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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一篇。唐柳宗元撰。载于《柳河东集》。通行本及作者生平参看“柳宗元集”条。
《封建论》是一篇阐发郡县制的优越性、抨击恢复“封建”制思潮的文章。这里的“封建”，是指周代以来“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而不是现在说的封建社会制度。文中，柳宗元既把“势”与“神”对立起来，又把“势”与“圣人”对立起来，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既不受命于神，也不是由圣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生人之意”造成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封建论》运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道理。指出：“生人之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就是说，在人类的早期，有一个与野兽相近的原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为了觅取生活资料，“近者聚而为群”以假物（获取物品），但“假物者必争”，且“争而不已”。于是有“能断曲直者”出，产生了最早的领袖人物，进而产生了国家、刑法、政令，形成了“自天子至于里胥”的分封制。可见，“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势”，是指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柳宗元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种由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决定的分封制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圣人也“莫能去之”，说明它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必然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果说，由“生人之初”发展到“封建”制是“势”之必然；那么，周朝的“失之在制”的历史事实，说明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同样是“势”之必然。
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柳宗元从周、秦、汉、唐的历史分析中，阐明了两种制度的得失：周初的分封制，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封制暴露出“尾大不掉”的弊病，致使西周东迁、东周灭亡，“周之败端，其在乎此”。有鉴于此，秦朝“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即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收到了“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奇效，这是秦制“所以为得也”。那么，秦朝又何以会二世而亡呢？柳宗元认为，原因在于秦“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迫使百姓揭竿而起，但却只“有叛人而无叛吏”。可见，秦亡的真正原因是“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朝统一全国后，纠正秦朝废除分封制的错误，重行周朝的分封制，“立宗子，封功臣”；但是，仍然“郡邑居半”。在分封制与郡县制各占其半的汉朝，后来出现了“有叛国而无叛郡”的情况。“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柳宗元在用史实说明了周朝“失在于制”和“秦制之得”的道理以后，又驳斥了那种为分封制辩护甚或为恢复分封制造舆论的观点。
一是分封的王侯必能“私其土，子其人”，而郡县的守宰只“思迁其秩”。对此，柳宗元驳斥道，周朝分封的王侯能“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周“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实行郡县制，但又不把权力交给郡县；有治理百姓的大臣，又不让守令擅权，这些都是对的。但是，秦朝刑法残酷，劳役繁重，使万人仇视。可见，秦朝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朝是分封、郡县各占其半，天子政令只能行于郡县，不能行于封国。对封国内的王侯的胡作非为，朝廷无能为力；而在实行郡县制的地方，则能做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从而使社会得到治理，获得安定。后来，汉朝出现叛乱时，只是“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吸取汉朝的教训，“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完全实行了郡县制。柳宗元根据历史的经验断言：“其不可变也固矣。”
二是夏、商、周、汉实行分封制政权延续时间很长，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时间短促。对此，柳宗元反驳道：这是无知妄说。事实是：魏晋实行分封制都很快灭亡了；而唐朝“矫而变之”，实行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这与分封制又有何相干？
三是殷周两朝都是圣王，并未改变分封制。对此，柳宗元反驳道：殷周两代借分封制安定国家已成习俗，不革其制“是不得已”。而这个“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秦废分封制而行郡县制，从制度本身讲，是大公无私的；当然，其动机是出于私心，想巩固个人的权威，想使天下人臣服自己。但无论如何，“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只有在“公之大者”的郡县制下，才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改变分封制时“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的不合理状况。
《封建论》作为一篇出色的政治哲学论文，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北宋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东坡外集·秦不封建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增辉）