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轨

〔唐〕武则天

《臣轨》，一名《臣范》，二卷。唐武则天撰。一说由其近幸之臣奉敕撰。成于唐高宗晚年，或云成于垂拱元年（685）、长寿二年（693）。与唐太宗李世民所著《帝范》相对，并行于世。南宋时已散失，《宋史·艺文志》未见著录，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均未收入。清阮公达始得日本活字本编入《四库未收书目》中。主要版本有：一、日本林衡辑《佚存丛书》本，有日本宽文年间（约当清嘉庆间）刊本、光绪木活字本、上海涵芬楼影日本本；二、清咸丰间伍氏《粤雅堂丛书》据日本传本刻本；三、罗振玉据日本宽文本校以日本弘安十年即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古写卷子本民国十三年东方学会铅印本；四、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后，武周皇帝，690—705年在位。十四岁时选入宫中为才人，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时复召为昭仪，永徽六年（655）立为后，参预政事，后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临朝称制。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位时政局尚稳，经济有所发展。为显示气象更新，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政府机构与百官均改名易称，并屡更年号。为巩固统治，贬斥李氏旧臣，任用酷吏，屡兴大狱，严厉镇压反对派，常祸及无辜；对效忠者则委以重任，并放手招官，鼓励官民自荐。提倡佛教，压制儒学，鄙视纲常名教，轻贱六艺经传，以国子祭酒授诸王驸马，学校《诗》、《书》、礼、乐之授，几同虚设。考试倡文辞，文士受重用，经生受冷落，然始行殿试之制，首开武举，常有新创。晚年豪奢专断，颇多弊政。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尊为则天大圣皇帝，是年冬死。一生写有颇多诗文诏令，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已佚。《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诗》等书辑有其诗文。《旧唐书》卷六、《新唐书》卷七六有传。

《臣轨》仿《帝范》之意，为诫臣论政之作。其序云：“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训；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故游心策府，用写虚襟，特著此书。“想周朝之十乱，爰著十章；思殷室之两臣，分为两卷，所以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以求君臣唱和相依，同功共体。书中有注，或为唐贾行作。

本书之首有《序》。亟言君臣同体，休戚是均。强调“眇鉴前修，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认为君臣之道是父子之义的延伸，奉国奉家之理唯一，事君事父之途无二，“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并告诫：“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俱泰，察微之士，所宜三思！”最后表示：以此所撰，普赐下僚。“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轻；巽语为珍，苍璧喻而非宝。是知赠人以财者，唯申即目之欢；赠人以言者，能致终身之福。……自然荣随岁积，庆与时新。”

正文分为上下卷，各五章。

一、《同体》。以四肢之于首、耳目之于心，喻臣与君之关系。首先宣扬君臣同体：“相须而后成体，相得而后成用。……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既而强调君臣间的主从关系：“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亦如手之系身。”最后说明君臣各有分职：“君位尊高，九重奥绝，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能，则天下自化。故冕旒垂拱，无为于上者，人君之任也；忧国恤人，竭力于下者，人臣之职也。”上下协心，以理国事。

二、《至忠》。认为“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要求臣下事君，“尽心焉，尽力焉，称材居位，称能受禄。不面誉以求亲，不愉悦以苟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甚至“竭力尽劳，而不望其报，程功积事，而不求其赏”。又指出，忠君尤其须表现为爱民：“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最后要求，在忠、孝两者之间，应首择忠。“欲尊其亲，必先尊于君，欲安其家，必先安于国。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后其亲，先其国而后其家。何则？君者，亲之本也，亲非君而不存；国者，家之基也，家非国而不立。”

三、《守道》。引《老子》、《庄子》、《管子》、《文子》、《淮南子》、《说苑》诸书论“道”言论，强调以道治身，持道治国。其所谓道，有自然之道、人伦之道、立身处世之道、治国用兵之道等多种含义。引《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引《庄子》曰：“夫体道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一心定而万物得。”引《文子》曰：“夫道者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理人，故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亲。”

四、《公正》。由天地、日月、四时无私，推论出人臣应以公心行事。何谓公正？“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能否做到公，是选择臣下的重要标准：“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要求人臣在朝，一切以公为转移：“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认为秉公是执政之圭臬：“理人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唯公心可以奉国，唯公心可以理家。公道行，则神明不劳而邪自息；私道行，则刑罚繁而邪不禁。”如何做到公？在“先正其心”。

五、《匡谏》。提倡臣下进谏于君，“夫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认为人臣之所以应謇为难，而力谏其君，并非为自身，而是为“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也”。能否匡谏君主之过失，是衡量是否忠臣的标准。并广征历史上臣下谏君主的事例，设问：“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忠乎？”说明“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兴，贵在谏子”的道理。

六、《诚信》。从“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的认识出发，提倡君臣、君民“上下通诚”。认为“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故上下通诚，则暗相信而不疑；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并以天地、四时信行不讹的事例，要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须以信相交，诚信乃仁智之本。如能做到诚信，“臣以信忠其君，则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则父子之情益隆”。

七、《慎密》。认为：“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要求臣下言语谨慎，谋虑周密，“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又以慎言为要，“夫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因此，口舌之间，荣辱自来。强调：朝省政事，即使亲如兄弟妻子，亦无与言。慎言之要，又在“慎其独”，“在独犹慎，况于事君乎！况于处众乎！”“故大慎者闭心，次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慎言而至慎独，就能“终身无过，享其荣禄”。

八、《廉洁》。历举先秦鲁相季文子妾不衣帛、公休仪拒受赠鱼、晋韩宣子贵而能守清廉的事例，说明：“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要求臣下为官，奉法以利人，切勿枉法以侵人；管理、领导下级做到公平，面对钱财做到清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并劝诫臣下：不为非其事，不求非其有，即能“远害而名彰”；“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从精神境界与切身利益两方面予以提醒、引导。

九、《良将》。专论为将之道。先述君、将、兵的相依关系：“夫将者，君之所恃也；兵者，将之所恃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于将；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次述爱兵之道：“务逸乐之，务丰厚之。不役力以为己，不贪财以殉私。内守廉平，外存忧恤。”并举窦婴散金、吴起吮脓的事例，要求倾心爱兵。又述将须以身作则：“暑不张盖，寒不被裘；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当其奋战，必立矢石之间。”与士兵齐劳逸，共安危，情同父子、兄弟。“以爱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再述用兵之道。要求熟习《孙子兵法》、吴起等用兵典范，善于避实就虚、因敌制胜，涉及领兵、布阵、攻守、地形、粮饷诸方面军事问题。

十、《利人》。指出爱民是天道，君主遵天意以理民，又以臣下佐之。“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爱，焉可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认为，国恃人民，而人民以衣食为本；人民衣食无保，就难以劝教。作为忠臣，“先利于人”。主张劝农功，禁工贾，省徭轻赋，不夺农时，足民衣食。在此基础上实现国足、君足。“家给人足，则国自定焉。”

本书之末有《论》。再次强调君臣一体。

《臣轨》宣扬：“君臣之道，上下相资，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然主旨则是：“知家与国而不异，君与亲而一归，显己扬名，惟忠惟孝。”（《论》）字里行间，或劝勉，或告诫，或引诱，或威逼，其意或隐或现。武则天菲薄儒学，鄙视儒生，《臣轨》也杂取道、法、兵诸家思想，而其主要思想倾向则是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倡导忠孝、正身、贞谏、诚信、慎密、清廉、惠民等规范，表现出对儒家学说取舍褒贬实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其中所阐述为官、为人之道，确也颇多可取之处。

有关《臣轨》的研究有胡戟《武则天本传》，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郁贤皓、方义兵《女皇武则天》，雷家骥《武则天传》等。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现存的武氏文字。

（杜成宪） tDlZdryjdx4J6IvXiW945CVN2GnnysCNwZRPAvdn49OguHL+epvs/BownYTeCx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