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长庆集

〔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编于穆宗长庆年间（821—824），故名。原七十五卷，至宋亡佚四卷。作者自分其诗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共三十七卷。文三十四卷。有宋绍兴本，明正德八年（1513）蓝雪堂活字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调元刻本，清乾隆三十年（1765）《四库全书》本，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等。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宋本影印，另把法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卷子和北京图书馆摄的胶卷一并印出。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今人注本有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等。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唐代思想家、文学家。白居易自幼敏悟过人，学习勤奋。精通儒学，对道、法诸家思想也颇有研究，尤以诗作著称于世。年轻时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接触和了解。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举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白居易目击宦官擅政，朋党倾轧，政治混乱，自请外出，历任杭州、苏州刺史。文宗时，曾官太子少傅。武宗初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二九有传。

会昌五年（845）白居易自撰《白氏集后记》，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后虽经兵乱，诗文有些散失亡佚，但绝大部分完整保存下来，并以《白氏长庆集》等名传世。

《白氏长庆集》的政治法律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七十五道《策林》中，这是居易为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制举而写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民为本。本书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要求当政者关心人民疾苦、照顾人民要求，“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策林》六十九）。主张顺从民欲、善政善教：“三皇之为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闻）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策林》七）。但后代的君主以己心为心，以己欲为欲，驱使天下百姓以奉他一人之心，满足他一人之欲。因此，“出令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同上）。显然，这是针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显贵一意孤行，残酷压榨人民而发的。为了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提出了重农桑、息游惰、节财用、减赋税（见《策林》十九）等主张，反映其关怀国计民生的思想。

二、刑、礼、道交相为用。本书总结自汉以来统治者以儒为主、杂取各家学说以维护统治的经验，提出了刑、礼、道交相为用说。认为法家以法治国，儒家礼乐仁政，道家清静无为，各有不同作用，对于维护封建统治，都不可或缺。“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不能禁人之恶。”（《策林》五十四）只有刑、礼、道“循环表里，迭相为用”（同上），才能使“王者之化”成功。但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时则表现出崇儒尚法、援法附儒的倾向：“是故刑行德立，近悦远安，恩信推于中，惠化流于外”，“若法坏政荒，亲离贤弃，王泽竭于上，人心叛于下。”（《策林》五十一）这种德刑并举、礼法兼用，并援法附儒的主张，正是长期以来儒法合流、礼法结合总趋势的反映。

三、法令贵一。本书揭露了唐代司法中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由于法令不统一，司法官吏定罪量刑“重轻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策林》五十六），以致形成司法混乱的局面。并详细地分析了法令不统一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然则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由令不一也，非独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盖谨于始，慢于终，则不一也；张于近，弛于远，则不一也；急于贱，宽于贵，则不一也；行于疏，废于亲，则不一也。且人之心，犹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策林》十三）统一法令，必须保持法令的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晨行暮止；同时在执法中必须做到不分贵贱，不别亲疏，一断于律。

四、理大罪，赦小过。针对唐代司法状况，认为要人民有“悦服之心”，必须实行理大罪、赦小过的原则。“圣人在上，使天下畏而爱之，悦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过也。……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则天下之心，爱而悦之矣。刑其大者，义也。义以纠之，则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策林》五十七）所谓“理大罪”，主要是针对藩镇和长吏，他们权大势重，横行不法，谁也不敢触动。所谓“赦小过”，主要是针对小官吏，他们权轻位卑，即使只有小过小错，却要受到惩罚或诛杀。当时用法状况是“纠察之政，急于朝官，而宽于外官；惩戒之刑，加于小吏，而纵于长吏。是则权轻而过小者，或反绳之；寄（托付）重而罪大者，或反舍之”（《策林》四）。因此，力主对藩镇、长吏的大罪必须绳之以法，而对于小吏的小错小过可以赦而不问。这才是真正的开明仁义之政，才能使天下人“畏爱悦服之化，暗然而日彰于天下矣”（同上）。

五、预防犯罪。本书继承并发挥了前人“富而后教”和“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想，认为人们衣食丰裕，而后礼教能奏效，礼行教立，而后刑罚可措而不用。奸宄并兴，刑狱增多，“虽则暴君淫刑，奸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贫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观之，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也；教之废兴，系于人之贫富也。圣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众；不患教之废，而患人之贫。故人苟富，则教斯兴矣；罪苟寡，则刑斯省矣”（《策林》五十三）。说明一个朝代刑罚繁省，取决于犯罪多少；犯罪多少，又取决于人民生活的贫富。贫穷是犯罪的根源。还指出“盖人疲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阙”（《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策林》二十一），这种分析是颇为大胆而深刻的。至于如何消除犯罪，止狱措刑，所提办法是：“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使人内乐其生，外畏其罪。”（《策林》五十五）虽然这只能是一种设想，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

通观《白氏长庆集》，充满匡时济世的精神。其政治法律主张，颇能切中时弊，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握军要者切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杨鹤皋）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