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

《王氏家藏集》，六十五卷。明王廷相著。初由作者于嘉靖十五年编定，为诗文集，四十一卷。后经人陆续增补，约于嘉靖末年编成，故此书各版本卷数多少不等。通行本有：明嘉靖十五年（1536）原刻本、清顺治十二年（1655）杨氏补刻本、1997年齐鲁书社版排印本等。而文集中单部著作甚多单行本，有些并被重复收入作者另一种著作《浚川所著书》中刊行。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东）人，祖籍山西潞州。幼年“聪慧奇敏”，十三岁补邑庠生，以古文诗赋名。二十二岁举于乡。弘治十五年登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授兵科给事中至成为兵部侍郎的二十五年间，长期在地方任职，曾任判官、县丞、知县、同知、学政、按察使、布政司布政、监察御史和副都御史巡抚川陕。因为人刚正，执政严明，不阿权贵，体恤人民，而得罪宦官，曾两度受诬陷下狱遭贬。后升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晋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曾“三督学政”，担任北畿学政，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使，振扬文教，考校学生，端正学术，使“士风丕变”。在四川时，与关陕督学联手进行学区间协作，共同制定、推行教育条约，后世遵为成轨。从政的同时，“素有作人之志”，未曾中断过开门授徒。所到之处，必访人才，亲授以成就之，“一时大江南北人士皆翕然丕应”（张卤《少保王肃敏公传》）。以致去世时，“士林闻之，无问识与不识，咸出涕”（高拱《浚川王公行状》）。一生好读书，以卫守“仲尼之道”为己任，对孟子以下历代诸儒皆有批评。于自然科学与音律学深有研究，著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律吕论》等著作。也是博物学家，通农学，曾为《齐民要术》作序。还是著名文学家，与李梦阳等同列明“前七子”。著作还编有《王浚川所著书》四十二卷。生平见高拱《浚川王公行状》、张卤《少保王肃敏公传》，《明史》卷一九四亦有传。

《王氏家藏集》于王廷相晚年编成，意在“藏于家而传于世”。初收入十部诗文和杂著主要篇什，后陆续收入《慎言》、《雅述》、《内台集》、《丧礼备纂》等哲学与思想代表作。《慎言》之作，其序云：仲尼之道微绝，非因异端，而在儒门自身。感于此，“仰观俯察，验幽核明”，三十余年，积言成帙，“其于仲尼之道，则卫守之严，而不敢以异论杂之”。时人有评曰：“义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余’乎！”遂以名篇。以为知我罪我，其唯是书。《雅述》之著，亦在斥老佛异端，而求复《六经》中正淳雅之道，每置一论，积久成卷，“述其中正经常足以治世者云尔”。全书篇目：卷一至二十：诗赋；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序；卷二十四：记、赞、铭：卷二十五：述、对、论；卷二十六：事、议；卷二十七至二十九：书；卷三十：策问；卷三十一、三十二：墓志、碑铭、祭文；卷三十三：辩；卷三十四：考、解；卷三十五、三十六：礼论；卷三十七：答论；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卷三十九：论；卷四十：律吕论；卷四十一：答天问；《慎言》十三卷；《雅述》上、下两卷；《内台集》七卷；《丧礼备纂》两卷。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慎言》、《雅述》及《与彭宪长论学书》、《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辩》、《石龙书院学辩》、《性辩》等篇。书中阐述了以下教育观点。

批评宋代理学家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这是“宋儒之大惑”，是释氏“四大之外，别有真性”的翻版（《横渠理气辩》）。事实是“言性不得离气”，“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答薛君采论性书》）。进而指出：人性首先是指人的感知、思维功能。“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知觉运动”就成为人的“学道之本”（《横渠理气辩》）。人性还是指人的社会性：“太虚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礼义者，性之善也，治教之中也。”（《慎言·道体》）伦常关系只是在有了人类社会之后，才反映入人性；而遵循礼义，更是通过教育才转化为人性的一部分。人由此远别于万物。接着提出：“凡人之性成于习。”认为：“东极之民侥，南极之民谲，西极之民戾，北极之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于四极也，习于圣人之教然也。蛮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圣人之教可达，孰谓异吾民哉？”（《慎言·小宗》）凡人类，本性不异，是环境影响了人，而教育又可以将受环境影响的人重加改造。最后，一方面勉励人们应珍惜天赋予人的“神明之性”，要“学以充之”，决不可“自弃”；另一方面又告诫道：“夫人之生也，使无圣人修道之教、君子变质之学，而惟循其性焉，则礼乐之节无闻，伦义之宜罔知，虽禀上智之资亦寡陋而无能矣，况其下者乎？”（同上）人的完善有可能也有必要，人的完善又不是自然实现的，所以说：“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无教则不能成。”（《雅述》上）

以“道”为标准，以实用为目的，提出了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认为：“圣人道德之宗正，仁义礼乐之宰摄，世固不获见之矣。其次，莫如得亚圣者，契道之真，以命合于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贤，严于守道，不惑于异端九流以乱道真焉。下此，随波徇俗，私智害正者，纯疵交葛，吾不知其禅于道也。”（《慎言·作圣》）不认为圣人与天生有何关系，尽管难求，却坚持应作为人们的人格追求，强调“圣可学为”。指出：“圣人之道，贯彻上下，自洒扫应对，以至均平天下，其事理一也……”（同上）就此意义说，“有始终之序，无圣贤之分”（《答孟望之论〈慎言〉》）。鼓励人向善。另一方面，主张教育以实用人才为目标，“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雅述》下）。反对以“文艺”标准取用“文人”，认为未来的人才应是能“当天下国家之任”者，尤其是当“非常变故之来”，也能“不误人家国之事”（同上）。对理学家的精神面貌深加针砭。

针对心学“致良知”之说，在知识和认识问题上强调“思与闻见之会”和“接习”。关于知识的本原，指出：“使无外感，何有于动？故动者缘外而起者也。”（《雅述》上）人有能“动”的认识能力，又有外物刺激，遂产生认识过程。知识获得始于闻见，“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同上），但光凭闻见又不足以获取知识，因为“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这是由于“见闻梏其识多矣。其大有三：怪诞，梏中正之识；牵合傅会，梏至诚之识；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三识梏而圣人之道离矣”（《慎言·见闻》）。所以须在闻见基础上发挥思的作用，“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理”（同上），认为：“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雅述》上）同时指出：人还存在另一个求知途径：“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慎言·小宗》）“学博而后可约，事历而后知要……故圣人教人，讲学、习行并举，积久而要其成焉。”（《慎言·见闻》）所谓“履事”、“历事”、“力行”，一是指通过观察、实验去求知，如观察自然。二是指“接习于人间”的“实历”，如在操舟中学操舟。这样，“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与薛君采二首》之二）。针对有人责难人不可能事事亲历，王氏指出：“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石龙书院学辩》）因此可以“挈小而施之大”，求其难以亲历的知识，乃至知事物之未来。最后，强调“道无终穷”，事物在发展，知识无穷尽，应善于正确对待传统。只要“得乎道真”，“虽纬说稗官亦可从信”。反之，哪怕是程朱亦可以批评（《太极辩》）。

批评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的“专尚弥文，罔崇实学；求之伦理，昧于躬行；稽诸圣谟，疏于体验”的现象，提出学习要求。学习目的，主张“修身兼济物”。修身对己而言，即学以改变气质；济物对世而言，即学求适用。以改变“学与事恒二之”的不良风气。勉励学生读书期以治事为本，为有用之学。学习内容，首先主张学习六经，又重在解其“义理”。出于崇实目的，还注重自然知识的学习。自称“愚尝验经星河汉位次景象”（《答何柏斋〈造化论〉》），并将自己的学习、观测所得示诸门人（《华阳稿序》）。其著作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生理、心理等众多方面。学习方法，主张博与约结合、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君子学以聚之，博极其实也；问以辩之，求约于中也。”（《雅述》上）“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讲未必吻合，而习之纯熟者妙。是故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尤贵达于事。”（《慎言·潜心》）由此批评人们在学习中常犯的错误：“成心”——牵强附会；“私心”——固执己见；“务高远”——虚浮不实；“务执古”——迂执教条；“为虚静”——枯坐空寂；“为泛讲”——夸夸其谈。以追求“可以宰世，可以议道，可以训远”的学习境界（《慎言·见闻》）。

为救宋代理学家“主于静”的修养论所造成的弊端，提出“动静交相养”的修养论。宋儒的修养“枯寂无觉”，是“有养无施”，使人神志恍惚，不仅失去了修养目的，还“流于禅氏而不自知”。“圣人之学，有养，有为，合动静而一之……夫动静交养，厥道乃成。主于静则道涉一偏，有阴无阳，有养无施，何人极之能立？”（《雅述》上）强调修养应坚持内外结合、养为结合和养求实用的原则。

王廷相教育思想的重“实”特征，使之成为明清之际启蒙教育思潮的思想先导，也给空疏成风的明代教育界注入了新鲜空气。

有关研究著作有侯外庐等选编《王廷相哲学选集》（科学出版社版及中华书局修订增补本）；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整理编排本《王廷相集》，收入《王氏家藏集》和作者其他论著，并附录葛荣晋所辑王氏佚文、所撰《王廷相著作考》、《王廷相传记资料选辑》等，是目前最全的本子。

（杜成宪） cGWn2odd3t3NiT1zyc71CMkTS2iinCJ4fFuyQmwXTH25Za4xbCfervwpI+Ydz0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