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蒙子》,三卷。唐林慎思撰。据作者自序,成于唐咸通六年(865)二月。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子书百家》本、《知不足斋》本等。
林慎思(?—880),字虔中,长乐(今属福建)人。咸通十年(869)进士,第二年又中弘词拔萃魁。授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寻除尚书水部郎中、守万年县令。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被杀。著作尚有《儒范》、《续孟子》等,现存有《续孟子》及本书。
本书自序称其钻研儒术,研精覃思,某日斋沐祷告,夜得一异梦,“明日召蓍视之,得蒙棧之观棾,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后即自号伸蒙子,并以此名著作,表示通明、发扬儒学之意。作者自谓:“予所学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尧舜禹汤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学其行乎?”
本书共三卷,作者自序:“上卷槐里辩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中卷泽国纪三篇,象三辰,叙君、臣、民之事;下卷时谕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三卷共八篇,篇下分章。上卷三篇十四章,中卷三篇十章,下卷三篇十六章。皆以伸蒙子与友人、学生的问答对话体裁发挥其思想观点。
《伸蒙子》反对妖祥、天变决定世间治乱的说法。认为“王道兴衰”的原因“非天也,人也”。并举乡里的里胥良暴会导致乡里的治乱为例,断言“兴衰系乎君人,犹良暴系乎里吏”,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对社会状况的影响(《彰变》)。并认为治理大国比治理小国容易,“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众人,力穷一身”(《辩治》)。统治者应了解民间疾苦。卷下《时喻》中指出“负樵渔者”终日劳苦而不叹息,因为苦而无告、亦已习惯,而“乘麒骥者”偶一行走就叫苦不迭,统治者所听到的只是这些人的叹息而已。“处上位者不见下民之艰,一有不快其心则吁闻天下矣。噫!岂知下民终日劳苦而无告于上乎?”
教化民众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然而后世儒者常说“今民性诈、难以教化”。本书反对这种今不如昔的说法,提出“今民易化”。其理由是“古民性朴,今民性诈”,而“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之使东西乎?土可决之使东西乎?”性诈正是容易教化的理由(《辩治》)。而且“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丱然,已有知也”,教化有知之民更易成功(《喻民》)。人的善恶可以随教化的变化而变化,“善不在柔,恶不在刚也,……人之善恶随化而迁也,必能反善为恶、反恶为善矣”(《明化》)。然而本书又认为有些恶人是无法教化的,如“桀纣不肖,犹猛虎也”,忠臣义士无法驯伏其性(《迁善》)。又如“叛民盗吏瞽聩天下,岂恩信刑法能化乎?”(《运化》)
根据上述教化理论,本书对于治国方针强调刑罚的作用。认为“治民之用恩、刑”,而恩、刑之利“以刑为最”,“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如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立,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责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利用》)。并且强调“有道之君”的刑罚可以“峻于无道之君”,指出“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虎狼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崅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欤?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虎狼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犹水火然,无道之君犹虎狼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岂不明乎?”(《辩刑》)
《伸蒙子》一书以发扬儒学为宗旨,在君与民、君与臣、教化与刑罚等这些中国传统的政治问题上,表示出了相当独特观点,对于中唐以后儒学的复兴有一定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后儒学及传统政治学术的发展。本书文字洗练,设喻精巧,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其理论的内部逻辑联系亦较紧密,在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郭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