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集

〔唐〕韩 愈

《韩昌黎集》，又名《昌黎先生集》、《韩文》、《唐韩昌黎集》等。唐韩愈著。现存的主要版本如下。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宋朱熹考异，宋王伯大音释重编。为现存最早校本。有元刻闽麻纱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本（流传最广）。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宋魏仲举辑注。书前列举评论诂训音释者三百六十家，为一种较全的集注本。有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本。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宋廖莹中辑注。有宋廖氏世彩堂刻本、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的缩印《四部备要》本（流传较广）。四、《韩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集》一卷。明游局敬辑注。有明嘉靖南平游氏刻《韩柳文》本。五、《唐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有明蒋之翘辑注、明崇祯安国谟刻《韩柳全集》本。六、《韩昌黎文集校注》，《文集》八卷，《文外集》二卷，《遗文》一卷，《附录集外文》三篇，《集传》一卷，近人马通伯著，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及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七、《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今人钱仲联著，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及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本。八、《韩愈全集校注》，今人屈守元等著，有1996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排印本。九、《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今人刘真伦、岳珍著，有201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西）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其先世曾居昌黎，故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三岁父母双亡，依寡嫂成人。少习六经，博览百家之书。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任监察御史，与柳宗元、刘禹锡结友，想实行儒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以直言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永贞元年（805）赦还，迁江陵掾曹，赴任途中在湖南彬县撰写了被称为“五原”的论文（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以尊孔孟排异端相号召，主张复兴儒学、扶树名教。后曾任国子博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等。元和十四年（819）上《论佛骨表》，谏阻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奉，被贬为潮州刺史，又移为袁州刺史。后曾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谥号文，世称韩文公。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提倡忠君，主张除弊抑暴、礼法兼治、维护成法，反对当时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在哲学上，尊儒反佛、道，构造儒家的“道统”说，阐扬《大学》的“修齐治平”；提出“性情三品”说和“一视同仁”说；信天命和鬼神，主张祭天祀祖；强调历史由“圣人”安排造就。在教育和学习上，提倡勤奋和独创，重视师道。在文学和美学上，提出“文以明道”说和“不平则鸣”说等。反对六朝以来骈俪文风，提倡直言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思想对宋儒及后人影响极大。事迹见载于《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宋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

《韩昌黎集》为韩愈作品的总集。有《文集》四十卷，卷一至卷七为赋、古诗，卷八为联句，卷九至卷十为律诗，卷十一至卷十四为杂著，卷十五有书启，卷十六至卷十八为书，卷十九为书序，卷二十至卷二十一为序，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为哀辞、祭文，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五为碑志，卷三十六为杂文，卷三十七为状，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为表状。《外集》十卷，包括赋、歌、议、书、序、对、记、祭文、牒、实录、传、碑、联句、诗等。《遗文》一卷，包括联句、诗、记、书、墓志、启、状、疏、题名等。

《原道》、《论佛骨表》、《读荀》、《处州孔子庙碑》、《与孟尚书书》、《省试颜子不贰过论》等，主要反映了其道统说和历史观。反对佛、老，构造儒家的“道统”以对抗佛教的“祖统”，强调儒家思想在时间上早于佛、老，为华夏正统。提出儒学的宗旨即“道”，有一个代代相传授的系统，最早从尧开始，“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神化孔子，认为“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处州孔子庙碑》）。推崇孟子，认为孟子的儒学思想纯粹无疵，“醇乎醇者也”（《读荀》）。强调有志于传儒家之道：“韩愈之贤不及孟子……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斥佛、老弃仁义、尚虚无、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提出“圣人”安排造就了历史，古时“圣人立而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原道》），驱除禽兽，发明衣、食、房、器、药，制订礼乐刑政，断言“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同上）。

《原性》主要反映了其“性情三品”的人性论。认为“与生俱生”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人性即仁义礼智信，它们在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认为“接于物而生”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与性相对应，亦分上中下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

《原人》、《送浮屠文畅师序》等主要反映了其“一视同仁”的道德谕。将博爱与亲亲结合起来，提出“圣人一视同仁，笃近而举远”（《原人》），认为儒家“道统”即仁义道德的传统思想，仁与义要施于中国，及于“夷狄禽兽”，但仁与义的施与要“亲亲而尊尊”（《送浮屠文畅师序》），由亲及疏。

《原鬼》、《与卫中行书》、《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答陈生书》、《海南神庙碑》、《感二鸟赋》等，主要反映了其天命论和鬼神说。信天命，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人生由命非由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答陈生书》）。但也有“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上考功崔虞部书》）的疑问。肯定鬼神的存在，认为“无声与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原鬼》）。鬼神有赏罚能力，出现违天逆伦之事时，则“鬼有形（一作托）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同上）。主张祭天、祀祖，提出“治人以明，事鬼以诚”（《南海神庙碑》）。

《杂说》、《师说》、《进学解》、《答刘正夫书》等，主要反映了其学习和教育思想。提出要善于识别和培养人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重视师道，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师说》）又主张学无常师，认为“圣人无常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同上）。提倡勤奋和独创，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强调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章句，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

《上襄阳于相公书》、《答刘正夫书》、《答刘秀才论史》、《答李翊书》、《答尉迟生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题哀辞后》、《送陈秀才彤序》等，主要反映了其文学和美学思想。提出“文以明道”说，认为文章要反映事理，“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文章言语，与事相侔”（《上襄阳于相公书》）。主张吸取前人成果又创新自立。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反对因袭模拟，强调“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说，认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提倡“搜奇抉怪”，表现出尚怪的审美情趣。

《韩昌黎集》对儒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诗文在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文学和美学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有关《韩昌黎集》的研究，主要有宋朱熹撰《原本韩文考异》十卷，宋方崧卿撰《韩集举正》十卷，清陈景云撰《韩集点勘》四卷，清沈钦韩撰、清胡承珙订《韩集补注》一卷，今人童第德《韩集校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年），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

（于鹏彬） 3qOXBXipZ9SKE1xn7ry40AujE0ZwU0NeqnX5afAXAq++NNqDxG4F4wSpJXCES1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