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

〔唐〕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三十卷。唐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原名《律疏》，后人以其所疏为唐律，文中又冠以“议曰”二字，故名之曰《唐律疏议》。其版本分为三系：一是滂喜斋本系，《四部丛刊》本为通行；二为元至正本系，以《岱南阁丛书》顾广圻校本、沈家本重校江苏书局本为佳；三为日本文化本系，《国学基本丛书》本等属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有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

唐律撰定之后，为了统一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的解释问题，并使科举考试的明法科有所“凭准”，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十九人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疏释。次年十月撰成奏上，诏令颁行天下。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唐初政治家。出身于北魏皇族。太宗长孙皇后的长兄。自幼好学，通文史兼具武略。少年时与李世民相友善。数从李世民征讨有功。武德九年（626），参与谋划并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建成、元吉。李世民即位后，以贵戚、元勋和大将军出任吏部尚书，继任司空、司徒等职，被封为赵国公。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定唐律。贞观二十三年（649），与褚遂良受命辅立高宗，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政事。又奉命与律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后因反对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结怨于武。武则天既立，诬以谋反罪，流于黔州，后迫令自杀。《旧唐书》卷六五、《新唐书》卷一〇五有传。

《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律著作。在疏释律义的同时，还着重根据儒家经典及战国以来历代政治法律思想理论，加以发挥，以补充其未周未备。篇目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律文五百零二条，律下附以疏文，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基本属于刑法典，也有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唐律疏议》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以前，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对德礼和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对立或割裂的倾向。唐代统治者才在认识上把德礼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其中尤以《唐律疏议》的阐述最精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名例律疏》），说明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根本，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功效“相须而成”，有机地结合起来。统观《唐律疏议》，礼的精神完全融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贼盗律疏》）。可见礼法结合在此书中已趋完备，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

二、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儒家所倡导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历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制订封建法律的根本原则。“一准乎礼”的唐律全面而具体地体现了“三纲”的原则，触犯“三纲”，均列为“十恶”大罪，是刑罚打击的重点。

（一）“君为臣纲”及其在唐律中的反映。“君为臣纲”被置于封建“三纲”的首位，凡违反“君为臣纲”的犯罪，均属罪大恶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些犯罪，主要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四条，均列入“十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贼盗律》）。谋反是指“谋危社稷”。《疏议》释曰：“案《公平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谋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同上）谋大逆是指“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疏议》释曰：“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同上）唐律对“背国从为”的谋叛罪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另外，臣下对于皇帝，若稍有差错而可能危及安全者，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如为皇帝制药有误，制作食物误犯食禁，制造车船误不牢固，擅自入宫门、殿门，等等（见《职制律》、《卫禁律》），都属这一类。唐律对于惩处大不敬罪的法律规定相当完备。如大祀不合规定，上书触讳，攻击皇帝，不执行皇帝命令，等等（见《职制律》），都是大不敬的犯罪行为，要受严厉惩处。

（二）“父为子纲”及其在唐律中的反映。“父为子纲”是“三纲”的基础，实际上是利用族权来维护封建政权。唐律“一准乎礼”，“父为子纲”在法律上有全面具体的反映，凡属违犯“善事父母”者，均构成不孝罪。如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违犯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等（见《户婚律》、《斗讼律》、《职制律》），要分别处以刑罚。

（三）“夫为妻纲”及其在唐律中的反映。在婚姻家庭方面，封建法律确认夫权的统治地位，男尊女卑，妻子被认为是从属的，始终处于无权地位。“夫为妻纲”也是唐代立法根本原则之一，唐律就有不少规定。如妻妾擅自离去，妻殴詈夫，闻夫丧不举哀，居夫丧而嫁，以及“七出”条规，等等（见《户婚律》、《斗讼律》），都有极力维护夫权的法律规定。

三、贵族、官员享有特权。贵族、官员是唐律优容的对象。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官品分别享有免受刑罚、免纳赋税、免服徭役以及世袭爵位、荫及亲属等特权。唐律议、请、减、赎、官当等等即是优容贵族官员犯罪时减免刑罚的规定。所谓“议”，即“八议”。凡属“八议”范围，法律予以减免刑罚的特权，“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名例》）。“请”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和五品以上官爵，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死罪则须上请皇帝裁定。“减”适用于七品以上官，以及应“请”者的一定亲属，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赎”适用于应“议”、“请”、“减”范围和九品以上官，七品以上官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也允许赎罪。“官当”适用于九品以上官，他们可以官品抵罪，其规定甚为详细。在这样一套完整的议、请、减、赎、官当制度的庇护下，贵族和官员犯罪，大多能轻易地避免刑罚，可以说是有罪无刑。

四、良贱异法。唐律规定，良人和贱民（分为杂户、官户和部曲、奴婢三等）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地位，都不平等，如贱民不能应考做官，奴婢没有受田资格，官户杂户虽可受田，但有严格限制，等等。贱民中最低等的奴婢被“视同牛马”，唐律点明“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名例律》疏），“奴婢有价”（《诈伪律》疏）。他们没有户籍，没有独立的人格，任凭主人处置，“奴婢视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名例》）。在婚姻方面，禁止良贱通婚：“人各有耦（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户婚律》疏）唐律规定贱民不得娶良人女为妻，违者处以杖一百或一年半徒刑，以奴婢冒充良人为夫妻者，加重，徒二年。在刑罚方面，同罪异罚者甚多。如以杀伤罪为例：主人谋杀奴婢，至多处徒刑一年，而奴婢谋杀主人，不论为首为从一律处斩刑。主人过失杀奴婢不论罪，而奴婢过失杀主人，则处绞刑（见《斗讼律》）。在诉讼方面，唐律规定不许部曲和奴婢告发主人，否则处以绞刑；至于主人告发奴婢、部曲，即使是诬告，也“即同诬告子孙之例，并不在坐限”（同上），即无罪。可见，唐律是一部维护封建特权的法典。

礼法结合的《唐律疏议》吸收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和重要法律原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部治国安邦的法典，因而成为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蓝本。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唐律疏议》广引唐代令、格、式文，保存了大量唐代政治、经济史料，有裨于对唐代阶级和等级关系、官制、兵制、田制、赋役的研究。这部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法律典籍，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法律亦有较大影响。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唐律疏议》点校本，199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2007年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可供阅读参考。另有徐永康等著《法典之王：〈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研究本书的专著。

（杨鹤皋） tDlZdryjdx4J6IvXiW945CVN2GnnysCNwZRPAvdn49OguHL+epvs/BownYTeCx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