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王守仁

《传习录》，三卷。明王守仁著，门人徐爱、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收入《阳明全书》。另有单行本行世，但卷次编排颇不相同：日本正德二年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冈田群玉堂刻本作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学海类编》本作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国学保存会《国粹丛书》本作五卷。今人注本有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邓艾民《传习录注疏》等。

作者生平事迹见“阳明全书”条。

《传习录》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正文三卷，附录一卷。其中卷上、卷下均为王守仁答弟子问的语录，卷中为王守仁答人书五则另加《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和《教约》；附录为《朱子晚年定论》，取朱熹答人书三十三则以证己说。在序文中，王说：“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这里主要介绍《传习录》的正文。它所表达的王守仁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心即理”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命题首先是陆九渊提出的，王守仁发展了这个命题，并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及宇宙观。王守仁所说的“心”是一种精神实体，有时亦称之为“良知”，他认为“心”是主宰人身、化生万物进而也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的东西。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王守仁就引申出“心即理”和“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结论，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所谓汝心，即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但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二、“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王守仁批评了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的“知先行后”论，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论。他认为朱熹之所以分知行为二是因为他“析心与理而为二”，“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而“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在理论上失却了“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此不是小病痛！”他的“知行合一”论也就是针对这一流弊的，“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他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有关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传习录》中还有不少，兹不详举。

三、“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良知”说是王守仁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那里继承发展来的。在王守仁那里，“良知”与“心”、与“天理”是相通的，所以“良知”也是“心”的本体和天地万物的本体。他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此同时，“良知”又是一种道德修养论，与宋儒的“天理”是同一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推而广之，“良知”就是孝悌忠信，是非善恶的道德规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王守仁“良知”学说的真正归宿在于封建的道德修养，即所谓的“致良知”，在这点上它与“存天理，去人欲”是一致的。他说：“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良知”不分圣愚，人人同有，“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因此，“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也”。由于“良知”是“当下具足，不须假借”，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人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于是，在他眼里就是“见满街人都是圣人”也成为不足为异的“常事”。

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尤其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传习录》则是研究王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徐洪兴） cGWn2odd3t3NiT1zyc71CMkTS2iinCJ4fFuyQmwXTH25Za4xbCfervwpI+Ydz0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