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三篇。唐李翱撰。成于贞元十六年(800)。载于《李文公集》卷二。通行本有明海虞毛氏汲古阁刻《三唐人文集》本、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清乾隆三十年(1765)《四库全书》抄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等。
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贞元进士,授校书郎。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为韩愈侄婿,从韩愈学古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政治上敢于抨击弊政,触犯权贵,直言不讳。追随韩愈,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己任。认为佛教徒“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饮食充”,“以夷狄之风变乎诸夏,祸之大者也”(《去佛斋》,《李文公文集》卷四)。但哲学上深受佛学影响,糅合儒、佛思想。认为《中庸》中的“性命”内容是孔孟思想的精华,俨然以《中庸》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他认为佛教有一套成“佛”的理论,儒家也应有一套成“圣人”的理论,于是“以佛理证心”(《与本使杨尚书请停修寺观钱状》,《李文公文集》卷十)以佛教的心性理论充实儒家的心性学说,从而形成一套“复性”学说。著作有《李文公集》。《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七有传。
《复性书》是一部论述有关复性学说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上篇:主要论述性与情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为什么要写作《复性书》的缘由。
(一)开篇就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就如同水浑浊,其流就不清;火生烟,其光就不明;情太显露,性就不充实。说明圣人与凡人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圣人之性未为情所惑,而凡人之性则为情所惑。
(二)说明“性与情不相无”,即互为依托的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藏于内,情形于外,二者既有差别,又是相互关联的。
(三)说明为什么要灭情复性。“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和其中者也。”这是说,性善是天赋的,圣人得到了它,所以聪明。情是性的变动,老百姓之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因为他们沉溺在经常变动的感情欲望之中。性是纯粹至善的,情是惑性害性的,因此要灭情复性。
(四)要复什么样的性呢?就是要复“圣人之性”。因为圣人之性是“至诚”的,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由于“能尽其性”,就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仅可以治国平天下,而且可以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合其德”。
(五)为什么能复性呢?因为“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所以只要制礼作乐,使人的“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就能做到“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所谓性命之道又是什么呢?“道者,至诚也。”子思得其祖孔子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遭秦火后,《中庸》仅留存一篇,而后世教授《中庸》的人,却只知师承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而不注意其中的性命之学。学者由于不明性命之学,所以皆入于庄、列、老、释。“剥也必复”,李翱自谓得儒家性命之道的真传,因此要写《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
中篇:就人们对如何复性的九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中心是如何排解情欲,恢复善的本性,并提出了怎样成为圣人的修养方法:第一步要做到“弗虑弗思”,内心去掉思虑进入虚静的“斋戒”状态;第二步进而认识到“本无有思”,内心进入“动静皆离,寂然不动”的“至诚”状态,通过“不动心”的修养方法就能“复性”成为“圣人”。
下篇:说人的生命短暂,应努力进行道德修养。“终同志于道法,犹惧未及”,这是人之异于禽兽虫鱼的根本区别,人“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以进一步说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复性书》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有性和情两方面,“人之性皆善”,性是善的;而“情者,妄也,邪也”,情是恶的。普通人的性为七情所掩,若能灭情复性,就能成为圣人。《复性书》以孟子的性善说和《中庸》的“诚”为理论依据,认为做到“至诚”,就达到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性者,天之命也”,人性是天赋的。就这点来说,李翱与韩愈是相同的。但李翱就韩愈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韩愈主张“性三品”,而李翱则认为“人之性皆善”。韩愈没有以情为恶之说,而李翱则以情为恶,“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韩愈认为七情合乎中道即为“圣人”,而李翱则认为要彻底摆脱情欲的束缚,才能成为“圣人”。韩愈追求的是仁义本性,而李翱则把“清净”本性看作仁义道德的基础。可见李翱的《复性书》是吸取了佛教的理论,特别是禅宗“见性成佛”的观点来建立自己的人性理论的。佛教教人如何超凡成佛,《复性书》则教人如何超凡成圣。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李翱则认为人人皆有善性,人人皆可成圣。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性,成佛之途只在于恢复本性;李翱认为性为情掩,成圣之途只在灭情复性。佛教要求人们断绝一切情欲,提倡禁欲苦行;李翱把情欲看成邪恶,也提倡灭情去欲。佛教反对理性,宣扬神秘的直觉;李翱也反对视听等正常的认识过程,宣扬“昭昭然”的“不极之明”。佛教把佛性描绘成完美无缺、无所不包的真理;李翱则把圣人之性吹嘘成能烛照天地、赞化万物的最高道德。李翱吸取了佛教神学的思想,来完善儒家的心性学说,企图加强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以对抗佛教信仰的威权。
《复性书》宏扬《中庸》的性命之学,开启了宋代理学家大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是未发”与“善是已发”,以及“心统性情”等命题。因此可谓是宋明理学的先声,受到理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洪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