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唐〕韩 愈

《原道》，一篇。唐韩愈撰。旧注谓此文写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以前。这一年，韩愈三十八岁，他在《上兵部李侍郎（巽）书》中说：“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既称旧文，则应写作于三十八岁以前。近人童第德提出异议，但谓“确年不可考”，载于《韩愈集》中。通行本及作者生平参看“韩昌黎集”条。

《原道》是一篇论述儒家道统说的文章。篇名中的“原道”，是探求道的意思，而这个道乃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是韩愈为了与佛教、道教的“祖统”（又称“法统”）说相抗衡，而特地提出来的论题。

《原道》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道就是仁义，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它表现在人伦日用多个方面：“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前四条规定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后三条讲吃、穿、住，使人对儒学产生亲切感，并与佛老出世哲学相对立。韩愈又把道称为“天常”即天伦，就是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说明，韩愈的道就是仁义，就是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也就是儒家之道。

韩愈认为，儒家之道与道家、佛教之道存在根本区别。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区别在哪？韩愈认为：“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韩愈把道说成“合仁与义”，老子把道说成“去仁与义”，这就是区别所在。至于佛教，则主张“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仁与义。儒家之道与道家、佛教之道根本区别的具体表现，在于前者主张有为，后者主张无为。韩愈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后，马上指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相反，道家与佛教都主张“外天下国家”而“治其心”，这种“灭其天常”之举，就是无为。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佛教追求“清净寂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可见，道家、佛教之道都是无为的，与儒家之道“将以有为”当然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原道》提出了一个“先王之道”的“道统”，这是它的主要内容，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也在此。韩愈认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信奉杨墨、佛老的人，必然以之为主而附之，以儒家为奴而诋毁之。一些佛老之徒甚至胡诌：“孔子，吾师之弟子也！”对此，韩愈当然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他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祖统”，虚构了一儒家“道统”，用以对抗佛老。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这个道统，就是儒家仁义道德思想的传递系统，它由尧开其端，在时间上大大早于佛老，为华夏正统思想，比佛老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只是传到孟轲中断了。荀况、扬雄虽然卫护这个道统、批评老庄，却都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没能击中老庄要害、卫护儒家的真谛。但是，这并不是说儒家道统后继无人了。韩愈认为，这个后继者就是他自己。他说：“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重答张籍书》）“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以儒家道统继传者自居的韩愈，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消灭由于佛老泛滥所造成的社会“穷且盗”现象。他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鉴此，他主张彻底排除老佛，特别把矛头指向佛教。在《谏迎佛骨表》中，他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举例说，从黄帝到汉明帝前，中国没有佛教而“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而汉明帝后，“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特别是三度舍身于佛的梁武帝“饿死台城，国亦寻灭”，这说明“佛不足信”。主张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极端政策，以此达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重新树立儒学权威。

第三，《原道》提出并论证了“圣人”史观。韩愈认为，历史是由圣人创造的，没有圣人就没有人类，当然也就没有人类历史。他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新唐书·韩愈传》说“《原道》……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六经云”，“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北宋理学家石介说：“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原道》题注引）二程说：“《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注引）当然，不同评价也是有的，如苏轼在肯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同时，又批评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韩愈论》）

（陈增辉 洪 波）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