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同书

〔唐〕罗 隐

《两同书》，二卷，十篇。唐罗隐撰。清张瓒瑞榴堂辑刊《罗昭谏集》八卷，包括罗隐《两同书》、《甲乙集》在内。通行本有清《四库全书》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83年中华书局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等。201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潘惠慧《罗隐集校注》（修订本）。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定广《罗隐集校笺》。

罗隐（833—909），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唐末文学家。本名横，曾十举进士不第，遂改名隐。后东归吴越，投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唐令、节度判官、著作佐郎等。其著作除《两同书》外，尚有《甲乙集》和《谗书》。

《两同书》颇有辩证法观点，书中各节标题都是对立的概念，如“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治）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等等，认为对立的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固定不变，而可以转化。如以贵贱而言，肯定君主为贵，百姓为贱，但君主“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百姓“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见《贵贱》）。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明君论，一方面，主张君主要示天下无为，“外其身而身存”；另一方面，又认为君主应当以德为主，由明君治理国家。《两同书》的主要政治思想如下。

一、儒道合一。《两同书》十篇，上卷五篇以老子言作结语，下卷五篇以孔子言作结语。“其说以儒、道为一致，故曰《两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把儒家的仁和道家的慈、柔、俭综合为一，作为最高的德目，“夫所谓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强弱》），“故古先圣君务修俭德”（《损益》）。一方面提倡儒家的仁义礼乐，另一方面提倡道家的“不为天下先”和无为思想，断言“天下无为，则万物受其赐，其于日月亦已大矣”（同上）。

二、君主统治出于自然。《两同书》认为，君主专制统治根源于人伦物理，“贵贱之分，出于自然”（《贵贱》）。指出：“夫一气所化，阳尊而阴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鱼龙为鳞介之长，麟凤处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标，芝松则卉木之秀，此乃贵贱之理，著于自然也。”（同上）所以如此，是由于各自所禀气质不同，“鱼龙有神灵之别，麟凤有仁爱之异，金玉有鉴润之奇，芝松有贞秀之姿，是皆性禀殊致，为众物所重也”（同上）。由于事物所禀气质不同，其地位也不同。万物之中，唯人最贵，所以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人的群体内部，其地位也各不相同，有尊卑贵贱的区别。“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圣之材而居亿兆之上也。是故时之所贤者，则贵之以为君长；才不应代者，则贱之以为黎庶。”（同上）以为君主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一部分人才能卓著，另一部分人才能卑下，因此，必须由圣明的君主管理民众。这实际上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三、明君与暴君。《两同书》认为，虽然君主专制统治是合理的，但应由圣明的君主管理民众，暴君不应掌握国家权力。对君主进行了品分并确定了品分君主的一些标准。

（一）仁德或骄酷。“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者为明君，“骄酷天下，舍德而任力，忘己而责人”者为暴君（见《强弱》）。仁德不修的暴君，不值得臣民尊重，“故夫人主所称尊者，以其有德也，苟无其德，则何以异于万物乎？”（《贵贱》）

（二）俭或奢。“务德修俭，不言所利”者为明君，“嗜欲无餍，贪求莫止”者为暴君（见《损益》）。君主的俭或奢，于国于民有特殊重要意义：“尔其俭主之理，则天下无为。天下无为，则百姓受其赐”，“尔其奢君之理，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天下受其毒，其于豺狼亦已甚矣”（同上）。

（三）敬或慢。以敬治国者为明君，以慢治国者为暴君。认为“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所弊，莫甚于慢”（《敬慢》）。君主的敬和慢，与治国的成效密切相关，“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同上）。

（四）用贤或任佞。善用股肱者为明君，不识奸佞者为暗君。君主必须依靠贤臣治理国家，“夫主上不能独化也，必资贤辅”（《真伪》）。但君主和臣下的关系又十分微妙，“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得失》）。因此，君主既要利用臣下的才智，又要善于控制臣下。以此为分界，《两同书》认为明君善于用贤，而暗君不善于用人。

（杨鹤皋）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