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成于唐贞元十七年(801)。今存最早刊本是北宋本,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另有南宋残本、明刊本、清武英殿本、咸丰崇仁谢氏刊本、同治广州学海堂刊本,通行本是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十通”合刊本,以及1988年中华书局版点校本。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世代簪缨的显宦之家。早年以荫入仕,补济南参军事。曾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历官至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封岐国公。另撰有《理道要诀》(已佚)、《管氏指略》、《宾佐记》等。事迹见载于新、旧《唐书》本传等。
从《史记》以后,部分纪传体史书列“志”记载典章制度,但篇目各不相同,记载也各自为政,且大多限于某一朝代,缺乏对历代典制沿革的系统阐述。至唐玄宗开元末,史家刘知幾之子刘秩依《周礼》所载之六官职掌分类,撰成《政典》三十五卷(已佚),初具典志体专史的雏形。嗣后经“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各种制度崩坏。身历变乱而又久居相位的杜佑,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经史以及汉魏六朝人士的重要议论,并参考《大唐开元礼》,撰成《通典》。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撰,至书成进奏,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时间。
《通典》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所记内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对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间亦附载于注中。全书约一百九十万字。据著者自序和李翰《通典序》,称全书原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包括兵)、州郡、边防等八门。但《旧唐书·杜佑传》所载著者《献书表》则谓“书凡九门”,兵、刑别为两门。今本《通典》都分为九门,具体如下。
一、食货典十二卷,叙述历代土地、户籍、赋税,漕运、盐铁及其他重要财政制度的沿革状况等;二、选举典六卷,叙述历代选举士官、爵位制度及考核官吏治绩的政令等;三、职官典二十二卷,叙述历代官制源流沿革等;四、礼典一百卷,叙述吉、嘉、宾、军、凶五礼等礼仪制度等;五、乐典七卷,叙述历代乐制概况等;六、兵典十五卷,叙述各种兵法计谋和战例等;七、刑典八卷,叙述历代刑法制度等;八、州郡典十四卷,叙述历代州郡建制沿革等;九、边防典十六卷,叙述历代边疆民族和域外王国等情况。书前有李翰序和著者自序。
《通典》各典之下再分子目及子目以下的细目。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而每个细目又都各自立有标题,颇便查阅。杜氏的这种编纂方法,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但已超越了以人物纪传为叙事中心的范围,发展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典章制度专史。除正文之外,还作了许多注。这种自注,有的阐述编撰范围,有的用来说明材料互见之情况,有的予正文以补充,有的是对古代情况作解释,有的则是对某些记载表示怀疑。此外,书中还羼杂不少著者撰写的说、议、评、论,反映其见解和主张,这些内容较集中地反映了著者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对全书门类的编排次序,著者在自序中曾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因此,全书编排富有内在的逻辑性。至于全书内容以食货为首,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历代典章制度首要地位加以叙述,更是著者的首创。
《通典》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如下。
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通典》问世以前,中国史书编撰主要应用编年、纪传两大体裁。前者以年代为中心,后者以人物为骨干。《通典》则综合历代史书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原始述终,会通古今,创造了历史撰述的新形式,成为后代史家学习的楷模。后来,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代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在《通典》的基础上衍变发展而成。典制体史书于是蔚为大观。
二、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杜佑编《通典》时,博取五经群史和汉魏六朝文集奏疏,以及许多唐人著述,征引极富。其征引过的不少典籍今已失传,许多重要资料赖《通典》才得以保存下来。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九百余条资料系直接从《通典》中辑佚而得。在《通典》中有关唐代的内容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大量原始资料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账籍、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成为研究唐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同时,由于杜佑对历代典章制度作了探本穷源的考核,第一次有系统地进行了加工整理,其参考和引用的史书又大都是较早的版本,故对于校勘有关史书也有重要价值。后人研究《隋书》以前的史籍时,如遇到疑难问题,一般都可利用《通典》来加以考订校核。
三、在史学思想方面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较重要的地位。杜佑在本书中以自注的形式诠释和阐明正文,在正文中又撰写了不少序、论、说、议、评、按。这些论议,多着眼于从政治上总结历代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较集中地反映了杜佑的史学思想。
《通典》的主要缺陷,一是对礼制记述过于繁冗,而有些礼制在历史上并未全部实行,故通观全书,未免详略失当。二是兵典单记兵法,甚至将火鸟、火兽等近于荒谬的兵法也一一备载,而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兵制沿革却无记录。这些为例不纯的弊端均受到后代史家的批评。
有关《通典》的研究有唐李翰《通典序》,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相关部分,近人傅增湘《通典校勘记》(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九通拾补》)。
(胡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