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全书

王守仁

《阳明全书》，又名《王文成公全书》、《王文成全书》、《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先生全集》等，三十八卷。明王守仁著，弟子徐爱、钱德洪、邹守益等编集。各本的卷数不同，另有二十八卷本、二十二卷本、十六卷本，以三十八卷本为最全。通行本有：明隆庆六年（1572）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1929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36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世界书局《国学基本丛书》本、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本（2011年出版增补本）等。201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出版了经增补的新编《王阳明全集》。王氏佚文可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弘治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后起任吏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初潜心于程朱理学和佛学，终不得其要，转陆九渊学说，“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认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书渚阳卷》）。创“致良知”说，即“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在认识论上，提出“知行并进”，“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人性论上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而复得“良知”，“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传习录》上）。其学说被后人称为“王学”或“阳明学”，成为宋明理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学派。王学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派别，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造成极大影响，并流传到东亚诸国。著作编为《阳明全书》。事迹见钱德洪、王应昌、李贽、施邦曜等人各撰的《年谱》，黄绾《阳明先生行状》，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明史》卷一九五，《明儒学案》卷十等。

《阳明全书》是王守仁生平著述的汇编。全书三十八卷中，卷一至卷三是《传习录》，即王守仁教学时学生记下的语录和答复他人的信札（末附《朱子晚年定论》）；卷四至卷八是《文录》，是他的一部分《书》、《序》、《记》、《杂著》等；卷九至卷十八是《别录》，收入了王守仁的《奏疏》、《公移》等内容；卷十九至卷二十五是《外集》，收录王守仁所作的《诗》，以及另一部分《书》、《序》、《记》、《说》、《杂著》和《墓志铭》、《墓表》、《墓碑》、《赞》、《箴》、《祭文》等；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是《文录续编》，收录《文录》未收的一些《杂著》、《书》、《序》、《公移》等；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八是《附录》，包括《年谱》三卷、《年谱附录》二卷、《世德纪》一卷、《世德纪附录》一卷（《世德纪》是王守仁的朋友和门人们撰记的王氏祖上的事略、王氏本人一生的行事、一些祭文等，也收入其他一些资料）。王守仁的著作，除亡佚了一些之外（如《五经臆说》），大都收入这部《全书》之中。因王守仁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传习录》有专条介绍，兹着重介绍《全书》中所反映的他的另外一些思想。

一、“格物致知”说。这主要集中在卷二十六的《大学问》之中，在《传习录》中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大学问》的重要性，据王氏弟子钱德洪在附记中称，为“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本不立文字，仅“口口相传”，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将起徵思田，应门人之请，由钱德洪记录下来。在《大学问》中，王守仁把“格物”之“格”解释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也，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把“物”解释为“意所在之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把“致知”解释为“致良知”，“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扩充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这里的“后儒”指的是朱熹，他还批评朱熹把“明德”和“亲民”分为本末两事，“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综括王守仁在《大学问》中对儒学“三纲八目”（实际主要是前四目格、致、诚、正）的阐发，他从“万物皆吾一体”的心学观点出发，把“明德”、“亲民”说成一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正心”、“诚意”是所用之“工夫”，“正心”在“诚意”，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而“格物”、“致知”又是“诚意”的“工夫”，“今欲别善恶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致知”又必须“格物”，“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

王守仁的“格物致知”说实际与他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在他的《传习录》中有所论述，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卷中《答顾东桥书》）“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卷中《与陆原静书》）关于王氏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详参本书“传习录”条。

二、“经学即心学”说。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卷七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一文中。王守仁认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他把“六经”比作记在“吾心”中的财产账簿，批评后世儒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艺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

三、“礼即心”说。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卷七的《博约说》一文中，王守仁认为：“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后之说，后儒支缪之见也。夫礼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是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是故君子之学也，于酬酢变化、语默动静之间，而求尽其条理节目焉，非他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于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间，而求尽其条理节目焉，非他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尽其条理节目焉者，博文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者，约礼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此外，在《阳明全书》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思想，如后来导致王门后学分裂，并成为学术史上一桩“公案”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一钱德洪与王畿争辩，王守仁调停的事情，记载于《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卷三和《传习录》卷下中；还有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等。

（徐洪兴） ydZ02mpHvqcKs81KX6+un5WTmE1ejjyEe9g8N9d72CYs7BXeOyuachG7ExpbYf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