐而下议论驳杂而至理杂;吾师宋儒,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凿附会之谈,失平正通达之旨;吾师先圣之言,先圣之言煨于秦火,杂于百家,莠苗朱紫,使后学尊信之而不敢异同”(卷一《谈道》)。他对儒家经典《仪礼》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仪礼》不知是何人制作,有近于迂阔者,有近于迫隘者,有近于矫拂者,大率是个严苛繁细之圣人所为,胸中又带个惩创拂心而一切之,后世以为周公也,遂相沿而守之,毕竟不便于人情者,成了个万世虚车。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而天下皆逃于阔大简直之中;严峻者激人畔心,而天下皆逃于逍遥放恣之地;甚之者乃所驱之也,此不可一二指”(卷三《应物》)。此外,他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释道诸子的批评,在《呻吟语》中也随处可见。
二、“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吕坤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卷四《天地》)“形生于气。气化没有底,天地定然没有;天地没有底,百物定然没有。”(同上)“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载。故有无形之气,无无气之形。”(卷一《谈道》)“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卷一《性命》)从“气”一元论观点出发,吕坤探讨了道与器、理于气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是统一的,而不是分开的,他说:“宇宙内主张万物底只是一块气,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卷一《谈道》)“形而上与形而下,不是两般道理。”(同上)“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道与理,视之无迹,扪之无物;必分道器、理气为两项,殊为未精。”(同上)在探讨天人关系问题上,吕坤则发挥了“人定胜天”的传统理想,提出“人事就是天命”(同上),认为“人定真足胜天”(卷三《应物》),“圣人学问,只是人定胜天”(卷四《圣贤》)。
三、重行的认识路线。在知行问题上,吕坤强调的是重行,“知也者,知所行;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两个。世俗知行不分,直与千古圣人驳难,以为行即是知。余以为能行方算知,徒知难算行。”(卷一《谈道》)从这个观点出发,吕坤十分强调实干实做,反对虚浮空疏,这在他的一生行事上得到充分体现。
四、重民的社会思想。吕坤很重视民的作用,他指出:“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没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卷五《治道》)认为民之闻见高于君主,“愈上则愈聋瞽,其壅蔽者众也。愈下则聪明,其见闻者真也”(同上)。他指出:“圣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后世乃以天下之命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将以何为也。”(同上)认为天地间应以“得道者贵”,而不能以地位论之,“匹夫匹妇未可轻,而下士寒儒自视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论势分,虽抱关之吏亦有所下以伸其尊;论性分,则尧舜与途人可揖让于一堂。论心谈道,孰贵孰贱?孰尊孰卑?故天地间惟道贵,天地间惟得道者贵”(卷四《品藻》)。
《呻吟语》一书,以它那强烈的批判精神,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关于《呻吟语》一书的研究整理,主要表现在历代学者对它的选摘,这方面著作有明叶適秀辑评的一卷本(载《叶润山辑著全书》)、清陆陇其《呻吟语质疑》一卷(载《陆子全书》)、清阮承信选《呻吟语选》(载《文选楼丛书》)、清阎敬铭辑《呻吟语选节录》(载《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民国周学熙节录《呻吟语》一卷(载《周民师古堂所编书·古训粹编》)等。
(徐洪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