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唐〕刘知幾

《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幾撰。成于唐景龙四年（710）。版本甚多，最通行的是清浦起龙《史通通释》。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永隆元年（680）中进士后任获嘉县主簿。长安二年（702）始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撰修国史。开元九年（721），长子贶犯罪流配，刘知幾诣执政诉理。上怒，贬授安州别驾。旋卒。刘知幾自幼笃好史籍，入仕后又专攻史学，博览群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史通·自叙》），并洞悉官设史馆的流弊。为人刚直，屡受监修国史的武三思、萧至忠等责难。因慎惋不平，遂发奋私撰《史通》以抒己见。著述还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与人合撰《三教珠英》、《姓族系录》、《唐书》、《高宗实录》、《中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等。事迹见载于《旧唐书》、《新唐书》本传，并可参考《史通》中的《自叙》和《忤时》等篇。

《史通》是刘知幾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成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原有五十二篇，其中《体统》、《妣嫪》、《弛张》三篇已亡佚。现存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书前有刘知幾原序。后人汪鼎思、王阁、彭汝寔、陆深等曾作序，高韶、李结等曾作跋。本书内篇重点阐述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主要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其中有与内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著者成书前的读史札记。虽谨严稍逊，而议论广泛，更能表现出著者的史学观点。若就全书内容体系而言，则可分为八组。

第一组为《六家》、《二体》、《杂述》三篇，缕述诸体史书渊源流别。刘知幾将史书重新分类，一类为“正史”，另一类为“杂史”，并从史料价值角度对这两大类史籍作了简评。在评述“正史”类时还兼顾纪传与编年二体的史书，不同于《隋书·经籍志》只将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刘氏史籍分类法对明清史书图籍分类曾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组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八篇，专门研讨纪传体史书的组织结构，次第评论《史记》、《汉书》以下诸史在组织结构上的优劣得失，为后世修史提出足资可鉴的刍议。

第三组《断限》、《编次》、《题目》、《补注》四篇，进一步阐述了纪传体史书编纂的若干处理方法，是前组篇章的继续而又略有不同。

第四组为《载言》、《载文》、《浮词》、《模拟》、《采撰》、《书事》、《人物》、《叙事》、《言语》、《因习》十篇，探索史料选择和写作技巧方面诸具体问题，并提出纪传志表的内容必须力求赡详精核等主张。

第五组为《直书》、《曲笔》、《鉴识》、《探颐》、《品藻》五篇，充分阐述史家应具有激清斥浊、直书无隐的美德，切忌徇利阿附、沽名渔利；评骘史籍者，必先明其指归等。

第六组核为《核才》、《辨职》、《忤时》三篇，申述铨选史才的重要性和履行史职的艰难性，对设馆修史和监修总知史务之弊病作深刻揭发和尖锐批评。

第七组为《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对历代史官设置作一鸟瞰，并肯定和表彰了众多良史，揭发批判了一些庸史。

第八组为《疑古》、《惑经》、《申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杂说》（上中下）、《暗惑》等篇，深刻细致地揭露了儒家经典与正史、杂史中某些记事的欺骗性、虚伪性，批判了历代史家模拟著书的错误；提出文人不可修史的主张，并反对文史混淆。要求史家写史必须不掩恶，不虚美，做到秉笔直书等。

《史通》博大精深，贡献众多，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就其荦荦大者而论，至少有以下诸方面。

一、《史通》从历代史官、史馆建置沿革，史书的著述和分类，史书编写的对象，体裁和编纂方法，史学态度，史料的搜集、鉴定和取舍，史学评论等诸多方面，溯其源流，科判得失，深入探讨。从而对中国唐代以前的史学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它的诞生，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树立了一座灿烂的航标。

二、在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基础上，以融会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形成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刘知幾充分强调史学的功能，注重史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提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他已认识到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古往今来，递文质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通识观点指引下，刘知幾还富有远见卓识地提出有关史家修养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即史学家必须具有史才、史学、史识和修史应善恶必书的重要理论）等。《史通》充分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史学研究的方向，促使史学家注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标志着较完整的中国封建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

三、《史通》对历史编纂学的探讨，首先是立论高远，并非就体例论体例，而是以治史宗旨和历史观为根本出发点。如书中论“六家”、“二体”，考镜源流，判其利害得失，强调“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将史体形成和其源流派别的演变，同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是全面系统，如《史通》对史书体裁作“六家”、“二体”的归纳，将编年、纪传体史籍都列为正史，其他称为杂史，又分成十种，并一一释其范围，举凡例证。具体到纪传体史书的内部体例问题，《史通》中以《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十余个专篇又加以分别论述。其他如《载言》论言、事有别；《载文》论文与史之关系；《补注》论史注等，也都是专门论述史例事项。其涉及面之广，发凡起例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不愧为一部全面系统的历史编纂学巨著。其三是史法严谨。刘知幾十分强调史例，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因此，他严格用其理解的史例去检讨、评论史书，尤其是纪传体史书。如认为《尚书》记言，但其中的《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唯言地理，均违背了记言宗旨，都是“为例不纯”。又如认为本纪当以编年为主而纪列天子行事，周秦先世爵乃诸侯，不应入周、秦本纪等等。此类评论有种种不足之处，但也是正误相间，良莠并存，有贴切之论，亦有偏激之见。

四、疑古惑经，坚持了历史进化观点。《史通》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疑古》、《惑经》两个专篇，对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等大加非议，鲜明地提出尧舜禅让是虚语，桀纣之恶是厚诬，所谓太伯让位于季历、周文王服事殷商之事都经不起常识的检验。刘知幾还明确地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称“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上》），强调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在认识到历史变异的基础上，他察觉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将历史划分为上古或远古，中古或中世，近古或近世，并指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通·烦省》），肯定了历史进程中有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等。这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通》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如轻视史书的表志，还未脱离六朝以来文风的影响，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生动客观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等等。但这毕竟是小疵，无损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史通》的研究，始于唐代。唐末柳璨《史通析微》，偏重于指责《史通》疑古惑经的“舛谬”。明、清时期训释《史通》的专著主要有明郭延年《史通评释》、陈继儒《史通订注》、王惟俭《史通训故》，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纪昀《史通削繁》等。其中浦氏《通释》较多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流传最广。近世学者在《通释》基础上订补的著作，主要有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等。评论《史通》的主要有吕思勉《史通评》、张舜徽《史通评议》、程千帆《史通笺记》等。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振珮《史通笺注》，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反映了《史通》研究的新水平。

（胡有恒） tDlZdryjdx4J6IvXiW945CVN2GnnysCNwZRPAvdn49OguHL+epvs/BownYTeCx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