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

〔唐〕孔颖达

《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唐孔颖达等撰。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奉敕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收入《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今人的校点本。

孔颖达（574—648），字沖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朝，少时曾向隋代经学家刘焯问学。隋炀帝大业（605—616）初，举明经及第，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并奉命与颜师古等编撰《五经正义》。孔氏根据南朝经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朝经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形成唐代的义疏派。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敕编定的经学义疏，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易》主王弼、韩康伯注，《书》主伪孔安国传，《毛诗》主毛公传、郑玄笺，《礼记》主郑玄注，《左传》主杜预解。自唐高宗颁行以后，成为士人必须诵习的经科读本。

《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政治思想的著作是以《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为代表。《周易正义》在其作者的自序中说：“唯魏世王辅嗣（弼）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奉命对《周易》的各家注本“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孔颖达在王弼注的基础上对《周易》的义理颇多发挥。他认为“夫易者变化之总名”。在道和器的关系上，他主张“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正义》卷七），即“先道而后形”。对于《易》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的解释是：“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同书卷一）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天行健”和人事社会的“自强不息”精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人事法天所行”虽是先秦时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沿袭，然而强调“运动”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共同的特点，却是富有哲学意义的。

《礼记正义》在一开头就对“礼”进行了解释：“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视“礼”为天地之先的根本原则，它不仅“经天纬地”，而且是治理人事社会的大本。因为“礼者理也”，“礼”的本身就是天“道”或天“理”。“礼”的作用是“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礼不逾越节度也”（《礼记正义》卷一）。又说：“凡为礼之法，皆以忠信仁义为本，礼以文饰。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道者言合于仁义之道。质，本也，则可与礼为本。”（同上）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主张言行要以仁义忠信为本。

在《毛诗正义》里，作者叙述了对《诗经》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毛诗正义序》）

在《春秋左传正义》里，作者认为，前汉、后汉经学家，注释《春秋左传》往往“杂取公羊、穀梁以释左氏”，因而不免有“方凿圆枘”之弊，故以为“今校先儒优劣，杜（杜预）为甲矣”，因为杜预“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春秋左传正义序》）。

至于《尚书正义》，作者采用孔安国的传释。其理由是孔氏所得《古文尚书》可靠：“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而后来的经故派注释家们有“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的毛病，所以他撰《尚书正义》，欲做到“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为古代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相关研究著作，有张宝三的《五经正义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等。

（潘富恩）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