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唐〕吴 兢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编撰。通行本为元戈直采柳芳等二十二家注释，于元至顺间整理编注的“集论”本。另有明洪武初南雍刊本、清初朱载震刊大字本、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等。日人原田种成有《贞观政要定本》，包括正篇二百五十章，附篇二百五十章，补篇十五章，搜罗较备。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史学家。自幼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直书不讳，被誉为“当今董狐”。武则天以朋党为是非界线，史录多不实，他别撰《唐史》、《唐春秋》，立志留信史于后人。唐中宗时任右补关、起居郎、水部郎中，曾与当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幾等人先后参与编撰《则天实录》、《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唐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子左庶子。《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三二有传。

《贞观政要》约成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它分类编撰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诸大臣的策问、诤谏、议论与奏疏，内容广泛，较全面地反映了贞观之治的光辉业绩。吴兢值“开元盛世”，他透过繁荣昌盛的景象，看到初露端倪的社会政治危机，深感要继承和发扬贞观之治，必须引起唐玄宗统治集团的警觉，使认识到创业维艰，守成亦不易。因此，他用编撰《贞观政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贞观政要序》），以为史谏，进呈唐玄宗，“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庶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上〈贞观政要〉表》）

《贞观政要》实际上是对唐太宗君臣治国政治经验的总结。全书十卷四十篇，二百五十八章，共八万字左右。具体篇目为：君道第一，政体第二，任贤第三，求谏第四，纳谏第五，君臣鉴戒第六，择官第七，封建第八，太子诸王第九，尊敬师傅第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规谏太子第十二，仁义第十三，忠义第十四，孝友第十五，公平第十六，诚信第十七，俭约第十八，谦让第十九，仁恻第二十，慎所好第二十一，慎言语第二十二，杜谗邪第二十三。悔过第二十四，奢纵第二十五，贪鄙第二十六，崇儒第二十七，文史第二十八，礼乐第二十九，务农第三十，刑法第三十一，赦令第三十二，贡赋第三十三，辨兴亡第三十四，征伐第三十五，安边第三十六，行幸第三十七，畋猎第三十八，灾祥第三十九，慎终第四十。在总结“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时，对唐太宗的政绩及其晚年的衰退腐化，均直书不讳，尤为难能可贵。

《贞观政要》一书以《君道》篇开首，而终以《慎终》篇。如此安排，体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深远见地。《君道》篇开宗明义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并以这两句话为总纲贯穿全文。如“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政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教戒太子诸王》）。它的主要政治思想如下。

一、安人宁国。唐太宗及其统治集团吸取隋朝骤亡的教训，“动静必思隋代，以为殷鉴”（《刑法》）。他们从各方面指出隋炀帝残酷地剥削人民，“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君道》）。最终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推翻了隋王朝。为了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缓和同人民的矛盾，唐太宗君臣总是紧紧围绕“安人宁国”这个总题目施政行法。这在《贞观政要》中有较详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时，其可得乎？’”（《务农》）谏议大夫王珪十分赞同太宗的看法，并点出其关键在于“安人”，希望太宗“慎终如始，以尽其美”（同上）。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并加以总结说：“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同上）

二、明正赏罚。唐太宗君臣十分重视赏罚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封建》）魏徵也指出，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所以，赏罚之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必须做到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刑法》）。如果“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成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择官》）。此外，《贞观政要》记述唐太宗君臣关于执法不畏权贵的言论和事例也较多，如贞观二年（628）太宗和中书令房玄龄等讨论公平执法问题时，赞扬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公平》）。他还要求执法官吏“按举不法，震肃权豪”（《贪鄙》），不畏权贵，公平执法。

三、求谏纳谏。唐太宗从谏如流，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他“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思想影响下，许多臣僚都能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太宗深知治国必须有忠良辅佐，并使他们敢于犯颜直谏，以匡正自己的过失。“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求谏》）在唐初大臣中，以魏徵的犯颜直谏最为突出。他所陈谏多达二百余事，多为太宗所采纳。对匡正太宗的失误，大有裨益。魏徵病故后，太宗悲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任贤》）他并发布诏令，号召群臣以魏徵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太宗懂得自己的才智有限，统治天下，事务繁多，必须“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政体》）。必须群策群力，发挥臣下的才智，“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同上）贞观十一年（637），他还下诏，要求臣下各尽其言，共同治理好国家。“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过恶，所以共为治也”（《君道》）。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认识，难能可贵。

四、宽简恤刑。《贞观政要》记录了大量有关法律方面的君臣议论，总的观点是立法应公平宽简，执法应审慎恤刑。唐太宗君臣强调立法公平，法律应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统一标准。魏徵说：“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公平》）切不可舍法不用，徇私枉法，任凭喜怒。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宣称，要“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并赞扬诸葛亮立法公平：“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秤），不可为人作轻重’，况今我理大国乎？”（同上）必须做到公平立法，不以私乱法。同时立法务求宽简。太宗即位后，贞观元年（627）就下达了“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刑法》）的诏令；贞观十年（636）则更全面而具体地谈到立法宽简的问题：“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赦令》）并强调立法应稳定，“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且汉祖日不 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议，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刑法》）。唐太宗君臣更总结隋炀帝“生杀任情”的历史教训，要求执法“务在宽平”（《刑法》）。建立死罪案件应经九卿审议，并经“五覆奏”方可执行的制度。

《贞观政要》的有关记事远较《唐书》、《资治通鉴》为详，为研究唐太宗和初唐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所用专题记事、分类排纂的史书编纂方法，亦有独创的特色。本书宋元间已有二十余家注本，近现代也有不少校本和译注本。

（杨鹤皋 朱顺龙）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