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书》,六卷。五代谭峭撰。相传谭峭将此书授予宋齐邱,被齐邱盗名,改名《齐邱子》,后人予以甄别,改题《谭子化书》。通行本有明正统《道藏》本、万历中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籍》本、清嘉庆中海虞张氏刻《墨海金壶》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点校本等。
谭峭,生卒年不详,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约活动于唐末五代时期。幼年好学,颇涉经史,好黄老等诸子之学,及神仙家书。不求仕进,壮年弃家学道,遍游名山,后归乡。据说曾师事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云游天下。因过金陵,见宋齐邱有仙骨,出所著《化书》授之,请作序传之后人。其事迹见《十国春秋》卷三四。
本书主题在于阐明“化”的原理。作者强调宇宙万物、人类社会及精神生活都在不断转化,并试图证明个人或国家的统治者都要按“化”的原理生活行事,方可符合“自然之道”。其思想源自老子、庄子,但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超过老庄。
据《十国春秋》所记,谭峭在授书时称“是书之化,其道无穷”,《化书》或因此而名。本书共六卷,依次题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各卷之下分章。全书共一百一十章,各有章名。主要内容如下。
一、“道化”,阐述道为一切变化的根源,一切变化均以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紫极宫碑》篇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化化不间,如环之无究。”说明道在开始的时候,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再由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而回归到道。整个世界的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无不按照这个规律运行,以达到“虚实相通”的境界。“无实无虚,可与道俱。”“虚实相当,是谓大同。”保持“虚实相通”则“有无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终,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毙,神不可得逝。”达到神化的地步。
二、“术化”,阐述虚无是法术的要旨。《水窦》篇说:“万物本虚,万法本无,得虚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大同》篇说:“虚舍虚,神舍神,气舍气,明舍明,物舍物,达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唯大人无所不同,无所不化,是可以与虚皇并驾。”说明万物化生的根源是虚,社会变化的法则是无,掌握虚无,就是掌握了法术的要旨。从而认为掌握虚无之化术,“可以守国,可以救时,可以坐为帝王之师”。
三、“德化”,阐述德的化育作用,治国以道德仁义为本。《五常》篇说:“五常之道一也”,“聚之则一芥可包;散之则万机齐享。”这里所说的一,就是德。在德的统帅下,“变之为万象,化之为万生,通之为阴阳,虚之为神明,所以运帝王之筹策,代天地之权衡”。然后说明德的治国作用。“君子惟道是贵,惟德自守,所以能万世不朽。”“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国之主,仁义出于人;亡国之主,聪明出于人。”从而教育统治者要以德化民:“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盗,不如防我盗。”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
《化书》的主旨在于“道”是宇宙的根源又在不停演化。其“委”由虚化形,其“用”则由形化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道化》)。而表现于人类社会亦由“虚”而化为种种社会现象,“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统治者“大人”虽然“以道德游泳之,以仁义渔猎之,以刑礼笼罩之”,但“道德有所不实,仁义有所不至,刑礼有所不足。是教民为奸诈,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何以救之哉!”(《大化》)认为三皇之道化为五帝之德,五帝之德又化为三王之仁义,三王仁义又化为秦汉战争,“醉者负醉,疥者疗疥,其势弥颠,其病弥笃,而无反者也”(《稚子》)。讥笑儒家所鼓吹的“德治”、“天数”之说,“苟德可以恃,何必广粟帛乎?苟数可以凭,何必广甲兵乎?”(《德化》)指出仁义、仁治的局限性:“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常道》)强调民食的重要性,“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因此“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教不义,斯不义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慼慼之礼,其何以谢之哉!”(《七夺》)
作者强调统治者的统治原则是“虚”,所谓“万用本虚,万法本无,得虚无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水窦》)。然而“虚”一方面要“无为”,“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乱;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动而自清,民易变而自平,其道也在不违万物之情”(《止斗》)。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自我约束,“疑人者为人所疑,防人者为人所防”(《黄雀》),“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盗不如防我盗”(《养民》)。作者归纳道德仁义之要旨在于“信”,“信者,成万物之道也”(《仁化》)。具体而言,要能“俭”,要“均食”。“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太平》)。作者认为奢侈贪欲是万恶之源,“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贪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奢僭》)。“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鸱鸢》)食为社会安定的根本,而俭是为政的根本。“君俭则臣知足,臣俭则士知足,士俭则民知足,民俭则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罔、无骄佞。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三皇》)崇俭、均食之外,又要注重君民相通,“心相通,而后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如能相通,“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蝼蚁》)。
《化书》反映了在五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有良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抗议之声,以及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本书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以及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本书发展了传统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将简单的“无为”发展为崇俭、均食的思想,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以食、俭为政治根本的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内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但作者运用蛇化为龟、雀化为鼠等具体事例说明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是不科学的。
《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其说多本黄老道德之旨,文笔亦简劲奥质。”任继愈等编的《道藏提要》也指出,《化书》“为唐五代思想哲学史上独具特色之著述”。
(郭 建 周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