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

〔唐〕李世民

《帝范》，二卷，一作四卷。唐太宗李世民撰。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一说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后世常以武则天《臣轨》与之合刊。《旧唐书》、《新唐书》皆有著录，至宋时已佚其半，元吴莱征云南僰夷时，始得完书。后编入《永乐大典》，清乾隆间四库馆臣复从中辑出。清时又有日本宽文本传入。主要版本有日本宽文年间（约当清嘉庆间）刊本，清咸丰间伍氏《粤雅堂丛书》据日本传本刻本，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罗振玉据日本宽文本校刊本；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校刊本及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唐王朝建立者李渊次子，626—649年在位。隋大业十三年（619），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建唐后，封秦王，屡统兵出征，扫平群雄，逐次统一全国。置文学馆，集十八学士，以供咨询。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获帝位，次年改年号贞观。适时变更，确定“偃武修文”国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强化中央集权，修订律令，简政裁员，严行考核，发展科举制度，注意吸取庶族士人参政，扩大统治基础。注重发展经济，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外防止侵扰，促进四邻间经济文化交流。对内加强各民族间联系。重文教，行崇儒兴学政策，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思想，以道德、学问为选官标准，重用儒生。大力发展学校，贞观年间国子监规模宏大，常住生员达三千余，并可容八千人讲学，是7世纪中叶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并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完备的教学制度。注重文化建设，亲自过问修史和整理经书古籍。性好求知，通经明史，能诗善赋，长于书法。其在位期间政绩卓著，以“贞观之治”著称于世。晚年纳谏之心有懈，决策亦有重大失误。一生所著诗文诏令汇为《唐太宗集》。生平资料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太宗本纪》，及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

《帝范》专为太子李治而著，为诫子论政之作，实为帝王“家训”，其序云：“汝（指李治）以年幼，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运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涣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言辞恳切，深以继位者为忧，其意已远远超出一般家训。文体骈散兼用，语句典雅优美。原有唐贾行注和韦公肃注，今本注无姓名，疑为元人因旧注而补作。

本书之首有《序》。先述帝王之位乃皇天眷命，“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全凭王者“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得之。次写自己创业之艰难：以弱冠之年，“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丽之陈，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欃枪而廓八纮”。再表撰著之目的：希望太子以史为鉴，持身治国，“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以保唐朝长治久安。

正文分为十二篇。

一、《君体》。阐述帝王治理天下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宽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威德致远，慈厚怀民，仁抚九族，礼接大臣，“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二、《建亲》。论述分封亲族对稳固帝位的重要性，列举历史上周、秦、汉、魏各代实行封建与否的得失，强调“封建亲戚，以为藩卫”。认为实行分封须注意防止两种偏差：一是“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导致诸侯反叛朝廷；二是“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会使帝王孤立无援。如欲既分封置屏，又不致为害，“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

三、《求贤》。说明求贤任贤对创业治国的重要作用：“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这是因为，“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鹤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国也，必藉匡弼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则逸”。强调要看重人才的价值：“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要求认识人才的特点，注意搜访求索：“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候风云之运；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以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才，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四、《审官》。论述如何审察、选择、任用官吏，以为治国安邦之要。以巧匠制木为喻，先说明“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因材而用：“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再指出：“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同时，“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小才不可大用，大才也不可小用，量才授官，方能于国于民有益。

五、《纳谏》。阐述国之兴衰，其要在于君主能否听取谏劝。认为“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因此必须“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只要其议可观，其理可用，就不必在意其方式方法，不必在乎其身份贵贱。由此造成“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君臣之间无“隔情”的朝风。

六、《去谗》。描绘谗佞之徒的嘴脸，指出其危害，告诫后代帝王远谗臣，杜谗言。指出谗佞之臣的若干特征：“争荣华于旦夕，竟势利于市朝”；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取悦君上；朋党比周，迫害忠良。并分析了谗臣难绝的客观原因：“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因此君主应懂得“病就苦而能消”，“命因甘而致殒”的道理。

七、《诫盈》。主旨在于反对奢侈，着重说明帝王如奢侈无度，将会招致“倾危”之患。指出，如君主高台深池，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必致徭役烦，人力竭，赋敛重，民财匮，农商之业废，人民糟糠不足，“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要求帝王“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

八、《崇俭》。说明节俭对于治国理民的意义。提倡效法古时贤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饬，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进而要求节制情欲，紧闭耳、目、口、鼻、身五关，“五关近闭，则令德远盈”。荣辱、安危，全系于崇俭与否。

九、《赏罚》。阐述赏罚得当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由天有寒暑论及国须有赏罚。认为治国既要讲仁爱行赏，又须立教令施罚。“显罚以威之，明赏又化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罚之诫民不犯法，赏之劝民安其业。

十、《务农》。认为农业是富国、富家之本，表达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沿袭“仓库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的思想，强调“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主张禁绝伎巧，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欲反其真”，以养仁义之心，绝贪欲之念。

十一、《阅武》。指出好战与忘战皆不可取，并说明战备和用兵的目的与原则。认为“好战则民雕”，“忘战则民殆”；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原则是“农隙以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并赞同孔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告诫，以为用兵目的在于“利天下”。

十二、《崇文》。着重阐明文治在战争结束后的必要和重要。认为天下平定后，治国方针应适时变更：“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此主张“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表明唐前期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并自觉认识到军事行动和文化建设具有不同作用，故须因时而用，有所侧重：“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本书之末有《后序》。强调十二篇乃帝王施政纲领，坚持之，国将兴；背弃之，国必亡。“安危兴废，皆在兹乎！”进而指出：“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知道纲领不难，将其付诸行动却难，坚持实行到底更难。最后总结即位以来的过失，告诫太子以之为戒。并提醒“汝无纤毫之功”，尤应崇善广德。“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范》十二篇每两篇成一组，其意或相对，或相近，或相辅，叙述某一方面为君之道，情感饱含，期待殷切，几如耳提面命，宜知宜戒，于常人亦有启发。日本刊本《帝范》、《臣轨》有柳谷散人埜子苞父宽文八章跋云：“本朝博士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何啻中华而已哉！”

有关本书的研究有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后修订为《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杜成宪）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