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

〔隋〕王 通

《中说》，又名《文中子》，十卷。隋王通撰。实际是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由薛收、姚义编缀而成，后由其子王福峙编定为十卷行世。《中说》在北宋时，有阮逸刊印注释本和龚鼎臣刊印注释本，前者流传至今。另有1936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

王通（584—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朝思想家。出生于儒学世家，隋秀才高第。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文中子序》）。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文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皆不悦，未能见用。不久，在偏僻的蜀郡为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初年，从蜀郡回乡，路过长安，拜访了一些朝廷官吏，见已无再仕的希望，心情愤闷，赋诗：“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东征之歌》）于是退居乡里，从事著述和讲学。朝廷屡征召出仕，均被拒绝。王通死后，门人私谥之曰文中子。王通曾著《六经》，已佚。因其事迹不彰，自宋以来，学者对王通其人、《中说》其书之有无，均曾提出疑问。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辨之甚析，谓“隋时实有王通其人，唐时实有《中说》其书”，引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中说》乃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并依附时事而附益之也”。王通在讲学期间，门人程元、仇璋、董常、薛收等都有记录。后来，薛收和姚义汇集所记，并写了卷首和序言。王凝曾比较客观地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关朗》）。所谓“对问之作”，就是指《中说》。《中说》中王通的言论，主要是根据他们四人的记录整理而成。

《中说》的篇名是《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它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三教归一。隋代儒、佛、道并存，但如何调和三教，使之各有一定的地位，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适应这一政治需要，《中说》提出了三教归一的主张。认为“政恶多门久矣”（《问易》），三教长期互相攻讦、争斗，对国家不利。但也不能废除佛、道二教，有弟子问：“废之（指佛、道二教）何如？”王通说：“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从风止燎耳。”（同上）说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曾以行政手段毁灭佛教，但他们死后，继起的君主又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无异于“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三教各有其用，要通权达变，不可固执一方。“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周公》）必须使各家互相通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在三教共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归一的思想。《问易》篇载：“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但三教归一该有个主次，《中说》主张以儒家为主，因为治国安邦的“先王之道”就在儒家《六经》之中：“《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魏相》）

二、复王道。《中说》尊崇王道，以儒家礼乐仁义为贵，“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王道》）。希望统治者实行王道政治，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但现实社会中像尚书令杨素那样“作福、作威、玉食”（《事君》）的人，比比皆是，“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同上）于是用古今对比的方法描绘了王道和暴政不同的情景，“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事君》）；“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同上）；“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同上）。显然，前者是对王道的构想，后者是对暴政的鞭挞。王道固然难行，但认为王道政治总有一天会实现。“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观矣。’”（《问易》）所以仍对前途充满信心，并要为之奋斗不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立命》）。

三、法宽刑简。《中说》认为，为政必须以“中道”为原则，与其过猛，毋宁失之于宽；行法与其过急，毋宁失之于缓；刑狱与其过繁，毋宁失之于简。指出：“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执其中者，惟圣人乎？”（《关朗》）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这样的“中道”。并憧憬两汉“七制之主”时役简刑清的局面。“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天地》）这种观点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其要求役简刑清的思想溢于言表。

四、轻徭薄赋。《中说》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是“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问易》）。即不声不响地实行符合民意的治国之道，办好一切民间的事。因此，它主张实行有利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多敛之国，其财必削”（《王道》）。多敛的结果，是民不堪命，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赋税的来源。“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同上）同时，也主张少征徭役。《礼乐》篇载绛郡通守陈叔达请王通劝说官吏息役之事：“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之行国矣，未尝虚行也。’”（《礼乐》）既然请王通劝吏息役，必然知道他是主张息役的。对于隋炀帝大修运河之役也非常反感：“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魏相》）

《中说》以复兴儒学的统治地位为己任，法古非今，“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舍孔子无足法者，然则使通而在，犹不能致治平也，况其徒乎！”（李贽《藏书·王通》）然而其政治法律思想，恰恰反映了安于守成、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要求，自中唐以后逐渐发生影响，王通也被誉为一代儒宗。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均起过一定的启迪作用。

有关“文中子”及《中说》的研究，可参看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骆建人《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杨鹤皋） r37Y/MQNN733UHnNfQYjGtYv3vTWprNuZh5xdN42Ef7h3BlpA6JLs4MhOtduQn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