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集

〔唐〕刘禹锡

《刘禹锡集》，又名《刘梦得文集》、《刘宾客文集》，四十卷。其中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刘禹锡撰。通行本有清乾隆三十年（1765）《四库全书》抄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仁和朱氏据宋本影印《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本、《畿辅丛书》本、1918年吴兴刘氏序刻《嘉业堂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岳麓书社2003年版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等。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又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州）。唐贞元间连登进士、宏辞二科，授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经裴度力荐，迁太子宾客，与柳宗元交谊甚深，人称“刘柳”。《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

《刘禹锡集》为刘禹锡的文集。卷一为赋；卷二至卷四为碑文；卷五至卷七为论；卷八至卷九为记；卷十至卷十六为书札；卷十七至卷十九为状、启、集纪；卷二十为杂著；卷二十一至卷四十为诗、词、乐府等。其中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是为柳宗元《天说》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的《天论》上、中、下三篇。他说：“余之友人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其目的在于彻底辨明天人关系问题。

《天论》首先提出在天人问题上的两种看法的对立：“世之言天者二道焉。”一种是“阴骘之说”，相信“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临，福必以善来……如有物的然以宰者”，坚持天是有意志的，能暗中决定人事；另一种是“自然之说”，认为“天与人实剌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是茫乎无有宰者”，坚持天是没有意志的。刘禹锡是持“自然之说”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万物之所以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的重要命题。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天是形体中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的，然而，人与天，即社会与自然的职能是不同的。如“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故“天之能”与“人之能”既是有区别，又是有联系的。人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在天与人之间交相胜、还相用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作为客观规律的“数”、“势”。“以理揆（度量）之，万物一贯也”，如“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数存而势生”。“数”表明事物运动的规律，“势”表明事物运动的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

《天论》里还批评了佛教和玄学以“空”、“无”为世界本源的论点。指出“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见耳”，绝对的“空”是不存在的，所谓“空者”其实是“形之希微者也”。认为天地万物有一个生长的过程，不是从“空”、“无”而生，乃“乘气而生，群分汇从”。因此，“无形”只是“无常形”，乃是万物在“乘气而生”过程中的一种物质表现形态。

《天论》对天命论思想的产生原因，是从社会原因和认识论根源上进行分析的。认为政治腐败、法制破坏，“是非易位”，会使人失去“胜天”的信心，“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此外，又以操舟为例，说明人们是否相信天命，在于“理明”和“理昧”，即是否认识客观规律。

《刘禹锡集》中除《天论》外，还有《问大钧赋》颇有辩证法思想。赋中提出“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认为“物壮则老，乃唯其常，否终为倾，亦不可长”。另外，书中的诗歌部分，题材广阔，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如《插田歌》、《竹枝词》、《柳枝词》等。尤其是《插田歌》以俚歌民谣的形式，通过田夫和计吏的对话，揭露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刘禹锡的诗，富有民间特色，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

（潘富恩） xRDglqItD28qxULnhU8zhiCxPf0IVoTLfZczn8ilvlQ9N9SBPwMJYRaieJjreG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