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郑公集

〔唐〕魏 徵

《魏郑公集》，四卷。唐魏徵撰。通行本有清光绪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后迁居至相州内黄。唐初政治家。幼年丧父，生活贫苦，但学习刻苦，博览群书。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持观望态度，暂时当了道士。后参加瓦岗起义军，任参军掌记室。李密败，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入唐任太子洗马，为李建成心腹。建成被杀后，太宗重其才干，擢任谏议大夫，历官秘书监、侍中等职。曾主持梁、陈、齐、周、隋诸史的编撰，封郑国公。在职期间，先后向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多被采纳，对太宗的政策措施发生极有益的影响。其政治法律言论见于《贞观政要》。另撰有《隋书》序论及《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群书治要》。《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有传。

《魏郑公集》，记载了魏徵向太宗谏诤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礼仪等各个方面，大体上构成了贞观时期的主要施政蓝图。《魏郑公集》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居安思危。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印象逐渐淡薄，开始傲慢奢侈，魏徵乃上疏谏诤，希望他“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善终：“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指出“居安思危”的问题，可说切中时弊。

二、仁义为本，刑罚为末。认为仁义和刑罚，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但重要性并不相同，仁义为治道之本，刑罚为治道之末。“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理狱听谏疏》）。君主要移风易俗，致天下于治，不能依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古来帝王以杀戮肆威者，实非久安之策。”（《对人君所务宽厚》）

三、法是“国之权衡”。《理狱听谏疏》指出，法是“国之权衡”，是衡量人们行为的统一标准。“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简。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而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也，不亦惑哉？”法律要像度量衡那样公平，像准绳那样平直。要“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这种法律观无疑是可贵的。

四、慎刑狱。吸取了隋代刑讯逼供，以致许多无辜者含冤而死的教训，一再反对主观臆断，出入人罪，强调禁止严讯，注重事实。“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理狱听谏疏》）理狱断罪必须以事实为主要根据，凡与案情无关的不能任意牵连，不旁求罪证，不要以为线索发展得越多越好。这样，案件才能正确处理。这种反对严讯，主张“求实”的司法原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杨鹤皋）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